冰火两重天：张伯苓去世后的两岸纷争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冰火两重天：张伯苓去世后的两岸纷争

冰火两重天：张伯苓去世后的两岸纷争// //

（▲1951年2月26日，《天津日报》刊登黄钰生代笔、经张伯苓生前认可的遗嘱。图片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摘要：张伯苓去世后的新闻报道、纪念规格、遗嘱真伪、一生评价，国共两党都盖上明显的政治烙印，服务各自的政治立场。

作为“康梁时代的人”（周恩来语），张伯苓在两个政党、两个国号、两条道路、两个命运的决战中，无论生前逝后，无论主动被动，都备受关注。他去世后的新闻报道、纪念规格、遗嘱真伪、一生评价，国共两党都盖上明显的政治烙印，服务各自的政治立场。

首先，海内外报道冰火两重天。

大陆反应冷淡，只有《天津日报》于1951年2月26日刊载黄钰生代笔的遗嘱，题为“前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又刊载他三位儿子的一个79字“哀启” 。其他大陆新闻媒体沉寂一片，无任何综述、评论、纪念，更谈不上深度报道。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也未公开披露。

海外却热乎不已。港台、美国等地报刊、通讯社深入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刊发专题纪念文章，称其“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家” 。

其次，纪念规格冰火两重天。

4月8日，张伯苓逝世后44天，才由张的朋友和学生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一个小型追悼会，未公开报道。大多数人仍在观望，怕受政治株连。与会者只有350人左右，无高层官员， “老年人多，青年人少，穿长袍、西服的多，穿干部服的少（约10人）” 。

南开大学校委会主席杨石先、秘书长黄钰生、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文学院院长冯文潜、教务长吴大任、生物系主任萧采瑜、化学系主任邱宗岳、会计统计系主任丁洪范、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司徒月兰、经济学院教授袁贤能和杨学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等参加追悼会。

还好有周恩来领衔组成的治丧委员会。 “同学们发起追悼会，周恩来校友领衔。出殡之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奉周总理之嘱托，送来花圈。 ”（黄钰生《关于张伯苓先生遗嘱的真象》）

追悼会结束后，天津市委统战部在送天津市委的一份报告中称，整个追悼会显得零落、寒伧，不热烈也不悲壮，会场显得很冷清，零零落落的，参加追悼会的人感觉这个会“规模小了些” 。（周利成《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最后岁月》）

台湾当局的纪念格外隆重，而且比大陆办得更早。 2月27日，蒋介石获悉张伯苓病逝，在日记中写下“痛悼无已” 。 3月31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北为张伯苓举办追悼大会，蒋介石亲写挽联“守正不屈、多士所宗”以志哀悼。（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0卷，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3年版，第53、89页）公祭时，国民党政要集体出席，蒋介石亲致祭文。

第三，遗嘱的“真伪之争” 。

张伯苓第二次中风后，不能说话，但听力可以，意识清醒。据甄光俊考证，经南开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提议，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按照张伯苓的口吻，和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清常逐句逐字地斟酌了一份遗嘱。

黄钰生来到张伯苓床前，放慢语速读代拟的遗嘱，每念完一段，张伯苓都点头同意。听完全篇，他挑起大拇指，表示赞赏。在场者有张伯苓夫人、儿子锡祚夫妇、儿子锡羊的爱人。锡羊的爱人还大声问张伯苓：“您说写得行不行？”张伯苓又一次挑起大拇指。因为当时张伯苓的手已不能握笔，这个遗嘱上没有张校长的签字。（甄光俊《张伯苓遗嘱真相》）

1976年，台湾南开校友编印《张伯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出现伪造的《张校长伯苓先生遗嘱》。主要破绽有二：其一，张伯苓行伍出身，好用大白话，从来不用骈体，但“遗嘱”里有“惟始皇阴狠，秦廷终于覆亡；巢闯跳梁，沐猴宁能成事”之类骈体；其二，张伯苓1951年2月14日中风，八天后手已不能动作，伪造的“遗嘱”注明日期是“民国四十年二月二十二日” ，竟然有张伯苓“签字” 。

1980年春，民盟天津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小组访问黄钰生，核实此事。黄澄清：“我是张伯苓先生的学生、多年的同事，又是张校长遗嘱的起草人，我有责任说明事实真相。 ”

第四，两岸评价冰火两重天。

台湾南开校友纷纷以纪念集、悼文、传记和专著等，肯定张伯苓的办学功绩。此后，每逢张伯苓逢十诞辰，台湾都要举行纪念会。

但他的名字在大陆有一段时间成了“忌语” ， “张伯苓就像一颗流星，倏忽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创立的南开也面临一系列冲击和调整：校歌销声匿迹，紫白色的校色久违于校园，校训成了历史的陈迹；私立的天津南开中学、天津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均被收管，分别更名为天津市立第十五中学、第七女子中学和重庆市立第三中学；1952年院系调整，拥有文、理、工、商四学院的综合性南开大学，萎缩成仅有9个系的文理科大学；当年接收“敌产”而扩展的三处校园，又缩回旧有的八里台一块校址。（梁吉生、张兰普《张伯苓画传》）

南开大学各院系批判张伯苓的调门日益高涨，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其办学是搞改良主义”之类不实之词、诛心之论。

有的单位要求教师逐一表态，批判过程中出现不易理解的问题则派出工作组专门加以辅导。一些老教职员即使发出“不和谐之声” ，也迅即淹没在一片政治声讨的批判之中。 1960年，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更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司徒允《逝去的大学｜张伯苓之后，再无南开》）

（【山水微言·241】。本文为《“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史评之七》连载第30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