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纪事：蒋先生统一财政，宋哲元无路可走（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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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自从大清朝时候起，中国同列强就签了一系列要命的合同，主要体现在关税、领事裁判权、租界三个方面，其权力都被洋人拿走了。

所以在这三根套索约束下，中国的财政被控制了，洋人可以为所欲为，还形成了大批无法治理的国中之国，就是租界。

蒋先生一边收拾各路军阀的时候，这边他的小舅子宋子文等人也没闲着。

通过不断的努力，国民政府终于克服了重重阻力（主要是东边这个邻居小日本太坏），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在当时国力赢弱的条件下能办成实属不易。

从此国民政府拥有重要的海关税收，有了稳定的税收支撑再也不用找洋人借钱过日子了。

收回关税权后，紧接着南京又开始研究领事裁判权，争取让外国人在中国也服从中国法律，终于通过了一部《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

虽然实施的时候还会束手束脚，但至少有个活动规则了，外国人在中国就不能再无法无天了，以中国当时的实力和地位，能做到这几步，已经可以说是很不容易了，算得上是超水平发挥。

宋子文不愧是理财能收，南京政府的财政工作也做得很到位。在他的努力下，南京中央改组了四大中央银行，发行“法币”作为流通货币，大力稳定金融市场，并裁掉了太平天国时设立的厘金制度。

从此全国开始统一使用法币，商品流通变得顺畅，市场经济需要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市场，交换才能比较容易地进行，以中国这样的国土和人口，实行市场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远非东边的小邻居能比拟的，半个世纪以后，有一位伟人终于把中国有带到了市场经济的轨道，这是后话不提。

银行改组以后，实现了自由兑换，脆弱的经济逐渐恢复元气，荒凉的城镇重新聚集人口，一切都开始走向正轨，号称民国的黄金十年开始了。

当然，国民政府也不完全是一帆风顺，也有很难解决的难题，至少对蒋先生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第一个困难是国民党的基层建设工作。

自从一九二七年同另一个党分家后，蒋介石把基层党员几乎杀得精光，几十万国民党员也被当成G党嫌疑分子一扫而空，并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不停地相互洗牌，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国杀。

例如安徽省一年时间里党部变了五六次，浙江则变了三四次，每变一次都要抓一批“G党” ，弄得遍地鸡毛。

在永无休止的内斗和折腾下，国民党不停地把自已弄得元气大伤，基层党部天天吃闲饭、办闲事，终于一点控制能力都没有，只能照章画圈。

为了杀光另一个党，蒋先生竟然一劳永逸地把自已的精英几乎杀得精光，而一个动辄屠杀自己党员的政党，当然是不会有凝聚力的。

从此党务问题只剩下拉拢、收买和利益交换，根本谈不上精神发扬，而政府的司法、贪污等弊病也无法解决。对自已这块短板，蒋先生心里相当有数。

没有凝聚力的政党，还不如一个黑帮。为了解决清党的遗留问题，蒋老大决定，要努力向黑帮看齐，成立各种特务组织和集权团体，用来监视政敌、控制思想，保证大家在高压下信服自已、也只有自已可信服。

枪杆子里才有政权。在强大的国民革命军面前，党务问题只是小事，但另一件事就严重得多了：为了让各省支持中央，蒋介石答应，土地税可以划给各省自行管理。

土地税政策，是一个很失败的政策，一切失败都是源于经济的失败。

蒋老大当政的民国时代，土地农业占百分之六十五的国民总产值，土地税归地方，就是说国库里六成五的钱都操纵在地方诸候手上。

国民政府放弃土地税，也就失掉了最重要的农业资源支配权，几乎是等于说，国民政府失掉了解决土地问题的能力。

从理论上讲，一个人只要努力种田，就能收获比他消耗要大得多的粮食，所以农民应该是最不发愁吃饭的人才对。

但事实上不管是哪个朝代，农民都是最发愁吃饭的人，因为他们种的粮被人拿走了。拿走粮食的人从前是地主和朝廷，现在是地主和军阀政府。

农民们没有自已的地，种的粮食不够自已吃，等家人都纷纷挨饿的时候，就会起来造反，一个个朝代就是这样兴起又灭亡的。

蒋先生当然从小是读过书的，深知这些预兆不妙的故事，但轮到他坐在主席台中央的时候，还是不得不重复历史。

因为得罪农民是不要紧的，后果是不严重的，即使饿死几万农民也没有关系，只要有军队镇住局面就可以维持；而如果得罪利益集团，军队立刻就会不稳。

当然，蒋老大也派过几个专家，试着搞过土地问题的解决试点，想靠地主去教育和开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

这种不知所云的做法自然不会有效果，农民们都非常失望，不过蒋介石并不在意。

失望就失望吧，那些人不过是些农民而已。蒋老大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就是如何防止张学良坐大华北、威胁中央。

在这个问题上，他早就有自已的安排，那就是收编西北军的残部去牵制张学良，并且未雨筹谋地找好了工作对象，或者说，有人主动送上门来。

当张学良的东北军从山海关长驱直入时，宋哲元正在痛苦中挣扎。

前线已经束手无策，回西北的路也被杨虎城切断，可恶的阎锡山看到势头不妙，不仅逃回山西，还把黄河上的渡船也收走了，不让西北军进自已的地盘。

宋哲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几条小船逃过黄河，大部队却只能留在对岸，听天由命。

陆陆续续收容了一些残兵，宋哲元重新拢到几百号人。他没有地盘，没有番号，也没有军饷，除了上山当土匪，似乎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打了几十年的仗，吃了数不清的苦，最后落得如此凄惶的下场，宋哲元万念俱灰，只想大哭一场。

实在挺不过去，他决定找个兄弟交待一下，说完话就离开心爱的部队，该干啥干啥。

宋哲元找的人，是西安军法处的一个处长，叫萧振瀛。

作为一名民国军人，萧振瀛有着同何成濬类似的特长，就是交际。

不管是什么人，同他说上几句话，马上就觉得如沐春风，不用多久就会想跟他拜把子、认兄弟，据说他家里的兄弟帖多得要用车来拉。

身为交际奇才的萧振瀛不象何成濬那样吃喝玩乐，而是老老实实地守西北军的本份，不贪污、不近女色。

但他还是不招冯玉祥喜欢，因为他清党时不肯乱杀人，冯玉祥十分恼火，想杀萧振瀛立威，结果萧处长的面子很大，西北军元老都来求情，最后只好放人了事。

人虽然放了，萧处长的前程却也到了头，他从此不受冯玉祥待见，一个人在西安闲置。

冯玉祥不知道的是，他把萧振瀛凉到一边，对萧振瀛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是他少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因为萧振瀛不光擅长交际，还十分懂政治。

换句话讲，他是搞政治外交的好手，冯玉祥的气量狭窄，只是害了自已，却无损萧振瀛的才华。

当西北军全盘崩溃、宋哲元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萧振瀛。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明日文章！

（张老师海外聊史公众号：HISTORYCA ，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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