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了历史却不见容于本部族，北魏孝文帝汉化引发后三国时代灾难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排除重重阻力，将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至古都洛阳。他改汉姓、断胡语、易户籍、变服饰、立门阀，硬生生将鲜卑部族改易为与汉族相差无几的民族。孝文帝的汉化举措推动了民族融合、复兴了华夏文明，为华夏民族增添了活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数百年分裂胡化潮流毕竟惯性太大，孝文帝的改革顺应了历史，却不见容于本部族。相当一部分北地胡人并不支持汉化政策，这种阻力自始至终存在，并在孝文帝去世后不久，演变孕育出毁灭国家的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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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点首先发生在官制上。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其中一项具体措施是改定祖庙。北魏立国时，把鲜卑部族先世28位酋长、大人尊奉为帝。这种办法反映着鲜卑诸部共享政治利益的本能需求，是鲜卑部落制长期以来成果性的运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鲜卑诸姓理论上都可以远追姓氏都是一笔糊涂账的先帝，跻身王侯贵族之列。孝文帝改制后，祖庙28帝减少为7帝，太祖定为道武帝拓跋珪，并专门下旨不是拓跋珪子孙和异姓封王者，皆降爵为公，原封公、侯者都降一级。这么一来，宗室政治圈子把除了拓跋氏之外的鲜卑贵族都排除在外，这毫无疑问地激化了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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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士人都以为看到了复兴魏晋门阀政治的希望，一厢情愿地按照孝文帝确立的职司有分、文武分途原则，进行改易官制的深层次努力，而这些怀揣着美好政治愿景的士人们，远远没有看到鲜卑贵族特别是武人们的愤怒之火。神龟二年（519年），官制的矛盾终于酿成了大乱。汉人名士、光禄大夫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书言事，建议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孝文帝时代确立的选官制度，使汉化政策更加制度化。毫无疑问，如果这样执行的话，精于经史、善于铨选的汉人士子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与此相反，代北迁来的鲜卑武人将进一步被限制和压缩上升渠道，特别是级别较低的武人，被门阀和选官这两套制度压制到社会底层，这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道奏章顿时引发洛阳鲜卑武人的强烈抵制。在京羽林卫士们为了维护阶层权益，聚众数千人发动暴乱，他们先是到尚书省进行打砸烧，要抓住张彝的儿子讨要说法，后来又转到张彝的住宅，痛殴张彝，烧死长子张始均。这些人要么是鲜卑勋贵的子弟，要么是平城迁来的鲜卑军人，可以说是官制改革牺牲品的代表。朝廷对这起暴乱事件的深刻原因心知肚明，不敢大规模究治罪责，只杀了8名带头的羽林兵草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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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事件反映出北魏统治层面政治能力的欠缺，他们对深刻的统治危机和社会矛盾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只能坐观矛盾加深。朝野上下莫不议论纷纷，对皇帝和重臣的无能感到失望。张彝事件的影响很快延伸波及至六镇。张彝事件发生后，六镇淤积的怨气像野火一样，哄然燃烧起来。北魏中央禁兵在镇压六镇起义的过程中屡遭失败，其主力基本被摧毁，最终导致惨烈的河阴之变，酿成不可挽回的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