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之争时的刘邦手中有哪两支精锐骑兵？

尽管在战国时代史书中对于各国骑兵数量和骑兵的战场使用多有记载，但是具体如何编制和兵役选拔则并没有记录，使得我们只知其存在，而不知其所以然。

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六韬·犬韬·武骑士》中，记录了“骑士”选拔的标准：武王问太公曰：“选骑士奈何？”太公曰：“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以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等，能驰骑彀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不可不厚也。 ”

“骑士”身高的标准为7.5尺，前述周尺为23.1厘米，即173.25厘米，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中的“骑兵俑”实物对照，身高符合标准，不过考虑到兵马俑本身制作就高大，并不能说明上述记载就是秦朝的确定制度。

另外一个标准是年龄，即40岁以下，应该也与当时骑兵装备的限制有关，无马镫、低桥鞍的战马，越野驰骋，骑乘射箭有很大的危险性，对于体力和马术要求均较高，在当时的寿命、健康条件下， 40岁以上已经属于中年—老年分界，莫如稳妥。

《六韬》有考证为齐威王时作品，但很难证实，不过从内容、措辞来看，应为战国之后的文字，当无疑问，其中谈到的“骑士”、“武骑士” ，至少可以作为“称谓名词”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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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世史料中，关于“秦骑士”的信息最多的，并非“秦军” ，反倒是楚汉争雄时代的“汉军” ，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后闻沛公将兵略地陈留郊，沛公麾下骑士适郦生里中子也，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

也就是刘邦还没入关中时，略地陈留，麾下已有“骑士”名“适” ，还能得到刘邦时时的咨询和要求推荐人物，说明，骑士在刘邦军中地位不低。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 “骑士”明显不是秦汉骑兵的全部，《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记载：复以中谒者从降下砀，以至彭城……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原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 ”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於荥阳东，大破之。

也就是说， “郎中骑兵”一直到“彭城之战”后才因为“楚骑士”大量投奔汉军，才得以建立有“左右校尉部”（秦汉骑兵编制为“二二制”或“二五制” ，即一“校尉”辖二“千人” ，或一“校尉”辖五“千人”）规模的“大作战编制”的“郎中骑兵” ，其实际领兵的将领，还是“故秦骑士”李必、骆甲。

“骑士”除了上文中《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的“李必、骆甲”之外，在《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中都没有出现，而仅有的制度性“车骑”征发还很晚，已经是汉高帝十一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叛时，见《汉书·高帝纪》：上乃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霸上。

联想到汉初有多人被任命为“车骑将军”的记录可知，此时的关陇、巴蜀，虽然是汉王朝的腹心郡县， “车骑”多为统一使用，而“骑兵”在数量上，恐怕也和“材官”类似，只有不大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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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上文中的“郎中骑兵” ，分为“二校尉部” ，哪怕是“一部五曲” ，上限也不过10000骑，而若为“一部二曲” ，则上限只有4000骑，实际上或许更少，而且，以投靠汉军的“楚骑”为主，而非“秦骑士” 。

而上郡、北地、陇西和巴、蜀、内史都属于秦国腹心， “车骑”、“材官”才“发”出了30000人，以至于汉高帝平叛出兵，都没有用“关中之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征诸侯兵，上自将以击布。

也就是说，刘邦用了“刑徒兵”和“诸侯兵”出征，而作为首都安全底线的长安“屯兵” ，却只凑出了30000人。

我们之前谈到过，秦二世“尽征天下材士”才得50000人，而“陇西、北地、上郡” ，其实已经是“关中”所有的边郡骑士产出地，可见，材官、骑士、车士在秦末大乱之后，已经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了。

更重要的是，这段记载中提到了一个词：“上乃发” 。

也就是说，无论是材官、还是骑士，或是中尉卒，都是需要“发”的，也就是进入“发屯”为“军” 。

也就意味着这些“兵种”都不是“常备军”而是“备征召”的“征召兵” 。

《史记·平准书》中有个比较清晰的记录：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

另见《史记集解》引如淳注：非吏而得与吏比者，官谓三老、北边骑士也。楼船令：边郡选富者为车骑士。

这句话，到底是要“三老、北边骑士”以“非吏比者”的身份交一车一算，还是说，除了“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之外的所有百姓交一车一算？

“赀算” ，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并不是汉武帝的发明，是秦朝的旧制，早有所谓的“赀税” ，而其征税的方式就是“百姓自占” ，也就是自行申报各种类别财产的货币价值，然后比例征收， “算”即税基单位。

“三老”是汉高帝建立汉国时开始普遍设置的，见《汉书·高帝纪》：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

注意， “三老”的复免待遇仅写为“复勿徭戍” ，再来看“吏家”的待遇，见《汉书·惠帝纪》：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

吏六百石以上，包括父母妻子全家，仅给“军赋” ，其他全部免除，三老，在“复免”待遇上，是比“吏六百石以上”低很大一层的，只是免除了“徭戍”而“税赋”仍在。

也就是说，在法令元初的身份上， “三老”没有和吏相衬的“免税”特权，而“北边骑士”虽然在后续的汉制中，大量与材官并称，在“秦律”中，却并不包括在“中卒”之中，属于“制度外单列” ，而在汉代《楼船令》中，其选拔的标准，就是“边郡富者” 。

结合《史记·平准书》在“算缗令”施行之前的记载：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徵发之士益鲜。 ……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因为百姓拼命买五大夫爵免役，本来就缺人当兵，汉武帝还要特别对“北边骑士”这个“不得禄”的出战主力群体抽税，放过全国其他的百姓？

这不是找死吗？所以，这里的断句应是“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 ，也就是说， “北边骑士”属于典型的“吏比者”或者“比吏者”的特殊社会群体。

那么， “骑士”和“郎中骑兵”到底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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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功臣“可能”与“骑兵”有关的职务略有如下：中大夫、太中大夫、谒者、中谒者、大谒者、郎中、郎中骑将、郎骑将、骑郎将、郎中将、郎中骑千人、郎中骑，车骑将军、车骑都尉、骑都尉、骑将、赵骑将、骑司马、骑队率、中涓骑从、骑士。

这里面，从名称上看，可以分为“宦于王者”和“车骑”、“骑兵”系统的两大类，比如《史记·傅靳蒯成列传》载：（傅宽）从入汉中，迁为右骑将。沛公立为汉王，赐（靳歙）歙爵建武侯，迁为骑都尉。 ……以骑都尉从击代，攻韩信平城下，还军东垣。有功，迁为车骑将军，并将梁、赵、齐、燕、楚车骑，别击陈豨丞相敞。

傅宽的“右骑将”一直延续到灭楚之后担任齐王韩信右丞相，而靳歙的“骑都尉”职务更是稳定，一直到“平城之战”后才升迁为“车骑将军” ，即以位居上卿的“将军”位，总统五国车骑（参考冯唐的“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绝非五国郎中车骑），参与平定陈豨叛乱，属于临时职务。

也就是说， “骑将”、“骑都尉”本身是一个和“郎中骑兵”无关的官职，统帅的也是不同兵员的骑兵，前者为“骑士”序列， “楚骑”、“赵骑”之类均类此，而后者则是“郎中”序列，部下为“郎中骑” 。

在组织关系上， “骑士”属于“骑都尉”管辖的系统，以“尉”职为“骑将” ，常态为“军政管理” ，而“发屯”配属“骑士” ，则为“骑将” ，所以，在《史记》的列传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时而为“骑都尉” ，时而为“骑将” 。

而郎中骑，又有“大”、“小”之分，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汉王赐（樊哙）哙爵为列侯，号临武侯。迁为郎中，从入汉中。 ……迁郎中骑将。从击秦车骑壤东，却敌，迁为将军。

樊哙的升迁过程很有意思，在刘邦立为汉王之后，樊哙以列侯之尊，仅为郎中，又立功升郎中骑将，至反攻三秦时，升迁为将军，而我们知道，一直到刘邦在彭城兵败逃回后，才“择骑将”统领“郎中骑兵” 。

那么，樊哙之前的“郎中骑将”职务，其实就是《汉书·百官公卿表》里所提及的“车、骑、户三将”中的“郎中骑将” ，所统领的其实是“小编制”的“郎中骑” ，也就是“侍从骑兵”集中使用。

这个时间点，应在“秦二世三年四月” ，《汉书·高帝纪》：战雒阳东，军不利，从轘辕至阳城，收军中马骑。

收“马骑”之后，樊哙和夏侯婴、靳歙，都有阵前斩敌的记录，说明刘邦当时选择集中精锐为自己亲领的突击力量担任车骑“选锋” 。

待到“郎中骑兵”组建之后，其统帅为“左、右校尉” ，并强调了以灌婴“傅之” ，也就是说，灌婴其实是“监军使者”的角色，而非“统帅” ，他的“中大夫”（《资治通鉴》作“中大夫令” ，与《史记》、《汉书》都不同，应为错写）名位，为汉王刘邦私属的“宦于王者” ，无秩禄，正好合适。

而参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的履历信息，我们可以发现， “有秩禄”的“汉吏”（如靳歙的“骑都尉”），职位往往稳定，而汉王刘邦的丰沛元从亲信则常走“中涓”、“郎中”、“谒者”、“中大夫”的“宦于王”序列，更随刘邦担任突击“矛头” ，最终因亲近关系而“超迁” 。

那么， “郎中骑兵”后来是否继续存在呢？

答案是，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