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从京官到湘军领袖几经磨难，他的性格发生了哪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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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集团经历了很多的磨难，最终得以成就大业，这一切和曾国藩本人的性格特征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他不死守原则，加以变通，为了长远利益即便是被人误解他也在所不惜。对于这一点，梁启超先生十分佩服，称赞说：“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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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有一位挚友叫欧阳兆熊，他把曾国藩一生的转变概括为：书法、学问、为官，可以说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客观的。曾国藩书法初学柳公权，中学黄庭坚，后学刘墉；学问初为辞赋，中为与唐鉴学理学，后随刘传莹学训诂小学；为官，在京为官时，宗法二程和朱熹一派，办团练时，又信申不害、韩非的法术理论，最后又学老庄之学。

不管是书法、学问还是为官，都反映了曾国藩与时推移、识时务、善于不断更新自我的非凡素质，也是生活环境和政治环境迫使他作出的改变。

曾国藩在京城为官时靠的是程朱理学的修养获得了超乎常人的成功，并由此成为有清一代湖南籍官员升迁最快的人。可是当他奉旨组织团练、围剿太平军以后，他在思想上、手段上却发生了天壤之别。由程朱理学转而采用申韩之术，并走上了求利的道路，甚至还因不择手段而受到儒家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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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想象，曾国藩这位一度梦想成为“天地完人”的正宗儒家信徒，突然一下子成了申不害、韩非的忠实粉丝，这种转变一般人怕是很难做到，这也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

曾国藩开书生带兵的先河后，一直对严刑峻法十分推崇。我们几乎不能想象，一个进士出身又是翰林的文弱书生，居然能在一日内杀数十人，更不会相信他命令下属可以直接捕杀造反的百姓或有嫌疑的人，在最疯狂的时候，他几个月间杀了上千人，并因此留下了“曾剃头”、“曾屠夫”的骂名。当时这种过激的做法，让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起初，曾国藩以侍郎的身份办理地方事务，可是在湖南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困难。开始时他仍采取强硬措施，尽管也收到一点效果，但根本上还是行不通。咸丰八年（1858年）他的父亲去世，曾国藩撂下军中事务跑回了老家，准备守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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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举动当时受到包括左宗棠在内的湖南官场的一片声讨，几乎让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原本曾国藩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要挟朝廷，希望获得更大的权力，可是咸丰不吃那一套，竟顺水推舟让他在家丁忧。此时的曾国藩可以说是四面楚歌，被朝廷遗弃。在老家的一年多时间里，曾国藩开始重新考量自己的处境，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开始了宦海生涯中第二次蜕变。

正在曾国藩困惑不已的时候，好友欧阳兆熊建议他效仿“黄老”无为之道，变刚为柔。这个建议得到曾国藩的认同，此后，他开始倾心黄老之术，扩大了自己的弹性空间。

所幸的是，曾国藩所组建的湘军具有明显的私属性，不管是朝廷还是湘军集团中任何将领，脱离了曾国藩都无法指挥。加上胡林翼等人不断上书请求，咸丰帝这才下旨让他重返军中。这一次，曾国藩没有给朝廷提任何要求便乖乖地上任了，经过这次教训，曾经满身是刺的曾国藩变得谨慎、圆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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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曾国藩多次把自己的亲生体会化作经验之谈告诫兄弟和子女。同治六年（1867年），他给时任湖北巡抚的弟弟曾国荃写信，讲出了自己的心得：

“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多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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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写给曾国荃的信可以看出，曾国藩到了此时才算是大彻大悟，懂得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这最后一次转变，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有人说，这也是曾国藩最终能取得平定太平天国的重要条件。或许，今人看来，曾国藩这种求变的态度，以及由“内圣”到“外王”的重大转变，才是我们最值得思考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