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书法的转型，钱泳的书学理论对书法史的新认识

导语：历史上书法的转型，钱泳的书学理论对书法史的新认识

诚如学者所谓：“学术变而考古，学士通人心究篆隶。一代之文艺，固由一代之功令推激而成，书道所系亦重矣。 ”与清代学术思潮的变迁相呼应，书法艺术虽然保持了它的民族文化纯粹性，但也经历了明末清初学人导夫先路，道、咸时期实现碑学洪流对传统帖学的大冲击，这样一个中国书法史上从技法到流派的最大转型。所谓艺术当随时代，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历史诠释。这其中，作为清代朴学（考据学）重要基石之一的金石学，在“整饬士风，崇尚实学”为导向的乾嘉时期达到鼎盛，自此，金石考据学基本消解了“自娱”成分，一跃成为与经史之学相表里的显学。

历史上书法的转型，钱泳的书学理论对书法史的新认识// //

首先，与朴学或者说金石学的发展互为表里，清代书法在艺术探索方面的突出变化，体现在一代文人对篆、隶书复古的心仪上。关于这一点，沙孟海在《清代书法概说》一文中专列“篆隶书大丰收”一节予以缠论。从顾炎武到万经再到毕沅，从王澍到邓石如到何绍基，从阮元到包世臣再到康有为，学术研究与艺术探索“史无前例”地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后世学者在讨论清代学术（朴学）时，通常会对金石学之于清代书法旧传统体系（帖学）的冲击或者说新传统体系（碑学）进行长篇幅的阐述。比如，钱泳的书学理论就体现了乾嘉学风影响下对书法史的新认识。

历史上书法的转型，钱泳的书学理论对书法史的新认识// //

其次，乾嘉学者关于“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的朴学学术主张，提升了清代金石学向“与经史相表里”学术地位迈进的步伐。乾隆四十六年（1781），钱大昕《关中金石记序》有言：“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 ”乾隆五十二年（1787），王鸣盛为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撰叙时亦提到：“且夫金石之学，青主（傅山）虽并称有益经史，实为考史为要。 ”尽管有章学诚辈学人面对学风变迁，力争平停考订、辞章、义理三端，指斥一时学风病痛而主张“学当求其是，不可泥于古” ，然而时势所趋，终究无力挽回，章氏自己也因此而不为时侪所尊，只落了个“适至于游幕教读而止”的地位。

历史上书法的转型，钱泳的书学理论对书法史的新认识// //

乾隆五十四年（1789），章学诚《答沈枫墀论学》（见《章氏遗书》卷九）论及：“王、宋别裁，皆考镕金篆石；风气所趋，何所不至哉！夫考订、辞章、义理，虽曰三门，而大要有二，学与文也，理不虚立，则固行乎二者之中矣。 ”

历史上书法的转型，钱泳的书学理论对书法史的新认识// //

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钱大昕在《群书拾遗序》中提出了“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的学术主张。同年秋，章学诚指斥一时学风病痛，主张“学当求其是，不可泥于古” 。由此可见，金石学在清代学术特别是考据学中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金石学之于书法，粗略到金石著录，精深到地域流派，细致到碑别异字，在学术考证与创作运用两途无不受益。

历史上书法的转型，钱泳的书学理论对书法史的新认识// //

又次，重视学术的前代总结与整理，在国家宏观的文化政策上重视金石书画之学。如：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将金石学著作（包含历代刻帖研究专门著作）单独“别为子目，不与经籍相参” ，列编为“史部四十二目录类二金石之属” ，收录了历代相关著作凡36部，其中属于清初到乾隆朝的著作计13种，占了三分之一；将历代书画著作单独列编为“子部二十三艺术类二书画之属” ，收录了历代相关著作凡71部，其中属于清初到乾隆朝的著作计12种，占了六分之一；又，以蒋衡手书《十三经》刊石立于太学，即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一月，清廷以蒋衡手书《十三经》刊石立于太学，乾隆帝亲下手谕，以示嘉重。

历史上书法的转型，钱泳的书学理论对书法史的新认识// //

即便是大学士梁诗正之子、身为文学侍从且在乾嘉时代以帖派书法名家的梁同书（1723—1815），也在时代学术潮流之下关注碑版文字。迨至以包世臣（1775—1855），不仅其学术思想与一般乾嘉学者异趣，而且书法实践之路被推为“以六朝门户开迪后来不朽之业也”（李兆洛复包慎伯书），从学者“相矜以‘包派’”（何绍基张黑女碑跋）、夸饰为“书家大宗”（谢应芝《会稽山房集》）其《艺舟双楫》中论书部分所提倡的书学思想，更是清代碑学形成洪流之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