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花器的选择与使用

但凡插制鲜花，首先需要选择花器。古人将花器称为花之金屋或精舍，花器要与所插鲜花精当匹配，完美相融，方有花艺的独到之美。一般春、冬两季用铜器，秋、夏两季用瓷器，这是依据时节变化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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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堂广厦适宜用大尺寸的花瓶，书房适宜用小一些的花瓶，这是依据场所的不同而选择。堂厦宜大，这是因堂供之花和日常居室插花大为不同。 “堂供”是一种特殊的插花形式，通常是在春节、端午、中秋等重要节庆时，于华堂广厦之处所放置的瓶花，因具有象征性和礼仪功能，故而插花风格典雅隆重、富丽堂皇，花器自然也要用贵重大气的瓶器，方为相衬。堂供的风俗在宋代已盛行，明、清两代，堂供更为流行，且花材使用繁多，构图丰富，呈现出富贵繁盛的景象。

花瓶的材质上，崇尚瓷器、铜器而鄙薄金器、银器，因为前者更显清雅。忌讳花瓶上有环耳，忌讳将花瓶成对摆放，因为那样让人联想到祭祀的神庙。瓶器的开口要小而底座要厚重，因为这样方能放置安稳，聚气不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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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器以质地而论，有铜、陶、瓷、金、银、竹、木等材质。明代士大夫阶层崇尚清雅之美，江南一带尤其如此，故而花瓶以瓷器、铜器为时尚，而忌讳用金器、银器。试想一枝粲然绽放的红梅，或一束暗香涌动的白菊，若插在铜瓶中，便有古雅厚重之内蕴；插在瓷瓶中，亦见轻灵高洁之意趣。若插在黄灿灿的金瓶里，便庸俗不堪，插在银瓶、锡瓶里，更是不伦不类，花与瓶两不相称。

瓷器一贯是插花的首选。单以瓷瓶的造型而言，有梅瓶、如意瓶、长颈瓶、葫芦瓶、双耳瓶等，但插花而论，适合插花的，应当是口小足厚、放置安稳的瓶器。这种择瓶的偏好，也影响到了当时的瓷业中心景德镇，晚明时流行的青花筒瓶，便是适合插花的瓶器。筒瓶开口小，重心低，插花后放置安稳。 “堂厦宜大，书室宜小” ，在华堂之中，以大瓶来插花，多是插牡丹，显得华丽大气。居室中的插花，则以小巧灵动为旨意，如折取一束淡雅栀子花，或几枝馨香的桂花，插入瓶中，满室清芬，令人见之忘俗，居室的整体格调便显出高洁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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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铜瓶插花，在崇尚“博古”的明代，极为常见，为文人所钟爱。晚明的画家陈洪绶喜画瓶花，尤其善画铜瓶插花的图景。铜瓶是陈洪绶最喜欢的绘画题材之一，他喜用硕大的古铜瓶插荷花，如《品茶图》中，两位幽居高士，相对而坐，似为一主一客。蕉叶铺地，主人坐于其上，旁置茶炉壶具。客人坐一怪石上，以一方奇石为琴台，身旁还放置一硕大的古铜瓶，铜瓶中两株荷花开得正艳。此时，琴弦歇，茶正熟，两人手持茶盏，四目相视，正闻香品啜，耳边琴声犹在，身后瓶花菡萏清香。陈洪绶用富有韵味的古铜锈，将铜瓶的古铜质地表现得淋漓尽致，画中的铜瓶色泽厚重，线条坚实有力，一派古朴韵味，与幽居高士的气质融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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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花的摆放忌呆板、对称，因明代的瓶花艺术讲究天然性灵之美，如袁宏道所说：“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如子瞻之文，随意断续。 ”文人雅士尤其推崇此种自由式插花，在他们看来，瓶花或舒展灵动、或轻盈妩媚、或古雅厚重，都以天然意态为特色，不必追求齐整、对称的仪式感。若成对整齐摆放，那便不是幽居的高士所为，而更像是在家庙祠堂拜祭的迂腐老儒了。实际上，确实也只有祠堂才将花瓶成对摆放，显出庄严肃穆之状。对于秩序感的厌恶，几乎是隐逸者性格中的共性，他们若喜欢程式化、仪式感强的东西，便不会栖身林泉间，过逃避世俗的隐居生活。瓶花既然是幽居逸事之一，更需独抒性灵，不落俗套。

上古的青铜器为珍贵器物，历来为皇宫内府的秘藏。其中可以插花的铜器，有尊、罍、觚、壶。古人原本用来盛酒，如今取来插花，好像很合适。如罍，早在西汉时，就已成为王公贵胄们竞相争夺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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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孝王刘武是当时有名的古物收藏家，他的藏品中有一件罍，被视为至宝。刘武死前立下遗嘱：“善保罍樽，无得以与人” ，意思是千万不要把罍给外人。后来刘武的孙子刘襄继位，史称梁平王，他的王后得知府库中有一件罍，便向刘襄索要。刘襄宠溺任王后，便不顾祖母的反对，强行将罍取出，送给王后。后有人将梁王与祖母争罍之事告于朝廷，汉武帝认为梁王极不孝，下令将梁国削去八座城池，并将其王后斩首于市。这件因罍而起的祸事，史称“梁王争罍” 。

既然早在西汉时，罍、尊一类的青铜器就已经如此稀有，那么，明代人能随手拿来贮水插花的，多半是仿品。当然，用真的古器珍品来插花的，也不乏其人。晚明是一个奇葩迭出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文人幽客的种种逸事，往往超乎后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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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器材，再来说说花瓶的器型，宁可细瘦而不要过于丰满壮硕，宁可小一些而不要太大。花瓶最高不要超过一尺，用六七寸或四五寸的瓶器来插花最好。如果花瓶太小，则供养的鲜花存活时间不长。花器尺寸，以瘦、小为佳，这依然是自由式插花的风格。自由式插花讲究性灵，崇尚天然韵味，并不追求富丽堂皇，故以细小瓶插数枝花已然颇有乐趣，所谓“翠叶金花小胆瓶，轻拈微嗅不胜情” ，便是此种光景。

以瓷器来看，出自宋代名窑的花瓶，大都尺寸较小，如哥窑、定窑的胆瓶、弦纹瓶，都属此类，瓶器细小而瘦，如纤弱的美人，只能插得数枝小花。这一类花器，可参考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哥窑青釉弦纹瓶，细长颈，扁圆腹，腹部虽鼓而不显臃肿，整体具有纯朴、典雅的艺术效果，这正是理想中的花器。而明清两代的花器，以瓷器而论，尺寸逐渐变大，器型也趋于丰满壮硕，如故宫博物院藏的明嘉靖青花花鸟纹梅瓶，还有明嘉靖时的白地素三彩缠枝莲纹瓶，显然大大超过了古人设想的最高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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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谦德对于花器尺寸的评论，可视为明代文人插花的典型言论。虽然“堂厦宜大，书室宜小” ，堂供之花固然富丽堂皇，但文人研究插花，往往更重视后者，即居室、书斋中的小型插花。就书斋而言，张谦德认为“瓶宁瘦毋过壮，宁小毋过大” ，但选择花器的形制、尺寸，需要结合花材来考虑，比如牡丹就不适合插在细瘦的小胆瓶里。也有人喜用高且壮的花瓶。比如老莲陈洪绶，他画中的瓶花，其花器也不乏壮硕者，如《诗酒待琴图》，图中老仆抱着的花器，虽只露出上部，看起来却极为壮硕。

说到高大壮硕，梅瓶并是一种，最早开始流行于宋代，虽然丰满肥硕，且颇为高大，并不符合细、瘦的审美标准，但是确实插放寒梅的器物。其实明代花器的尺寸，已然不同于宋代，以细、瘦为美的固然有之，以壮硕为美的，也大有人在。只要根据花卉的品种，选择合适的花卉摆放，且符合个人品味，是瘦是肥又有什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