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吴哥：一场跨越26年的30国抢救行动

1861年1月的一天，在暹粒的热带森林中，一座恢弘的古城，浮现在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面前。它就是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吴哥窟。

实际上，吴哥窟只是吴哥古迹的一小部分。后者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落，包括巴戎寺、女王宫、巴方寺、塔布隆寺等六十多处古建。它们是高棉帝国的遗址，始建于9世纪初，在14世纪被遗弃。

同一年，穆奥在热带雨林中病亡。他的游记后来被整理成书，书中这样形容吴哥：“这里有些寺庙可以和我们的所罗门比对，美得像是古老的米开朗基罗所建，大可以和我们自以为最美的建筑平起平坐。 ”因为他的书，吴哥在西方世界声名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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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奥绘制的吴哥。

在柬埔寨成为法国殖民地后，吴哥古迹的修复与保护，由法国远东学院（EFEO）操刀进行。吴哥古迹考古公园成立，女王宫、塔布隆寺、豆蔻寺、巴方寺被逐渐修复。可以说，正是因为法国远东学院，吴哥古迹的科学研究和保护工作得以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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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吴哥古迹命途多舛。 1970年，柬埔寨内战爆发，修复工作被迫中止。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 33位柬埔寨修复专家被害，重要的修复资料被焚，吴哥古迹杂草横生，一些被修复的建筑再遭破坏。

1992年成为吴哥古迹命运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濒危遗产的形式，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次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保护和开发吴哥遗址国际协调委员会（ICC-Angkor ，以下简称ICC）成立。来自柬埔寨、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37个组织代表与会，国际社会开始联手保护吴哥古迹。

参与吴哥保护的，先后有三十多个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十多年间，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建的中国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先后修复了周萨神庙和茶胶寺。在《真腊风土记》作者周达观造访吴哥七百多年后，以这种奇妙的方式，中国与吴哥再续因缘。

颇为有趣的是，对于应如何修复吴哥古迹，不同国家往往持不同的理念，甚至因此出现争论：有些国家用新材料对本体进行补充，有些国家则认为这样会破坏遗产的真实性；再比如，有些国家选择对遗址进行加固，有些国家则选择解体再重建的“解体式修复”……在某种意义上，历时多年的吴哥修复，既是一场多国合力的抢救运动，也是一场它们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PK 。

在此期间，坍塌的建筑重新矗立，散落的石块复位，吴哥摘掉了“濒危”的帽子。有人感慨：“吴哥得救了！”而多位为吴哥保护殚精竭虑的修复专家，则为此奉献了半生。

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启动26年来，到这里参观的游客，从寥寥无几到熙熙攘攘。 2018年，吴哥接待了194个国家的259万人次游客，其中中国游客占比四成多，中国已经是吴哥游客最大的来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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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游客在吴哥。摄影 | 崔莹

吴哥古迹如何从废墟中重生，又是如何成为全世界共同保护文化遗产的典范？围绕这一话题，作者对参与吴哥古迹修复的法国、日本、瑞士和中国专家进行了采访，了解26年来，多国合力保护吴哥的故事。

拯救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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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岁的日本考古学家石泽良昭告诉作者，自己永远不会忘记， 23岁时第一眼见到吴哥窟时的情景。

这是吴哥古迹中保存得最完整的建筑，被一条护城河围绕。它是一座须弥山金字坛， 5座宝塔在寺庙的顶部凌空而起，最高的一座宝塔高达65米。

当时吴哥窟还没有成为柬埔寨的文化名片。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庙宇，正被夕阳所笼罩，美得惊心动魄。石泽良昭被这一幕深深震撼。

“这一大片建筑诞生于八百多年前。我不禁好奇，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创造出这个奇迹的。 ” 石泽良昭说。为了找到答案，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吴哥古迹保护中。 1961年，他进入吴哥古迹保护办公室，开始研究碑文，并认识了志同道合的柬埔寨朋友Pich Keo 。

当时柬埔寨刚从法国治下独立8年，参与吴哥古迹修复的，仍然主要是法国远东学院的专家。他们开始修复巴方寺和有“翻搅乳海”浮雕的小吴哥东南画廊等处。因为觉得巴方寺结构不稳，专家将其拆解为30万块石头，编好了号，计划重建。

不幸的是， 1970年，柬埔寨内战爆发，交战前线推进到暹粒和吴哥古迹公园之间。面对形势严峻，所有外国专家不得不撤离柬埔寨，石泽良昭也与Pich Keo失联。

巴方寺的30万块石头，就此散落在周围的树林里。

在此期间，吴哥保护工作遭遇浩劫：1975年，红色高棉的支持者进入金边，将法国远东学院存放在那里的重要资料付之一炬。记录巴方寺每块石头位置的资料，也在里面。

更让人悲痛的是，在大屠杀中， 33位帮法国远东学院修复吴哥古迹的柬埔寨专家，不幸遇难。一些原本已被修复的古迹，又逐渐破败。

1980年8月，柬埔寨内战最激烈的时刻，时任日本鹿儿岛大学教授的石泽良昭再赴柬埔寨，对吴哥古迹进行调查。当时那里处于波尔布特和韩桑林的交战地附近，他既要担心人身安全，也要思考如何将吴哥古迹从战乱中救出。

在这次调查中，石泽良昭发现，破坏吴哥古迹的三大元凶，分别是雨水、植物和苔藓。它们直接导致了遗迹的倒塌。 “无法说出自己痛楚的巨大遗迹群，是不是也在期待着被世人发现的那一刻呢？” 石泽良昭在书中这样写道。

在红色高棉失势、局势稍稳后， 1980年代中期，柬埔寨向全世界求援，希望有国家帮助修复吴哥古迹。但当时，只有印度响应。原因之一，是吴哥古迹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

印度修复的第一个项目是吴哥窟，从1986年开始，为时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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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印度队的修复方式令人担忧。《纽约时报杂志》曾这样描述吴哥窟被印度队修复的场景：“在印度人的指挥下，成百名没有古迹修复经验的柬埔寨劳力，用硬刷子和一桶桶氨水，使劲擦洗那些精美的石雕，仿佛在擦洗厨房的脏地板。 ”

印度专家称，这种修复方式可以根除正在吞噬古迹的植物。质疑者则认为，化学清洗剂会腐蚀古迹表面，他们是在“打扫卫生” ，而非“保护古迹” 。在清洗之后，吴哥窟的砂岩石露出了原色，变得明亮，却因此丧失了岁月带来的沧桑感。对此，文物保护界和柬埔寨政府都不满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 1986年，已经成为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总监的Pich Keo ，向时任日本上智大学亚洲文化学系主任的石泽良昭，发去了一封求助信。它几经辗转，最终到达石泽良昭手中。

在这封信里， Pich Keo告诉老友吴哥古迹遭遇的坎坷，并表示，自己担心在印度队的修复之下，吴哥古迹遭受进一步的破坏。他希望老友能提供帮助。

收到来信，石泽良昭马上前往吴哥。但柬埔寨内战仍未结束，他很难在当地开展工作。

直到1989年，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委派下，石泽良昭终以团长身份带领国际调查队，前往吴哥古迹调查。此后，他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递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印度在吴哥古迹的修复工作“不合适”、“原始而简陋” ，请求后者尽快采取措施。

1992年，柬埔寨时局相对稳定，此时，吴哥古迹以濒危身份入遗。次年，关于吴哥保护的政府间会议在东京召开，《东京宣言》成为鼓励各国共同保护吴哥的重要文献。同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下，保护和开发吴哥遗址国际协调委员会（ICC-Angkor）成立，法国和日本担任联合主席。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为参与吴哥古迹保护和修复的各国提供技术建议、指导和评估，但印度一度被排斥在外。

“对于印度队的修复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严厉批评。 ”一位专家表示。

但尽管最初的修复方式不当，印度队毕竟第一个来到柬埔寨，在缺少资源的情况下修复古迹。印度专家也多次与ICC进行沟通解释。因此，当2002年印度提出塔布隆寺的修复提案，并组建了阵容豪华的专家团“站台”后，柬埔寨政府同意了。

印度之外，日本修复巴戎寺，美国修复巴肯寺和圣剑寺，法国修复癞王台和巴方寺，瑞士修复女王宫，德国修复吴哥的雕刻，意大利修复比粒寺，中国修复周萨神庙和茶胶寺……一场漫长而艰辛的多国修复，开始正式启动。

拼图游戏

1995年， 28岁的法国远东学院专家罗耶来到柬埔寨，开始重启巴方寺的修复工作。柬埔寨内战前散落的30万块石头，还在原地安静地等待着他。他经常对着某块石头一盯就是很长时间，仿佛在看无价之宝。

罗耶同事、女建筑师碧欧菲斯特也曾参与巴方寺修复，现在是西梅奔寺修复负责人。她告诉作者，修复巴方寺时，罗耶和一位法国雕塑家，从法国带来了3台起重机、2台提升机，以及锯石头的工具。为了节约经费，其他工具大都来自当地。比如工人们切割石头的工具，就是用工地现场的钢筋打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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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修复的巴方寺。可隐隐看到“睡佛” 。摄影 | 崔莹

他们遇到了难题：如何修复巴方寺顶部的寺庙？

11世纪时，真腊国王优陀耶迭多跋摩二世修建了巴方寺，将其作为献给湿婆神的国庙。 15世纪晚期，它被改建成一座佛教寺庙，湿婆神庙的一些建材，被用于修建巴方寺第二层的大卧佛。

那么，应该如何呈现这座寺庙的两段历史？

在整理散落的大石头时，罗耶团队发现，它们是工作坊切割过的，上面有工具切割的痕迹。这些痕迹和在用于修建卧佛的石块上发现的痕迹相同，和11世纪最早建庙时的痕迹完全不同。

最后的选择因此变得自然：按照15世纪晚期时的样子复原。

罗耶团队面临的另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如何把散落在寺庙周围的30万块石头，重新放回原来的位置。

在经历了几百年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后，这些石头有的碎裂，有的没了棱角。这是一场让人望而生畏的复原。

“我们要做个很大的拼图游戏，但是我们缺少对照图。 ”在2003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罗耶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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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三条线索：法国建筑师雅克·杜马西的回忆——他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参与巴方寺修复；保存在巴黎的上千张巴方寺的照片——它们可以表明在被法国远东学院拆解前，寺庙的哪些部分已经倒塌缺损；巴方寺的剩余部分。

修复团队曾借助计算机还原寺庙的样子，但是因为石头破损严重，计算机的作用不大。最后，罗耶团队使用了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凭记忆记住石头的样子，然后进行人工拼凑。

“这并非是什么高科技的项目，主要是你得集中精力，别睡着。 ”罗耶曾如是说。

在修复周萨神庙时，中国队也面临类似的考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助理馆员黄雯兰告诉作者，当时神庙损坏严重，主体结构已不完整，部分建筑仅剩基座， 4000余块石头散落在周围。

中国队开展了大量的前期研究，为石头分类、编号，进行耐心的整理和拼接。最终，队员们摸索出了一套拼构件的技巧与方法，在7年的维修过程中，有3000余块构件回归原位。

渐渐的，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开始得以应用。

在修复女王宫和巴戎寺时，瑞士队和日本队都制作了3D模型。它们为修复过程提供了清晰指导，也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国队在修复茶胶寺时，除3D外，还使用了无人机倾斜摄影和传统人工测绘等技术，为这座始建于10世纪的寺庙，建立了完整的数据模型。

理念之争

吴哥的修复如同一面镜子，反映出了古迹修复理念与技术的变迁。

碧欧菲斯特告诉作者， 20世纪初，因为寺庙被苔藓和植物覆盖，很多石头被植物根系严重破坏，法国远东学院对吴哥古迹的修复手段，主要是“清洗” 。

1930年，修复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的荷兰专家卡伦费尔斯造访吴哥古迹。他口中的Anastylosis修复法，给了法国远东学院专家很多启发。

Anastylosis是希腊语，可译为“原物归位” 。它是指在修复古迹时，尽量使用原来修建寺庙的方式和材料，避免使用现代材料。

首个尝试原物归位法的吴哥古迹，是竣工于1002年的女王宫。它是吴哥古迹中最为秀美的庙宇，雕刻精美绝伦。法国远东学院考古部主任亨利·马夏尔和他的团队，用十多年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柬埔寨内战爆发后，女王宫再遭破坏，后瑞士修复队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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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修复的女王宫局部。摄影 | 崔莹

但人们逐渐意识到，原物归位法并非适用于所有建筑——1943年的一个雨夜，修复不久的巴方寺二层北部突然倒塌。专家们发现，全部使用传统技艺修复存在不妥，于是在沙石层中添加了混凝土带，以保障古迹的安全。

在1990年代多国参与吴哥古迹修复之后，采用何种修复方式，开始成为业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尽管吴哥古迹的修复工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与发展局监督下进行，但来自不同国家的修复团队，在理念方面仍然存在诸多差异。因为修复工作被严厉批评，印尼队更是在1990年代末撤离后就未重返。

瑞士吴哥古迹修复工作负责人于理·萨斯曼告诉作者，围绕修复工作的最大争议是：应该保留现有建筑受损的样子，还是应该恢复它以前的样子？要复原到什么程度？复原的界限在哪里？

“有些国家复原得多一些，有些国家复原得少一些。 ” 萨斯曼说。

比如，有些国家使用解体和重建的方法，进行“解体式修复”；有些国家则尽量维持现状。在修复塔松寺时，英国队只对建筑框架进行了修复和加固。对于女王宫，瑞士队只修复了寺庙门和入口道路等几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不希望把女王宫修得很新很假，像是一个迪士尼乐园。 ”萨斯曼告诉作者， “如果彻底恢复女王宫原貌，就需要拆除现有结构，添加新的材料和雕刻。但我们不希望那样做。女王宫的部分魅力，在于它并不完美。 ”

在是否采用新材料的问题上，各国态度确有不同。最初提出原物归位法的希腊建筑师博拉尼奥斯曾指出：使用原物归位法修复古迹时，在一些关键部分，允许慎重、合理地使用新石头，以替代丢失的石头。在实践中，他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

日本队在修复巴戎寺时，使用了新开采的石砂打地基。 “在遵循原始建筑技术的基础上，也应融化新技术。理论上说，寺庙之所以美，源自它们古老陈旧的容貌。它们的生命就像人的生命，会变老，最终会死。这是一件自然而美丽的事，它们变老的样子也是美的。对于人类而言，医疗可以助其延长生命，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延长寺庙的寿命。 ”日本吴哥遗产救援队技术顾问下田一太曾这样告诉《金边邮报》采访人员。

中国队也使用了新石头，为此一度引发争议。 2008年3月，《金边邮报》报道：“中国工作队采取了一种不同的修复方法……用新石块替换缺失的部分。 ” 当时中国在修复周萨神庙，这也是中国文物保护界首次开展国外文物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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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萨神庙现场，作者看到展示牌介绍，除将散落的4000余件石构件复位外，中国队还对周萨神庙“约30%~40%已经风化破碎或丢失的石构件进行了补配” 。

黄雯兰表示，在修复茶胶寺时，因为有些石头消失或断裂严重，中国队也使用了新石块，但新石块的使用量控制在15%以内。补配的新石块来自荔枝山附近的采石场，即古代吴哥寺庙营造的石源地。使用那里的石头，需要向柬埔寨政府申请，且它们只能用于文物修复。

“如果只是保持遗址原样的话，几乎可以不用配额外的石头，或者可以只配很少来解决结构稳定问题。但如果是恢复到某种程度，就需要补一些石头。这是关于维修方法的争论，而不是所使用的石头的量的问题。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顾军表示。

作者在茶胶寺现场看到，这些补配的新石块，很容易就能被辨别。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郑军表示：“这遵循的是古迹修复的可识别原则：新配构件与原构件应有区别，以保证吴哥古迹的真实性，避免游客误会。我们会对新补配的石块进行表面处理，使建筑整体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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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修复没有一定之规，围绕一些修复时的具体操作方式，不同国家也有不同意见。在2017年12月接受《高棉时报》采访时，德国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专家易·索福尔斯就表示，有些国家在一些项目中使用胶水注射，这并不可取。因为胶水基本密封了砂岩表面的空隙，将水分封闭在石块中，这加速了砂岩内盐的生成，可能会导致对现有结构的破坏。

“每一个国家队都在吴哥发挥了本国的文物保护优势，日本队细致认真，注重研究和监测。德国队严谨，集中在石刻保护上。法国是对吴哥研究最为深入的国家，保护了大量的古迹，建立了吴哥古迹研究的基础。中国队踏实的作风赢得了吴哥古迹保护与发展管理局的认可。 ”一位修复专家如是评价各国的修复风格。

在一个问题上，多国修复团队取得了共识，那就是如何对待古树。这些古树盘根错节，和古建筑生长在一起，后者因此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但如果古树被去除，建筑又可能失去支撑，在瞬间坍塌。

在印度队最初修复吴哥时，一些树被砍伐。 1998年前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反对砍树。各国逐渐达成了一致：让树木和建筑融为一体。在修复几乎被丛林吞噬的塔布隆寺时，印度队完全遵循了这个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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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修复的塔布隆寺。摄影 | 崔莹

如今，在塔布隆寺，游客都被古树和建筑相偎相依的情景打动，认为这样的景观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挚爱

庄严肃穆的神庙、神秘微笑的四面佛、婀娜多姿的仙女浮雕……令古迹重获新生的保护者们，同样为它们的美深深折服。为此，他们不惜奔走一生。

石泽良昭与吴哥古迹的缘分，已持续了58年。 2001年，在修复斑黛喀蒂寺时，他带领的日本上智大学考古队挖掘出274尊佛像，为吴哥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2017年，因多年致力于吴哥遗迹保护，石泽良昭获得了有“亚洲版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塞塞奖。这个奖项过往的获奖者，有费孝通、袁隆平和梁从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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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修复的巴戎寺局部。这里有著名的“高棉的微笑” 。摄影 | 崔莹

2011年，法国对巴方寺的修复项目结束，为时长达16年。这意味着，罗耶也为巴方寺工作了整整16年。他和柬埔寨的感情如此之深，甚至还因此收养了一个柬埔寨孩子。

此后，罗耶又被任命为西梅奔寺修复负责人，但不久，他便被诊断出癌症。 2014年，罗耶去世，年仅49岁。

2017年3月，在ICC第23次全体会议上，法国远东学院主任夏洛特·施密德向在场者推荐了一本书。它是关于罗耶如何修复巴方寺的——罗耶的同事根据罗耶发表的论文、笔记、照片和在他几台电脑上找到的文件，完成了这本书。对主持修复巴方寺的罗耶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纪念。今天，在巴方寺的说明栏旁，还有一座标注着罗耶名字的纪念碑。

“柬埔寨的古迹应该由柬埔寨人去保护和修复，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他们提供培训和支持。 ” 石泽良昭告诉作者。他从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帮助柬埔寨皇家艺术大学考古方向的学生赴日深造。目前，日本队已与柬方成立联合工作队，后者站到前台，负责维修工作，日方则提供经费和支持。

和日本类似，多个国家都在帮助柬埔寨培养修复人才，以期在未来，柬埔寨人才能独立担负起修复吴哥的重担。

在修复周萨神庙和茶胶寺的过程中，中国专家也与当地人才紧密合作。和吴哥初建时不同，现在柬埔寨民居多为木制，石匠极少。为此，中国队因地制宜，从当地选择了一批具备一定技巧的当地木匠。从中国远道而来的高级石工，手把手教他们石材加工、雕刻、构件安装等技巧。 “现在他们水平很高，有人甚至成了其他国家工作队的骨干。 ”顾军说。

他不愿用“培养与被培养”来形容中国专家与修复队中的柬埔寨考古人才的关系。在他看来，后者帮助中国专家管理工人，对柬埔寨传统工艺、国情民情的了解也更深，两者的关系，是“相互学习” 。

2018年，是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启动的第25周年。在这一年的12月，因为对吴哥古迹保护做出的贡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专家许言、王元林和顾军，从柬埔寨文化艺术大臣彭萨格娜手中，接过了柬埔寨王国骑士勋章。获此殊荣的，还包括三十余位保护吴哥的多国专家。

目前，柬埔寨政府已将位于大吴哥城核心区的王宫交给中国队保护和修复。 “中国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也已更名为“中国-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 ，以示两国合作的紧密程度。各国对吴哥古迹的修复，仍在进行中，仍任重道远。

距离穆奥第一次目睹吴哥窟的那一天，已经有158年了。在此期间，被掩藏在原始丛林中的古老废墟，目睹了人类的残酷厮杀，也险些再次葬身战火。

如今，作为全世界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吴哥再次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