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用群才——这对于巩固蜀国政权、进行统一战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诸葛亮为了给实现统一的大业做好人力上的准备，他治理蜀国，坚持执行了法家“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做到“并用群才” 。

并用群才——这对于巩固蜀国政权、进行统一战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

东汉末年，儒家“任人唯亲”路线极度泛滥。那时候，东汉的统治者提拔人才、选用官吏，一个是采用任子制度，达官贵人，父死子代，形同世袭；一个是采用察举征辟制度，就是通过所谓“乡议” 。由官吏、“名士”推荐评议，然后授官。这种举荐的权力都由豪强世族控制，他们以儒家政治道德为标准，讲求名节、孝义、操行，结果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弟良将怯如鸡。 ”政治极为腐朽。诸葛亮一反儒家这种“任人唯亲”的反动路线，主张“治国之道，务在举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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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反对以门弟和资历来选拔宫吏，反对“富贵者称贤” 。他说:“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 ”也就是说，所谓“贤人” ，就是通达时势，能执行法家路线又有工作能力的人，而不是那些豪强世族或者什么硕学大儒。诸葛亮把一个国家比做房屋，把辅政的贤臣比做支撑房屋的柱子。他说:柱子如果细小脆弱，房子的寿命就不会长久，所以选拔官吏也和选柱子要用好木材一样，要选拔正直的人。粗大、坚实的木头出在森林里，正直能干的官吏来自下层。要“进用贤良，退去贪懦” ，就必须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从德才出发衡量任用，特别注意不限资历的破格选拔人才。杨洪原是键为太守李严的部下，因为他忠实地执行法家路线，就被诸葛亮提拔为蜀郡太守。何祗（zh1只）原来只是杨洪属下一个低级官吏，有积极的进取精神，又有才干，所以当杨洪还是蜀郡太守时，诸葛亮就提拔何祗作了广汉太守。对于有勇有谋的蒋琬（wan晚），诸葛亮称赞他“托志忠雅” ， “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 ，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就屡次加以提拔重用，从县令直升到尚书郎，代理丞相的职务，使他在政治舞台上充分发挥作用。由于诸葛亮这种进步的选拔官吏的政策，就使蜀国政权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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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统一全国的目标，诸葛亮非常注意广泛招纳人才。魏延和杨仪都是诸葛亮比较得力的干将，但是魏延非常骄傲，杨仪又心胸狭窄，两个人矛盾不小。诸葛亮对他们两个人分别任以要职，既发挥他们的长处，又节制他们的缺点。有一次董恢随同费祎出使东吴，孙权问他们:“杨仪、魏延虽然有点小贡献，但是两个人老闹意见，将来诸葛亮死了，肯定要出乱子。这一点你们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呢？董恢回答说:“杨仪、魏延之间虽然有点私忿，但是，现在消灭强大敌人、统一全国的事业刚刚开始，这样的大事需要很多有才干的人，才能完成。如果仅仅因为他们有些矛盾，为了防止以后发生祸患，就放弃了这些人才不用，那就好象是怕航行中遇着风波就把船扔掉一样。这不是个长远的办法呀！”诸葛亮听到后，很欣赏董恢这段话， “以为知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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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是如此，他在进取益州以及治理蜀国当中，不仅联络了原来荆、益人士，任用了益州中小地主的代表人物张裔、马忠等人，就是一些过去和刘璋关系很密切的官僚，只要他们忠于蜀国政权，诸葛亮按照法家“有能而任官”、“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原则，也都给予使用。年老耳聋的杜微，在刘备、诸葛亮入蜀以后，闭门不出。诸葛亮用车把他请来，因为他耳聋，就用书面和他谈话，争取他的合作。马超、黄忠本来都是降将，诸葛亮把他们提拔到同关羽、张飞、赵云并列的“五虎上将”的地位。诸葛亮根据每个人的长处，或是让他们专领一郡，或是委派他们督领重兵出征、屯守，尽量发挥他们的才能。 “西南地区的人士，对于诸葛亮善于发掘人才，并能尽其器用，很是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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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很重视发挥部下的作用，认为要把事情办好，就要多闻多见。如果能够作到尽量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和采纳各方面的意见，就好比有了更多的眼睛和耳朵，能够看得多，听得全，就能弥补欠缺，把事情办得更加完善。他建立了“参署”制度，鼓励下级向他多提意见。当时的参军董和，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诸葛亮十分赏识，写了《与群下教＞号召大家向他学习，积极发表政见，反复争议，集思广益，以利法家路线的贯彻执行。他说:“参署国家大事，就要集中大家的智慧，广泛听取有益的意见。如果怕产生隔阂，不愿意提出不同意见来反复讨论，就会荒废政事，造成损失。反过来，如果经过不同意见的反复争论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和方法，就好比扔掉了破旧的草鞋而获得珍贵的珠玉一样。然而，让人忧患的，是入们由于有顾虑不能把心里的话全部讲出来，只有徐元直才能毫无顾虑地这样做；还有，董幼宰（董和）和我共事七年，凡事有不周到的地方，他能够反复多次提出来和我讨论。如果大家能够学到徐元直的十分之一，能够象董幼宰那样勤恳认真，忠心耿耿，那么，我就可以少犯错误了。 ”诸葛亮提倡的这种虚心纳谏的精神，是先秦法家“贱得议贵，下必坐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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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奉行的“任人唯贤”的法家路线，打破了儒家“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的“世卿世禄”制，冲击了东汉以来豪强地主垄断选举制度和独霸政权的局面。对于这样一条路线，反动的豪强地主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疯狂的反扑。号称“荆楚名族，东宫旧臣”的极端反动的儒生来敏，就是他们突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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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敏的父亲来艳曾作过东汉司空，是东汉末年的豪族世家。他又是刘璋的亲戚，一直被刘璋捧为上宾。刘备、诸葛亮入蜀以后，来敏混入蜀国政权，窃取了高级官职。他坚持儒家反动立场，热衷于争名争利，经常挑拨是非，破坏蜀国政权的内部团结。诸葛亮考虑到当时局势刚刚安定，对他采取了宽容态度，但是，他并不改悔。公元二二七年（建兴五年），诸葛亮把他调离虎中郎将这一重要职务，改由执行法家路线、年青有为的董允来担任，另任他为军祭酒、辅军将军。来敏对此极为不满，气焰嚣张地叫嚷:“新提拔的后辈有什么功劳、德行，却夺掉我的荣誉和职位给了他们呢？极力反对诸葛亮推行的法家路线，并以此蛊惑人心，诸葛亮斥责他“狂妄无理” ，说:“来敏在群众中制造混乱，超过了孔文举（孔融）” 。发布《黜来敏教＞，揭露了来敏的种种罪恶，给予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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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举贤”毕竟是用地主阶级的标准选拔官吏，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决不是为劳动人民争取政治权力。但是， “任人唯贤”路线的贯彻执行，就为出身低微有才有识的中小地主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从而在诸葛亮身边聚集了一批愿意为重建封建统一集权国家出力的谋臣、武将，这对于巩固蜀国政权、进行统一战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