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黄仁宇：这位最知名华人史家，为何被辞退，几十年找不到工作？

近30多年来，《万历十五年》及其作者黄仁宇，在大陆可谓红得不可思议。以至于去年的名剧《人民的名义》热播时，在镜头里，高育良书记政务丛脞之余，都不忘数次谆谆教诲美女小三要勤读《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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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1918-2000），出生湖南长沙

黄氏风靡大陆数十年，不要说读书界，在大众中都可能是知名度最高的华人历史学家。按理说，他应该被他所在的美国学术界奉为泰山北斗。可蹊跷的是，早在1979年那个夏天， 61岁的黄仁宇就被他所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辞退，瞬间失去了正当经济来源，晚景凄凉。如果不是《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偶然爆红，可以有些版税收入可贴补家用，只怕春深冬寒，日子要更难熬吧。

关于他为什么会被辞退的原因，这些年也有很多议论。以我的阅读体会，有些很有道理，有些可能过度解读了。实际上，要我说句大实话， 1979年，作为学界小人物的黄氏，他的被辞退事件，并没有那么复杂。

黄先生1918出生。他学历史是半路出家，学术生涯开始于知天命之年，甚至是误打误撞走上研究之路。他有生之年，在美国学术界，一直都是郁郁不得志的小人物，著作至今也没引起多大的重视，他当年的被辞退，也不过就是学海微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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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剧照

黄先生是国民党军人出身。曾经参与战争，一度做到中层军官职务。 1949年10月，他接到了退伍令，军旅生涯宣告结束。那时的他，其实已经无路可去，台岛没有他的安排，大陆他又是敌属营列不能回去，可以落脚的唯有美国。而要到美国定居下来，唯一的方法也是申请入学。于是，经过一番努力，他得偿所愿，终得到密歇根大学接受，于1952年9月入学，读的是新闻学。因为英语不流利从事新闻业有障碍，不得已他只好改修中国历史。

就这样， 10多年后，半工半读中，在白天餐馆洗刷刷、晚上持书苦读的煎熬中，他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那时的他，已经近50岁了。这些历程，他后来的自传《黄河青山》都有详细的回忆。可以说，围绕他的一生，无论是国是家是个人，都是充满困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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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网上的励志言论

很多年前，我打开《黄河青山》，最感慨的就是书中附录的黄家书桌图片——那真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硬功夫。可以说，为了迎头赶上，黄氏真的是学习非常刻苦。

1967年，经过亦师亦友的余英时推荐，黄先生进入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任教，生活渐趋稳定，但是十年后的1979 年的3月27日，他还是接到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被告知裁员。

通过《黄河青山》，我们所知道的是，关于解聘，校方给的解释是“人事缩编所致” 。这个理由，虽然黄本人不同意，但应该是最直接的理由，也差不多是唯一的理由。对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状况所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1949以后美国政商两界对大学汉学系投入大量资金，研究中国问题，直接动因是冷战需要。而到了19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解冻，这种强意识形态的研究投入已经慢慢缩减，像黄先生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就是个小学校，相当于我们的二三本，科系缩编迫在眉睫，像黄仁宇这样的中国史教授被解聘是势所必然，更何况他还不是“终身教授”——本来按惯例满十年可以自动成为，也不是什么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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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在纽普兹家中，与外籍妻子格尔共同校正书稿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很多他同时期的美国华人教授的自传，诸如李欧梵的《我的哈佛岁月》、张光直的《番薯人的故事》、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等书中得到印证。至于韩毓海先生在他那本乱侃的“奇书”《五百年来谁著史》中，说黄先生遭遇解职是因为他“说了毛主席的好话” ，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突发奇想。

在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解聘之后，黄仁宇从此流离在美国汉学界的边缘。

按理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他完全可以“改换门庭” ，再到另一个大学教书，不至于要领低保过活。他没办法做到如此，也没有大学抛出橄榄枝，确实还有一层原因在于，他始终都是学界的小人物，著作其实也一直得不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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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得子，事业困顿，迎难而上的黄仁宇

黄仁宇一生，著作等身，但是他确实没有过硬的学术著作可以在美国汉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学术能力、研究水准、著作价值一直饱受怀疑。他在专业化的汉学界，头衔是明史专家，研究方向是明史，具体是明朝的财政税收制度。在这个研究领域，他虽然有过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但是唯一真正的“学术著作”只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其余像后来让他在大陆声名大噪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等，当时至今都没被认为是“学术” 。这是美国的学术体制决定的，他的同行史景迁搞得东西和他差不多，但是大家都知道，史是偶然的例外，况且其名气在美那么大，黄氏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问题还在于，黄先生毕竟是30岁才上美国大学， 40岁左右才开始学历史，近50才进入汉学界之人，尽管很勤奋，终究论史学根基，还是比较薄弱，即便是后来出版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这样的“学术著述” ，黄氏的学问也依然受到质疑。无论是当时的西方汉学家，还是现在国内的明史研究圈，其实都对黄仁宇的明史研究不感冒。一般都认为，黄氏的书没有达到一定的学术高度，书中概念表述有问题，用词不够精确，史料各取所需，搞“六经注我” ，无论是角度、立场，还是结论、观点，都存在很大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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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华人文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家余英时， 1930年生于安徽潜山

所以，至始至终，黄先生都不曾有过一部有分量的著作，可以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准和地位。比如，他的书屡屡受阻不能出版；比如1975年9月，他带着书稿拜会时任耶鲁大学的亚瑟·莱特，希望得到这位美国首席史学家的首肯时，尽管谈了三个小时，人家也还是看不上他。

可以说，因为研究能力的不得承认，学术公信力的不足，也让黄先生在被解聘之后，再也难找到其他的门路了。

当然还有一个状况，是他军人出身，性格执拗，不知变通，和当时美国汉学界“皇帝”费正清凶终隙末，让他从此载难以翻身。可以说，尽管费正清和黄先生的解雇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和费的分道扬镳，实际上是使得他失去了最后也是最大的奥援。所以葛兆光先生会认为这是很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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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掌控美国汉学界话语权的学者费正清（1907-1991）

本来，费正清是很看重这位汉学研究的“外来户”的。 1970年的夏天，当黄先生在余英时推荐下，初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从事工作时，那个奇热的下午，费正清还亲自到黄的研究室，表示欢迎，让黄受宠若惊，说是“未行弟子礼，先作幕上宾” 。

此后的几个月，费正清也非常热心地帮助黄先生，甚至连英文写作这样的琐事都费心指导。黄有一篇文稿错拼十次，费用红笔纠正十次，且仔细论述原委。当黄先生提出准备要写一部有关明代财政的专书时，费给了他许多很有价值的建议。这些，都说明，费最初对黄颇有好感，对他的研究能力也有所认可。

但黄军人出身，性格其实并不好相处。我自己，很多年前还听起过一位国内史学老教授谈到有关黄先生的一件逸闻。说是1980年代，黄先生曾回国，参加过一次国内的学术会议，他和黄有过接触，印象极差。认为黄耍大牌，说话行事还是不改“军痞”之态，比如动不动说粗话，比如大家座谈，他是直接“葛优躺”直接将脚伸到茶几的，大陆同行都对他侧目，基本都对他没啥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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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曾经不知多少人反复读此书，比如中学时的我

这些说法，大概也不难印证黄先生可能真是性情豪爽不拘小节，不大好相处吧。所以，也很快，他和费的“蜜月”期也只仅仅维持了几个月而已，不管是学术分歧也好，还是性格问题也好，费正清都对他比较失望。 1970年冬，黄先生交稿，费的答复是， “我已经用尽了所能‘给你的’劝告了” 。后来，黄先生曾写信给费，但无只字回音。

可以说，和费正清的不欢而散，让黄先生在美国汉学界失去了落脚的最后机会。数十年之后，黄先生回忆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时，还用“悲愤交加”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至死不能释怀的。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说“只想着要一吐怨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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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自传《黄河青山》扉页——黄河青山永恒，人生转瞬即老

好在生活多少还是仁慈的，在落职的不久，他的《万历十五年》就在大陆出版，一炮而红，威名至今余烈，在祖国封神了。 “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 ，他的一生，真是传奇，乱世荒山中，可以牵出无数的话题来，一齐佐证历史与岁月的残酷，及深情。

匆笔，闲谈，祝福大家新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