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口道来，令我叹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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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口道来，令我叹羡

随口道来，令我叹羡// //

韦力

此书为朱传荣老师所赠，书中以多个篇幅、多个角度讲述了其父朱家溍先生的生平事迹，书前有赵珩先生所作《序言》，《序言》后为《家世简述》，朱传荣根据家谱上的记载，将萧山朱氏一族追溯到了唐代，而后谈到她高祖的父亲朱凤标在清道光十二年从萧山考取一甲二名进士之后，来京任职，自此之后就有了北京朱氏这一支。

朱传荣的这部书并没有写成传记形式，而是用很多片段来展现朱家溍先生的各个方面，比如她在文中引用了启功先生2003年10月在朱家溍追思会上的发言：

我的外祖家和朱先生的外祖家有通家之谊。我母亲的姐姐（荣绮）是朱先生的外祖（张仁黻）和科举业（座）师，我的先母和朱先生的母亲常在一起玩耍，两家小孩的一同玩耍的友谊是最坚固、最友好的。

朱传荣谈及由于大家族之间亲戚套亲戚，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一些亲戚之间的具体称呼方式，正是从启功先生的这篇发言稿中，才清楚了朱家与启功家的通家之谊。而我从文中了解到，赵元方乃是朱传荣的舅舅，赵先生以收藏明代铜活字本著称于世，他所藏之本大多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而我也得到了其中的几部，当时并未联想到赵元方与朱家溍的关系。朱传荣还提及，沈兆奎是赵元方的老师，而沈兆奎的藏书目录的原稿正藏在寒斋。

朱传荣在书中将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随口道来，真的令我叹羡。她在本书中还提到了故宫早期创办出版社的情况，而这段经历是我以往所未曾留意者：

成立于1957年的文物出版社印刷厂，以铜版与珂罗版印刷的精美享誉将近半个世纪。尤其以1957年出版的《宋人画册》， 1962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瓷》， 1965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馆藏花鸟画选》最为知名，成为印刷史上的高峰。

对于该出版社的来源，朱传荣说，是郑振铎在1949年担任文物局局长之后，想在北京建一家质量上乘的出版社，以便将故宫的藏品予以出版。那个时候，最好的印刷企业在上海，故在1952年，郑振铎委托上海出版公司的刘哲民了解当地情况，而他所得到的反馈，则是鹿文波的开文制版水平最高，于是郑振铎将此人以高薪聘到北京，建起了印刷所。到了1955年，鹿文波制作出了《宋人画册》单页， 1957年又出版了精装本的《宋人画册》，此画册的印刷水平可谓那个时代的顶峰，由此令该书风行天下。郑振铎在《宋人画册》的序言中，也点明了鹿文波等人为此所做出的贡献：“选画之功，以张珩、徐邦达二君为主；印刷之功，则始终由鹿文波君主持。这部《宋人画册》得以成功，是和他们几位以及许多从事于此的工作人员们的努力分不开的。 ”

我细写这段历史，同样源于自己与这件事有着间接的关系。二十余年前，在海王村的一场小型拍场会上，我见到了几块铜版原版，由于我对《宋人画册》的熟悉，我明显感觉到这就是该书的其中几块铜版，然此物并未引起其他买家的关注，因此我以很便宜的底价买了回来。当时买得这几块铜版，纯粹只是出于好奇，因为此前并未接触过铜版原物，而今读到朱传荣的这部书，我方了解到，这些铜版均为鹿文波亲手刻制。

当年印刷厂从上海迁京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因为原业主鹿文波的月薪高达600元，这在上世纪50年代，几乎超过了所有人的工资收入。朱传荣在文中引用了老故宫人的所言，那时国务院总理的工资也才400块钱。但从《宋人画册》的质量来看，故宫花高薪引入此人，并没有花冤枉钱，因为《宋人画册》的出版，才使得人们看到了何为顶级印刷品。而鹿文波能够刻出如此精美的铜版，这跟他的腕底功夫有很大关系，朱传荣在本书中恰好写到了这一点：“鹿先生掰腕子有名，在院子里没输过谁。而且不是同龄人，是晚辈。内中原因，正是一生在铜版上运刀养成的功夫，稳而持久的控制力。 ”

朱传荣的这部书中，更多的是讲到了朱家溍先生各种生平事迹，这些事迹读来令我大感亲切。在二十余年前，朱家溍先生被有关部门请到天津利顺德大饭店举办了一场讲座，我也前往听讲，那个时期艺术品拍卖刚刚兴起，在座听讲之人除我之外，基本上都是大款。朱老先生轻声慢语地讲述着文物的历史，他所讲的知识让一些大款难以听得明白，他们现场提议，能不能讲得通俗一点，我看到朱先生沉吟了一下，转而讲述一些与文物有关的掌故，而其面部丝毫没有变化，老先生的涵养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几年之后，经故宫图书馆翁连溪先生之介，我前往故宫拜访了朱家溍先生，老先生的办公室不大，里面堆满了各种物品，因此前我已了解到萧山朱氏以藏碑帖闻于世，并且这些碑帖大多捐给了故宫，于是我斗胆向朱先生讲述自己也有藏碑帖之好，而后提及了几部自认为得意之本。朱先生对我的所藏颇有夸赞之语，我当然知道他的夸赞更多的是一种鼓励。而我借机请老先生给我写一个藏碑帖的堂号，当时我自己起名为“石墨簃” ，朱先生认为此号不佳，后来他给我的所写为“怡情石墨” ，到如今，这个堂号仍然悬挂在寒斋的碑帖室门楣上，每睹此匾，朱先生的谆谆教诲之态，都会浮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