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徽的诞生 ——“民间”与“古典”的互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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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邮票（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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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月之后，随着国庆一周年的逐步临近，国徽审议工作开始紧张地进行。此时张仃已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的主任，组建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国徽设计小组，成员有张光宇、周令钊、曹肇基。受开国大典盛况的触发，张仃又设计了一个国徽图案，这次是以天安门作为主体，替代了绘有红色中国版图的地球，不过天安门被处理成斜透视，显然是出于艺术表现上的考虑。关于天安门的构想，张仃自己后来这样解释：“天安门广场既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天安门还是刚刚举行过开国大典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同天安门有关，所以我就把天安门设计进了国徽。 ”其实在此之前，张仃设计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和第一套开国大典纪念邮票时，都采用了天安门的形象，他此举应该不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

张仃的这个新方案与前述的两个方案于1950年6月10日递交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讨论。马叙伦、沈雁冰在1950年6月21日写就的《国徽审查组报告》中对这次会议有明确记载：“计得有仿政协会徽拟制的五个图案，亦仿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一个图案，另有以民族形式拟制的两个图案，一并送请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定。经常委会认为均未恰当，指示以第二种方式为主，加以修正，另制图案。 ”这说明：政协常委会对3个方案都不满意，但对张仃新设计的图案中采用天安门表示肯定，最后决定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让两个设计组重新设计。张仃与林徽因先期设计的两个方案之所以被否决，显然是因为前者“中国特征”的表达不够充分，缺少文化历史的内涵；后者以玉璧为主体，与国徽的 “政权特征”有一种前提性错位。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围绕着要不要把天安门放进国徽，曾经有过争论。 6月11日国徽组召开会议，对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的“仿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进行讨论，梁思成发言对采用天安门明确表示反对：“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 ……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的。同时在图案处理上感觉有点不满意，即是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 ”然而这只是表面的理由，梁思成反对天安门入国徽另有更深刻的理由：天安门是封建王权的象征，不应放进人民共和国的国徽。

同样的天安门，在梁思成眼中是封建王权的象征，在张仃心目中却是中国革命的象征，可谓意味深长。这实际上也从正反两方面诠释了天安门作为一个象征载体的复杂内涵，反映了不同知识背景、人生经历与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文化诉求的差异性，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新成立的共和国不同的理解与期待。必须指出的是，梁思成反对天安门入国徽，并不意味他不喜欢天安门。恰恰相反，作为一个古建筑学家，他对天安门有着近乎宗教般的崇拜，惟其如此，他才成为北京古城悲壮的捍卫者，在狂热的年代挺身而出，以一己微薄之力，反对拆除古城墙，并为此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同样，张仃采天安门入国徽，并非仅仅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同样有文化的底蕴。也许在张仃看来，没有什么实体比天安门的端庄、雍容、富丽的形象更能代表中国。所以，在他主持设计的徽志、邮票和展览会场中，只要是代表中国，他都不忘记给天安门一个中心的位置。梁、张的区别仅在于：前者出自于文人绅士的情怀与眼光，立足于“古典” ，后者出自于革命艺术家的趣味与理想，立足于“民间” 。

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 “古典” 与“民间”本来各行其道，相安无事。现代以降，随着西方的民粹主义、阶级论的介入，两者开始冲突对立，甚至势不两立。从大的趋势看，是“古典”受到贬抑,“民间”受到崇拜。这种博弈也以微妙的方式反映在国徽设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