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不与民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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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 ”汉朝大儒董仲舒曾言：“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意思是，吃国家俸禄的人，不得和老百姓去争夺利益。从古至今， “不与民争利”都是最基本的执政理念， “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 。

“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史记》里讲，公仪休担任鲁相后，规定所有为官者不得经营产业、与民争利，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当吃到自家种的爽口蔬菜，就“拔其园葵而弃之”；看到自己家有人在织布，立即“疾出其家妇，燔其机” ，还十分生气地说：“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自此， “拔葵去织”便成为一个流传千古的成语，屡屡被后来者引以为戒。

《隋书》记载，因百官所需费用不足，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设置用以放债的公款， “以息取给” 。工部尚书苏孝慈认为官府与民众争利， “非兴化之道” ，就“上表请罢之，请公卿以下给职田各有差” 。《资治通鉴》里也讲，武则天垂拱年间，管理皇家西苑的尚方监裴匪躬建议把吃不完的果蔬拿到市场上去卖， “以收其利” 。时任宰相的苏良嗣断然叫停：“昔公仪相鲁，犹能拔葵去织，未闻万乘之主，鬻其果菜以与下人争利也。 ”

应该说，自家织点布、种点菜，官府放贷收息，吃不完的果蔬拿去卖，都不是什么大事，但从公仪休、苏孝慈到苏良嗣，何以“大发雷霆”“小题大作”呢？道理很简单，意蕴也很深远。从表面上看，这样做会对民生造成一定的冲击和伤害。但深层次的危害在于，这个口子一旦打开，以后只会越开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就会跟进和效仿。而且，政府和官员手中都握有一定权力，与“手无寸铁”的百姓“争利” ，孰强孰弱立见高下。长此以往，弱肉强食、民不聊生，最终必然百弊丛生、积重难返。

更为可怕的是， “争利”开始往往是公开的、含蓄的，但逐渐就演变为敲诈，甚至抢劫了。《梵天庐丛录》载，某太监打着“老佛爷”的旗号，到开封为宫廷征取过冬用炭，对县令说：“汝需备炭三十斤。 ”这事并不难，可随即提出苛刻条件：“每枝长须一尺五寸，圆一寸五分”“不可有节”“不可有裂纹” 。县令面露难色时，太监就恫吓道：“万一老佛爷冻着，汝罪不小！”此时有人打圆场：“有银子便好商量。 ”结果被敲去一千多两白银。从这个意义上讲， “拔葵去织”“罢公廨钱”是未雨绸缪之举，可以把祸患消除于萌芽之中。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治国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为什么“与民争利”被视为最低下的经济政策？这是因为，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若争小可，便失大道。 ”与民争利无异于竭泽而渔，是对民心民意最大的忤逆和伤害，争到的是利益，失去的是民心。 “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舟水之喻，兴衰之理，不能不令人警醒。

马克思早就断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仅不与民“争利” ，还想方设法为民“挣利” 。日寇封锁扫荡期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极为艰难，树叶成为充饥的主要口粮。聂荣臻签发一道“树叶训令” ，严禁部队采摘村庄方圆15里之内的树叶， “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 。同时，官兵们还为群众修建了“抗战渠” ，修复了“将军盘” 。不与民争利，多为民挣利，才能赢得人民支持，战胜一切困难。这个规律不仅为革命战争所检验，亦为建设和改革事业所证明。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无论走过多长的路，无论走到多远的未来，为民“挣利”而不“争利” ，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永远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执政立场、一如既往的赤子之心、一以贯之的价值坚守。 “群之所为事无不成，众之所举业无不胜。 ”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时时同民意对表，事事向民心聚焦，我们就一定能“挣”得人民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