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学人与唐钞本《王勃集》残卷

近代中日学人与唐钞本《王勃集》残卷// //

日本在奈良、平安前期传入的汉籍多以钞本形式流传，通称“唐钞本” 。它们流传千载，古色古香，具有很高的审美收藏价值，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不仅如此，它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特别是文献辑佚以及考察汉籍东传日本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备受学者关注。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如严绍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1991) ，王勇、大庭修主编的《中日文化史大系》(《典籍卷》1996年) ，陶敏、李一飞合著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2001)都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界详于唐钞本内容本身的介绍，而较少言及它们在近代的收藏、刊刻、研究情况。实际上，近代中日学人在这些方面曾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学术史所不应遗忘的。本文试以日本现存唐钞本《王勃集》的四个残卷为例，藉此说明这些珍贵文献与中日近代学人的学术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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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650—676?) ，初唐四杰之一，提倡刚健劲雅的文风，在唐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文集已佚，今传者皆为后人辑本，较著名者有明张燮辑编的《王子安集》十六卷本和清蒋清翊的《王子安集笺注》二十卷本。这些辑本虽用力甚深，但由于其主要来源为《文苑英华》，故仍有不少篇章无从补辑。幸运的是，东瀛至今仍保存着四个唐钞本残卷，为后人提供了辑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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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唐钞本残卷分别是：1.《王勃诗序集》一卷，庆云四年(707)写本，奈良正仓院藏。 2.卷二十八墓志下，上野尚一藏。 3.卷二十九、三十，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其中卷二十九存行状、祭文五篇。卷三十存王勃卒后亲友相关文字四篇。 4.《过淮阴谒汉祖庙祭文奉命作》一文，神田家旧藏，今藏东京国立博物馆。此文亦属卷二十九，即目录中所提到的《祭高祖文》。后三种残卷同出一帙，皆出于千年古寺兴福寺，抄写时代在王勃去世不久，为王勃集现存最早写本。这四个残卷的文献价值极高。如佚文，仅正仓院所藏诗序，即有二十篇不见于中土文献;而王勃亲友诸文，对了解王勃去世前后的情形也极具价值;残卷同时为了解王勃集的唐代原貌提供了重要线索。由于残卷涉及到二十八至三十卷，可知唐代原编当为三十卷本，这使得两《唐书》、《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崇文总目》等三十卷的记载得到了有力的证明。故内藤湖南认为， “全帙为卅卷无复可疑，固知杨序为字讹也” ，可知杨炯《王勃集序》中“二十卷”的记载是错误的。至于《郡斋读书志》所载的二十卷本，今亦不传，但可以肯定已不是唐代王勃集的面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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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学者中最先提及唐钞本《王勃集》残卷的是杨守敬(1839—1915) 。清光绪六年(1880) ，他应驻日公使何如璋之召赴日，次年作为继任公使黎庶昌的随员留任。在日期间，他广搜古本珍籍， “每得一书，即略为考其原委，别纸记之，久之得廿余册” ，后命名为《日本访书志》。该书卷十七有古钞《王子安文》一卷，云卷子载文“三十篇，皆序文。日本影照本，书记官岩谷修所赠。首尾无序跋，森立之《访古志》所不载，惜当时未细询此本今藏何处。书法古雅，中间凡天地日月等字，皆从武后之制，相其格韵，亦的是武后时人之笔。此三十篇中不无残缺，而今不传者凡十三篇，其十七篇皆见于《文苑英华》，异同之字，以千百记，大抵以此本为优，且有题目不符者，真稀世珍也” 。岩谷修，号迂堂，或古梅园、金粟道人、一六居士。日本书法家，近江水口藩士。杨守敬曾向他借过宋本《尚书正义》原本、《春秋左传集解》古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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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曾对这一钞本的性质有过推测：“此卷首尾无卷第(尾残缺) ，其第一首题王勃名，以下则不题名，似当时选录之本。然以勃一人之作，采取如此之多，则其书当盈千卷。考唐人选集唯《文馆词林》一千卷，而编录在显庆三年，非子安所及，抑唐人爱勃序文者钞之耶?疑不能明，记之以俟知者。 (子安有《舟中纂序》五卷，然校此卷中文不尽舟中作，《滕王阁序》其一也。 )今以逸文十三篇抄录于左，其他文十七篇异同，则别详札记。 ”岩谷修赠给杨守敬的古钞影本，乃明治十七年(1884)博物局石印本，其底本藏于奈良正仓院，由于所影并非完帙，使杨守敬的推断和校勘受到了很大影响，不过他对于《王勃集》残卷的著录与录文，仍给后人进一步查考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另外，杨守敬在《留真谱》中曾据《聆涛阁帖》影刻了上野氏所藏墓志卷首的十一行，当时虽不知为王勃集残卷，但其先导之功，仍值得学术史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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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杨守敬之后，罗振玉(1866—1940)在搜寻、影刻《王勃集》残卷方面用力最深。 1909年罗振玉受学部指派到日本调查农学，为期两月。在这期间，他曾与平子尚(号铎岭)讨论日本古籍写本，平子氏认为正仓院所藏《王子安集》残卷为最先，抄写时间为庆云时期，其中多存佚文，并且愿意介绍罗振玉前往正仓院观赏。当时罗振玉因归国日期临近，不能前往观看，便请他予以代为影写。

归国以后，罗振玉接平子氏来信，说影写事已得到管理者批准，一二月间即可以完成。平子氏还寄来了印刷局印本《王勃集》序文，希望罗振玉由此窥见一斑。该本仅十六纸，录序文二十首，相当于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的三分之二，仅为正仓院序文全卷的一半。

罗振玉将该本与蒋清翊《王子安集注》本对校，发现其中有佚文五篇，于是将其赠给蒋清翊之子蒋黻。蒋黻(1866—1911) ，字伯斧，江苏吴县人，与罗振玉友善，曾共同创办农学会和《农学报》，其墓志铭为罗振玉所作。罗振玉劝蒋氏将此佚文刻于《王子安集注》后，但蒋黻希望正仓院本《王勃集》序文全卷到后再行刊刻。一年过后，毫无消息。罗振玉向东京友人询问，才知几个月前平子氏已因肺病去世了。正仓院本诗序影刻一事就这样暂时搁置下来了。 (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序》)

不过，失之东隅，得之桑榆，罗振玉的友人内藤湖南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1910年秋季，内藤湖南到中国学部观看敦煌卷轴，以《王勃集》的另外两种古写残卷影本相赠，其中墓志三首，即《唐故度支员外郎达奚公墓志并序》、《归仁县主墓志并序》、《唐故河东处士卫某夫人贺拔氏墓志并序》，时为上野有竹所藏。上野有竹，日本收藏家，与内藤湖南友善。内藤曾为其《有竹斋藏钵印》作序，称其“抗志爱古，所蓄法书名画之富，久噪于世”(《内藤湖南全集》十四卷) 。影本中另收《过淮阴谒汉高祖庙祭文奉命作》一文，则为神田信醇所藏。神田信醇(1853—1918) ，字子醇，别号香岩，晚以别号行。日本著名诗人、书法家、收藏家。家为平安旧族，收罗古钞书椠、金石书画极丰。其藏书之处曰容安轩，所储多古钞书椠，而唐钞四种最为惊人秘笈。精赏鉴，尝任京都帝室博物馆学艺委员四十年。与内藤湖南友善，内藤曾作《瘗髯铭》记之。内藤湖南的这一赠本，当即明治四十三年(1910)八月上野氏珂罗版印行的“唐钞文集” 。内藤湖南在《富冈氏藏唐钞本王勃集残卷跋》中回忆说：“明治庚戌上野有竹君以其本同一帙合两本付之玻璃板……会余游燕山，举以赠伯斧及彼地诸硕学。 ”可见上野本通过内藤湖南，在印行一月左右即赠予了罗振玉、蒋黻等人，当时中日学术交流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内藤湖南实是上野和神田氏所藏《王勃集》古钞本的最早鉴定者。内藤湖南有《上野氏藏唐钞〈王勃集〉残卷跋》一文，对该古钞本进行了考证：“其书法近北朝人，仿佛有敬显儁碑、杜文雅造象遗意。凡写华字，皆缺末笔，乃避则天讳，而后制字一无可用，可断其钞成于垂拱、永昌间矣。此书撰人从未有考者，尝观平安神田香岩君藏唐钞《过淮阴谒汉高祖庙祭文奉命作》一首，首云‘维大唐上元二年岁次乙亥八月壬申朔十六日丁巳，交州交阯县令等，谨以清酌之奠敬祭汉高皇帝之灵’ ，其体式书法全与此墓志同，其纸缝有‘兴福传法’印，纸背写《大乘戒作法》，亦并同(戒法凡八百年前我邦僧徒所写) ，据新旧《唐书?文苑传》：王勃为虢州参军，时杀官奴曹达，事觉除名。勃父福畤由雍州司功参军，坐勃故左迁交阯令，上元二年勃往省父，渡海溺水而卒，年二十八。是知《祭汉祖文》勃代其父而作。余因终定此墓志为勃集残?卷。 ……?今复获此四首，其钞写时先于秘库本二十余年，距勃死不过十年，勃文之存者，莫此为旧。 ”(《宝左庵文》，载《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内藤湖南《续论书绝句》中曾歌咏此卷：“兴福旧储印记分，则天朝写子安文。墨痕仿佛魏齐迹，遗法应寻敬史君。 ”注云：“王子安集残卷，今分藏上野、富冈、神田三氏，皆有‘兴福传法’印记，余以其避武后祖讳而不用后新制字，定为垂拱、永昌间写，书法圆劲，似敬显儁碑。 ”内藤氏不仅最早指出上野藏本为王勃集残卷，而且根据避讳断定此写本作于垂拱、永昌间，距王勃去世不过十年，为现存王勃集最早写本，这些结论，均已为学界接受，堪称王勃集文献的重大发现。加上前面提到的平子尚赠本中的佚文，罗振玉这时已得到王勃集佚文九篇。他劝说蒋黻速将这些佚文付梓，切毋因循求全。但此时蒋黻向杨守敬借其藏本，书函往来又过一年，这时已经是1911年了。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蒋黻在这年的秋天突然罹暴病身亡，致使王勃佚文“刊刻之事，遂成泡幻” 。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举家迁往日本，寓居京都，至1919年春始返回国土。在这一期间罗振玉仍不忘影写正仓院本《王勃集》，但因为“御府秘藏，禁令森严” ，多次未能实现影印愿望。这时罗振玉“大悔往者之在海东，恨不宽归程三日，一观此秘笈也。至是写影之事，遂不复措诸怀” 。懊恼之情，溢于言表。

罗振玉辛苦搜罗王勃佚文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日本友人的帮助。 1913年内藤湖南曾将正仓院《王勃集》残卷影本赠与罗振玉，笔者在辽宁省图书馆见到了这一赠本，共十六纸，扉页上有罗振玉跋文：“唐初写本《王子安集》残卷，原本在日本正仓院，为彼帝室御物，藏护严密，不以示人。此正仓院印刷官局印本，三十年前所印，流传甚罕。此为湖南博士所赠，校以《王子安集》蒋注本，多佚文八篇(按：实为六篇) 。癸丑(1913)六月，上虞罗振玉记于海东寓居之比叡山楼。 ”

皇天不负有心人， 1918年的秋天，罗振玉终于有了见到正仓院《王勃集》残卷全本的机缘。当时还是年轻人的神田喜一郎去拜见罗振玉，告知近来得正仓院《王子安集》全印本，计二十余纸。这个印本，当即明治十三年(1880)印刷局石印之全本。罗振玉得知大喜， “我辈所藏仅十六纸，此则廿余纸”(1918年9月23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见《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集》) ， “亟请借观，则为文四十一篇，不见今集者凡二十余篇……杨(守敬)本佚文，实仅六篇，而此本佚文二十篇，则完好无缺，为之喜出望外。乃以三夕之力，手自移写，合以祭文一篇、墓志三篇，共得佚文二十四篇，其见于今集者之二十一篇，亦手校异同，别为校记。正仓院本字多讹别，或有衍脱倒植，其第二十八残卷，讹误尤繁，皆一一为之是正。其不可知者，则守盖阙之训” 。编成《王子安集佚文》一卷并校记一卷，付梓印行。对于这一收获，罗振玉深有感慨：“此集虽以三夕之力成之，而梦想者且十年。昔之难也如彼，今之易也如此，惜平子君与伯斧竟不及见矣。 ”1918年12月7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中有“《王子安集佚文》印好，甚慰”(《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集》)的话，可见传刻王勃佚文一事在罗氏心中之地位。

正仓院本《王勃集》残卷经罗振玉的刊刻，已化身千百滋布于世了。然而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内藤湖南在《正仓院本〈王勃集〉残卷跋》(大正十一年八月)中曾提及此事：“近年罗叔言参事亦据印刷局本全录今本所无廿首，合上野、神田二氏本，以为《王子安佚文》。其今本所有廿一首，则作校记以附录其后，用仿宋活字印行，于是正仓院本滋布于世矣。 ”肯定了罗振玉此举的意义。但对其校录却并不满意：“叔言校录竟多讹夺，不似平生之精审，未足赖以永其传，予将欲尽合诸本及道诚注《释迦成道记》，校勘写定，以赓蒋刻，恨志长暇乏，未遑下手尔。 ”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所藏初刻本《王子安集佚文》，上面多有内藤湖南的批校，指出罗氏失校、误校三十余处，可见内藤氏的评价是客观公允的。虽说留有遗憾，但正仓院本的主要信息毕竟已传回了中国，令罗振玉牵挂的是，刚刚发现的《王勃集》第二十九、三十卷未能收入《王子安集佚文》中。他在该书序文中说道：“京都老友富冈君(谦藏)别藏《王子安集》卷廿九及卷三十，与上野氏残卷同出一帙，予曾披览，劝君影印以传之，君唯唯，意若有所待者。今此集刊行，君或亦将出其珍秘而传之艺林乎，企予望之矣。 ”

《王勃集》第二十九、三十卷的发现者是当时任京都大学讲师的富冈谦藏。富冈谦藏，字君，号桃华。日本著名汉学家，为画家富冈百炼之子，与罗振玉素有交谊。 1918年，东京富家赤星铁马尽售其家藏书画，目录中有题为“橘逸势集”书迹一卷。橘逸势(?—845)平安前期官员，书法家。工于书法，与嵯峨天皇、空海合称平安前期“三笔” 。富冈检其影照样本知为旧钞《王勃集》二十九、三十卷，期在必获，遂以重价购之。这二卷《王勃集》残本，与上野氏、神田氏二本同出一帙，并有“兴福传法”印，真可谓“希世瑰宝” 。其中卷二十九存《张公行状》以及《祭石堤山神文》、《祭石堤女郎文》、《祭白鹿山神文》、《为虔霍王诸官祭故吏文》、《为霍王祭徐王文》五篇祭文，皆为王勃佚文。第六篇《祭高祖文》有目无文，当即神田氏所藏《过淮阴谒汉祖庙祭文奉命作》;第三十卷非王勃文字，乃其死后亲友吊问之作。富冈氏曾有意将此二卷影印以饷同好，但他于翌年遽归道山，可谓赍志而殁。

作为最早目睹《王勃集》第二十九、三十残卷真迹的中国学者，罗振玉对这一珍贵文献挂念已久，原本既不能致，必求之影本而后快。 1919年罗振玉携家返国，临行时作出了重大决定，即将其京都寓所东山寄庐捐与京都大学，所获钱款用以影印日本所存唐钞本，请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两博士主持其事。内藤湖南请富冈谦藏之父先以《王子安集》残卷二十九、三十卷付玻璃版精印。 1922年6月，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所影印的唐钞本第一集中即有《王勃集》第二十九、三十卷，罗振玉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这样一来，王勃佚文又增加了六篇，而“子安文在天壤之间者，其亦尽于此矣”(内藤湖南《富冈氏藏唐钞〈王勃集〉残卷跋》) 。富冈家族所藏的这一古钞本，昭和六年由文部省指定为国宝，昭和十三年六月富冈家藏书拍卖，此卷为京都古书店细川开益堂以14218円高价购得，后辗转入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京大影印本《王勃集》一出，内藤湖南以为罗振玉“或将续印以广其传” 。这一推测不久即得到了证实。罗振玉于1922年10月对《王子安集佚文》及校记做了增订。这个增订本新补入了《王勃集》第二十九、第三十卷，成为日本唐钞本《王勃集》四个残卷的第一个全录本;校记方面也增补了十余条，质量较初印本有了很大的提高。罗振玉治学之严谨，于此可窥一斑。从1909年罗振玉请平子尚帮助复制正仓院本开始，至1922年《王子安佚文》增订本的出版，不大的篇幅竟耗费了罗振玉十余年的时间!惜国内学者对于这个增订本尚未有过充分利用，如万曼的《唐集叙录》、何林天的《重订新校王子安集》、上海古籍出版的《王子安集注》附录，用的都是初印本，佚文缺漏、校录不精等不足都被沿袭了下来，这是很遗憾的。

以上我们介绍了近代中日学人对唐钞本《王勃集》残卷的著录、刊刻以及研究情况，通过对这一典籍交流个案的追索，可以发现这一过程颇为复杂而曲折的一面，然其内容却是相当丰富的。杨守敬、蒋黻、罗振玉、内藤湖南、神田喜一郎、富冈谦藏等人都与《王勃集》残卷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的喜怒哀乐乃至生命均已融入其中，值得我们去追思和铭记。 (作者：高洪岩，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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