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迁后，谁主科大沉浮

科大系列文章：

立即搬！浩劫与磨难：中科大南迁合肥始末

历史迷雾：缘何创办中国科大？

导读：

南迁合肥后，中国科技大学在师资力量、教学设备、房屋校舍和办学方向上面临诸多困难，主管单位更是几经变更。在克服困难、排解障碍的过程中，不同身份和背景的科大教职工做出了种种努力，最终使得中国科大重新归口中国科学院，保证了科大优势学科的继续发展。这段艰难曲折的历史是中国科技大学的重要发展史，也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片段。

撰文 | 丁兆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

陈崇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丁毅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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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中国科技大学南迁合肥。方才落脚，安徽省即派出工、军宣队进驻学校，领导“一打三反” ①、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其间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校园内气氛紧张，人人自危，几个月内有 7 人自杀身亡。

1970年6月，中共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决定，由姜智敏（军）任中国科技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李东林（工）、石占金（军）等任副主任。之后，在革委会领导下，学校又展开了整党建党、“批陈整风”运动。 1971年，钱志道、武汝扬、杨秀清任革委会副主任。至1972年9月，刘达重新被任命为校党委书记，并任革委会主任，姜智敏改任党委第一书记。

京、皖两地遥距千里，交通不便，科大与其母体——中国科学院及其各研究所之间的紧密联系自然割裂，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全然落空，大师云集的盛况亦不复存在。同时，由于办学条件简陋， “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教育革命”目标在合肥也一时难以实现。当初让科大人引以为自豪的创新、尖端的系科、专业 [1] ，既不能与对口的研究所结合，也不能与科研、生产相结合。学校的未来发展何去何从，这成了一个当时困扰全校师生员工尤其是学校领导人的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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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关于刘达重任党委书记的文件

在科大面临的诸多困难、矛盾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学校的归口、体制与办学方向问题。

《关于我校体制、归口、专业调整等问题的请示报告》

1971年4月2日，经学校多次会议讨论研究，几易其稿，驻校工、军宣队与校革委会联合向中央有关部门上报《关于我校归口、体制、专业调整等问题的请示报告》[2] 。《报告》指出，迁校安徽后，由于学校的领导关系与业务归口尚未明确，以至学校的体制、面向、专业调整、教育革命经费和基建等问题都着落无处，亟待解决。《报告》认为，根据学校的专业设置及其面向情况，以中央某部门和安徽省对学校实行双重领导为宜，业务上由中央某个部门主管，党政由安徽省主管。

在专业设置和调整方面，《报告》提出了如下设想：激光、电子学、化学、应用与计算数学、气象、低温物理等专业，以原有相关专业为基础继续发展，大都要实行厂校挂钩，建立相关试验厂；近代力学系、近代物理系及放射化学、空间物理、地震、物理物理、遥测等专业,由于在安徽缺乏继续发展的条件，可直接归口相关部委或与其它单位合并。

学校领导体制改为安徽省与三机部双重领导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3] 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 ，即：解放后十七年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 “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

1971年9月2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六所高等院校的体制调整和领导关系问题的通知》，为加强国防军工所需的技术人员的培养，决定将中国科技大学改为安徽省与第三机械工业部双重领导，以安徽省领导为主。同时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改为吉林省与五机部双重领导，以吉林省为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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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关于中国科大归口三机部的文件

早在《通知》正式下发之前的8月19日，中国科技大学革委会就曾上报三机部，表示“全校教职工对我校多数专业归口三机部都比较满意” [5] ，计划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招生 500 名左右，希望三机部尽快派人来校，以落实解决教育革命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如各专业的方向、培养目标、招生数量、挂钩工厂、三结合教师队伍、学生来源、校办工厂的典型产品以及学校基地、校内体制等。

为衔接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学、生产和科研所需物资的供应， 11月4日，三机部发出通知 [6] ，颁发中国科技大学订货代号。学校所需国家统配物资，由三机部华东地区物资供应管理站管理、供应，此后直接由学校和该站联系。在订货业务中，因三机部对外用“○一单位”代号，从而将学校的订货代号确定为“○一单位3909部” 。

学校办学方向面临困难

中国科技大学归口三机部后，学校当时的37个专业中有17个和三机部不对口，其中近代物理系的4个专业和近代化学系的放射化学专业尤为突出。而三机部的有关领导明确表示，与三机部不对口的专业，部里不能承担其科研经费。不仅如此，在1971年底三机部分配给学校的招生计划中，只有与其对口的18个专业的招生计划。因此，学校归口三机部后，与三机部不对口的专业如何处理？相关的科研人员如何安排？学校如何坚持原来的办学方向？这些都是学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同时，在合肥办学遇到的师资、房屋、实验设备等诸多困难动摇了多数科大教职工的信心，许多人产生了悲观情绪。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有人对学校下迁的原因提出了质疑，认为下迁是林彪的一号命令造成的，现在林彪已经倒台，学校可以搬回北京了。于是一些教职工强烈要求把科大搬回北京。

面对这些情况，学校党委会、革委会经过讨论后做出决定，不管有多少困难，一定要保持科大原来的办学方向，继续把学校办好，决不能让科大垮掉。为了争取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 1972年1月11日，校革委会向省革委会和三机部递交了《关于早日确定原子能专业业务归口的请示报告》[7] ，接着学校党委又向国务院科教组汇报了科大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学校的汇报引起了国务院科教组的重视。 1972年4月14日，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办学问题的座谈会在国务院科教组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科教领导小组成员迟群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姜智敏、党委副书记武汝扬、革委会副主任钱志道，科教组大学组负责人薛玉珊，科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秦力生，二机部牛树生，三机部政工组副组长、教育小组组长陈文海，安徽省教育局副局长邵遂东。在座谈会上，科大领导重点谈了学校保持理工综合特点和专业完整的必要性，原有专业与三机部不对口的情况以及科大在合肥办学面临的困难。三机部领导陈文海就专业对口的情况作了解释，秦力生也就科学院当时面临的困难作了说明，指出科技大学再归口科学院是不太合适的。 [8] 这次会议形成了三点意见：第一、科技大学要办下去；第二、继续保持理工综合的特点，关于学校体制、归口和专业设置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第三、学校搬回北京是不现实的。

要求重新归口科学院

自上次座谈会后，国务院科教组有意让中国科技大学重新归口科学院，因而委托科学院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讨论了一次，意见不统一，归口问题没有实际进展。至1972年5月中旬，钱志道通过询问科教组、科学院的领导，了解到了上述情况，并及时向学校作了汇报。此时，学校与三机部的关系因座谈会的召开而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状况。此前，三机部本已批准学校该年度的14000多平方米的基建任务，原拟定6月派设计人员来合肥进行整体规划设计。但到了6月份，三机部告诉学校除6000平方米的宿舍继续施工外，其余工程暂停。学校的形势更加复杂。

为尽快解决学校面临的困难，校革委会于6月10日又分别向国务院科教组、安徽省、三机部报送了《关于中国科技大学的体制、归口、专业方向的请示报告》，再次就专业、归口问题作了汇报，恳请上级部门尽快解决。当日，校领导成员姜智敏、石占金、武汝扬、徐文成还共同署名致信当时在北京的钱志道，信中就学校归属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意见，认为：学校归属“要以科学院领导为主，兼三机部、二机部、七机部，所有专业归口都能找到归宿，但一定要肯定科学院领导为主这一点” 。信中还提示：“这个意见在文字报告中不便提出，因为目前还隔着三机部这层关系，但可以将校党委的意见在与科学院和科教组负责同志面谈我校问题时提出，供他们参考。 ” [9]

7月13日，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王建中在科教组会议室就有关问题再次与学校领导姜智敏、武汝扬、钱志道举行座谈会，交换意见。王建中介绍了科教组解决中国科技大学办学问题的协调情况和处理意见：科教组就中国科技大学的领导关系问题先与三机部和安徽省进行了沟通，三机部也认为科技大学不宜改变“理工结合、以理为主”的办学方向；后科教组又与科学院谈了两次，但科学院不同意将科技大学重新归口科学院，原因是科学院新技术局没有了，不好对口管理；因此科技大学以后归口国务院科教组，教学计划、招生、办校方向、任务、方针、基建等归科教组管；学校基建问题和基本建设改由安徽省负责，基建经费由科教组下拨给安徽省。王建中强调：中国科技大学“在安徽办，这是中央定的，商量不了，其他的问题可以从长商量。 ”在座谈会上，科大党委书记姜智敏代表学校发表了意见：“我们认为科技大学归口科学院比较合适，在合肥办学，房子不是最困难的问题，教员、设备、实验室才是最重要的。 ”钱志道也提出了归口科教组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归口科教组，经费器材问题很难办，拨款到省里，要打折扣，给不了东西。 ”王建中答应科教组会就科技大学的领导关系问题再向上级汇报。 [10]

与安徽光机所合并的提议

1972年 7月22日晚20:00至23:30 ，在国务院科教组会客室，科教组组长刘西尧、副组长王建中、办公室胡沙再次和科技大学领导姜智敏、武汝扬、钱志道会谈。刘西尧首先提议科大和科学院安徽光机所结合，并暂定1972年的基建归科学院管。接着他就科大的搬迁问题作了解释，就原子能专业问题作了一些设想。他说，科大搬迁的原因有三：一、战备的需要，与林彪的第一号命令无关；二、全国大学的布局不合理，科技大学搬迁到合肥，可以平衡一下大学分布，可以给安徽省增加技术力量；三、科大是科学院办的，科学院现在有了很大变化，不一定要办科大了。原子能等五个专业的对口问题可以再和相关单位商量。科大的三位领导向科教组表达了他们对学校前景的担忧。钱志道首先说：“搬迁过程中调走了100多名教员，三机部前后不到半年又两次调人，又走了50名教员，这样学校有散摊的危险。 ”接着武汝扬发言：“我有顾虑，科大久而久之会垮在我们手里，科大垮了很可惜， 58年成立时有人反对，中央支持， 62年广州会议又有人提出取消科大，后来中央支持办下去，现在看来科大更应办下去。 ”最后姜智敏谈了下迁对科大局面的影响：“科大全体教职工对下迁的认识非常混乱，影响稳定， ……大局未定，人心不安，希望上级领导很快解决问题。 ”最后针对归口问题，刘西尧主张“科大以后就归安徽省领导，科教组规划，不要提以谁为主。 ”姜智敏则再次表示担忧：“科大若归科教组管，省里基建将不能保证” 。刘西尧最后表示：“我们改变了三机部的领导关系就是为保证科大不改变性质，但下迁的大方向不变，困难要克服。 ” [11]

7月27日凌晨3:30 ，李德生在京西宾馆第三会议室接见姜智敏，指出下迁不能说是林彪路线造成的。他认为和安徽光机所合并的意见很好，他表示支持。最后他指示：“要下定决心在安徽把科技大学办好” 。 [12]

8月1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了“关于中国科技大学专业归口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科教组的王建中、胡沙、郑晓思，科学院袁义谷，国防科委、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七机部、燃化部、冶金部、地震局、安徽省等单位的领导。王建中首先在会上讲话：“要按总理的指示精神把科大办好，按理科为主的特点把学校办好，专业按杨振宁的意见，专业不能太窄，否则束缚思路” 。 [13] 其后胡沙主持会议，各单位就专业设置问题谈了意见，但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

8月9日，国务院科教组在科学院召开科技大学同安徽光机所合并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科教组的胡沙、李兆汉，科学院二局局长黄正夏、副局长宋政，三局局长曲守慈，安徽省教育局副局长邵遂东，科大领导武汝扬、钱志道。会议一般性地介绍了各自的情况，交换了各自的意见，关于科大和安徽光机所合并后的一系列问题，如领导关系、经费、器材、科研任务等问题均未解决。 [14] 后来安徽省委又专门开了两次会议研究，科大也三次到光机所联系，但光机所的领导和群众都不同意与科大合并。而且光机所本身也缺职工宿舍，即使合并也不能解决科大的困难，所以合并计划最后无果而终。

再次向国务院报告学校面临的办学困境

1972年12月，由于归口、专业、体制等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学校再次向国务院科教组递交报告，请求把学校搬回北京或尽快帮助解决在合肥办学的困难。报告从以下四个方面向中央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15]

一是师资力量不足。科大建校十几年来师资力量虽有较大发展，但并未建立起独立的教学队伍。下迁后，依靠科学院研究人员的有利条件没有了，所以各专业的主要课程的主讲教师奇缺。随同学校下迁的教师多是1963年以后毕业的年轻教师，缺乏教学实践经验，一下子要担负起全部授课任务有很大困难。而且在学校下迁过程中师资队伍流失严重，有一百多名教员由于种种原因而调走了，大大削弱了学校的师资力量。学校迁至合肥后，全校有610多名教职工夫妇分居两地，其中一方在北京的就有320名。这些人多数是对方单位不容许其配偶调出。这些人的分居问题不解决，原本已经削弱的师资队伍有进一步瓦解的危险。

二是实验设备缺乏。 “文革”以前，学校的主要实验设备几乎全部依靠科学院有关研究所，校内仅有基础课实验室，高年级学生均到科学院实习、做毕业论文。凡是需用大型实验设备和高精尖仪器的实验教学工作无不借助于科学院。下迁后，各专业失去了原先科学院提供的全部教学基地，这使得实验教学工作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如果在合肥重建实验教学基地，像低温、计算机、生物物理和高空大气物理等专业的实验设备，大约需要1000万元的经费投资。而像原子能反应堆和力学风洞这样的大型设施，在合肥是根本无法建起来的。因此许多专业因为无法解决教学实验基地问题而面临办不下去的困境。

三是房屋短缺。科大原在北京的校舍有实用面积12.4万平方米，而合肥师范学院的校舍只有8万平方米。在北京的实验室有实用面积12万平方米，而合肥师范学院包括仪器仓库在内只有2万平方米，而且绝大部分用于堆放仪器，大概只有3千平方米的实验面积。合肥师院的8万平方米校舍，除去生活用房外，剩下的连堆放仪器都不够。从北京搬来的仪器有三分之二无法开箱安装使用，只能堆放在楼道里，甚至在露天广场上，风吹雨打，损坏相当严重。而基建工作进展非常缓慢， 1970年学校开始建设2千平方米的厂房，直到1972年底都未完工。

四是科大的办学方向问题。科大在“文革”前科大为国家培养了7000多名毕业生， 80％以上分配到国防科学研究单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最重要的原因是科大和科学院的有机结合，学生到科学院实习，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到科大任课，科研和教学能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国内外最新的科研成果及时反映到教学上来，保证了高水平的教学质量。离开了科学院这些有利条件，科大要坚持原来的办学方向面临着很大困难。再者，第三机械工业部是主管国家航空工业体系的领导单位,所属单位以工为主，学校归口三机部，必然造成学校的办学方向向工科方向转移，这样势必要偏离了科大原来的办学方向。

报告还就一年来各方面为解决学校归口、体制、办学方向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结果作了说明，最后恳请“中央采取紧急措施，把科大迁回北京，或者协同学校解决各项实际困难，按原来办学方针在合肥办下去” 。

与此同时，刘达、武汝扬、钱志道还联名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反映这一问题，请求中央考虑科大的办学地点和体制问题。他们认为“科大迁回北京，仍由科学院领导，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 ，因为“北京校舍基本空闲，稍事修缮，所费不多，不过一年即可使学校正常工作” 。如果确有困难，不能迁回北京，请求有关领导部门协助学校拟订克服当前困难的计划，使科大能按原方针办下去。 [16]

虽然学校领导担忧学校的前景，但他们并没有消沉，一方面他们积极请求上级帮助解决困难，另一方面他们也自己在为科大能在合肥办好作出种种努力。该年度7月份，学校经过研究，决定抽调一部分历届毕业生回校以补充师资，解决师资短缺问题。

为解决归口问题而继续奔波

1973年初，学校仍然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归口、体制、办学方向这些问题上。

1973年2月1日，刘达主持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鉴于本年度学校基建经费尚未落实，会议决定请石占金去北京会同杨秀清找有关部门联系，以尽快解决该年度基建指标问题。

2月16日，石训、何作涛、钱逸泰、尹之桥等代替石占金到达北京，专门向国务院科教组请示汇报当时的经费状况和1973年基建计划问题。 2月17日下午18:00 ，钱逸泰从科教组招待所给学校打电话，汇报工作进展。电话里传达了科教组刘凯丰的意见：“先解决领导关系，不再对口中央部门，不再提双重领导，由省里领导，科教组帮助解决具体困难” 。 2月18日上午，武汝扬和姜智敏、省教育局的杨枫讨论了刘凯丰的意见。武汝扬在电话里告诉钱逸泰：“关于科大的领导关系，省里已给国务院有报告，提出要中央某个部门归口，由科教组或科学院归口。省里工作会议时宋佩章对刘达说，没有中央部委的归口，有些问题省里搞不了。我和刘达的意见，不同意不再归口中央某个部门的意见。归口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先拨基建费、经费。 ”2月19日上午，钱逸泰找到刘凯丰，汇报了学校的意见。刘凯丰表示，科教组不了解省里给国务院的报告，科教组和科学院就科大的归口问题有过沟通。对于科大的领导关系等问题，他提出具体的意见是：“一、科大依然面向全国，保持原来的办校宗旨，理工综合、以理为主，偏理，专业可作适当调整，条件不成熟的缓上。二、由双重领导改为归省里领导。三、专业设备、师资培养、学生分配、经费、行政管理，科教组都管，科学院的人员可以到学校上课，几个月，一年都可以。四、地方不能解决的问题，科教组解决，需要科教组帮助解决的，帮助解决。大前提定下来，经费可先拨下来，可先向省里借，争取二月底解决问题。 ”刘凯丰表示，他将尽力督促科教组尽快把基建费和经费拨下来，提议石训再找刘西尧汇报一下科大当前的情况。钱逸泰打电话向学校汇报了有关情况。 [17] 2月21日夜，何作涛从北京打电话告诉刘达，学校领导关系已按刘凯丰的意见定了，科教组同意先拨165万基建经费。刘达指示，体制问题要坚持对口科学院或科教组，再对宿舍楼、书库、锅炉房三项工程的基建经费做些努力。

2月26日，学校收到石占金、杨秀清给姜智敏、刘达、武汝扬的信。信中汇报了在京诸人的努力结果。基建问题，科教组内定的165万基建经费已批准，但必须等待计委下达指标，宿舍楼、书库、锅炉房三项工程的经费希望不大。在此情况下，石、杨建议在8500平方米化学楼经费（85万）中拿出40万建三幢宿舍楼，化学楼1973年投资40万， 1974年投资40万。关于工程设计问题，经科教组同国家设计院联系推荐，在京同志已和上海华东化工设计院取得联系。日常经费问题，在京同志已与三机部娄副主任谈妥，三机部同意每月借拨18万元，不足的再向省教育局借支（每月7、8万当无问题），但需有实际开支项目。关于科学院研究人员继续兼任学校教师问题，信中说刘凯丰已同武衡谈过，武已点头同意。石、杨他们正努力请科教组给科学院发一公函，以便具体落实。关于体制问题，石、杨的信中说：“这是我们这次来京遇到的新问题，我们已就科教组关于把科技大学交安徽省不再归口中央某一部委的意见，反复提出建议，看来科教组有重新考虑的意向，尚需省、校继续努力。我们准备向王建中、武衡反映科大教职工强烈要求业务归口科教组或科学院的意见。 ” [18]

2月27日上午，武汝扬到省委汇报工作，省委要求石占金回来后再向省里作详细汇报，并建议石、杨两人不要急着回校，要找刘西尧帮助解决问题。 2月28日上午，武汝扬与姜智敏就石、杨的来信交换意见。他们对体制、基建、经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解决意见。下午15:30 ，武汝扬找到省教育局的杨枫，杨答应打长途电话向国务院科教组反映科大的几个重要问题，并要教育局派到北京向科教组汇报经费问题的金辉协助石、杨找秦学敏，请秦帮助找科教组解决问题。当晚22:30 ，武汝扬给钱逸泰打电话，要求石、杨不要急于回来，一方面找科教组继续做工作，一方面等学校电话。 3月2日下午，武汝扬将三次电话和一封信的情况向省委常委宋佩章、李化之、杨效椿、潘启琦作了详细汇报。 [19]

重新归口中国科学院

1973年3月19日，国务院科教组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就科技大学的问题呈交了《关于改变中国科技大学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当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改变中国科技大学的领导关系。 [20] 国务院科教组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三机部、财政部下达《关于改变中国科技大学关系的通知》的文件。文件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科技大学仍在合肥建校。鉴于该校与科学院的历史关系，专业又比较对口，现改为安徽省和科学院双重领导，以安徽省为主。二、科技大学在建校期间，由中国科学院会同国务院科教组与安徽省共同搞好建校规划、专业的设置和调整，安排年度基建投资、经费、科研计划和部分仪器设备的供应。三、该校某些与科学院关系不密切的专业，由国务院科教组协助科学院分别安排和有关部委挂钩。由有关部委负责提出其对口专业的培养目标、专业方向和招生、分配计划的建议数，提供教师进修和学生实习基地，提供有关科技情报和帮助解决某些专用设备，安排参加有关专业会议。四、与科学院对口的专业，科学院除担负上述对口部委的工作外，还要尽可能抽调一些科研人员到校任教或组织有关科研人员到学校短期讲学和代培专业课师资。 ” [21]

4月份，三机部和科学院就学校的基建投资、经费和中央主管的物资等问题进行协调，完成了最后的交接工作。

5月7日，科学院下达《关于中国科技大学供应关系改由中国科学院归口的通知》。内容如下：“经与有关部门商定，你校的基建投资、经费、中央主管分配的物资，从1973年1月1日起由中国科学院归口安排。一、1972年财务决算，由三机部审查汇总上报，并由三机部转中国科学院一份，作为交接的依据。二、1972年三机部已拨科研费的结余款，不再收回，作为学校未完成科研项目开支，原拨经费之不足款，三机部不再另付。三、1973一季度三机部代拨经费54万，由中国科学院拨给中国科技大学，归还三机部。 ” [22] 至此，中国科技大学在离开科学院的领导将近两年后，重新回到科学院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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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关于中国科大重新归口中国科学院的文件

至1975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科大由以安徽省领导为主改为以中国科学院领导为主。

结语

早于离京之前，中国科大就已“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南迁合肥之初，学校更是濒临灭亡。 [23] 扎根安徽之后，中国科大人通过诸般努力，冲破了限制学校发展的多种障碍，克服了重重困难，尤其是排解了归口、体制与办学方向的难题，最终得以使学校重归中国科学院。这为中国科大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归口于任何工业部门的大学，其专业方向设置都无疑地会带有该部门、领域的倾向性。原先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方针下办学的中国科大的诺多前沿、尖端的学科、专业必然会遭到削减。只有重新归口中国科学院，才能保证中国科大原来的优势学科继续得到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为学校命运而努力争取的科大人并非都是后来得到广泛赞誉与传颂的著名学者与党政领导。作为历史上“非主流”的科大人，曾一度掌权的军、工宣队人员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来自军队的姜智敏、石占金，来自工厂的徐文成就是其中的代表。无论师生，无论出身，困难时期的科大人为改变学校命运，为获得长远发展，各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大的归口、体制与办学方向的变迁，不仅对于本校而言是一段重要历史，对于中国的科教发展史而言，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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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教育史研究》2017年第3辑，内容有删改。

注释

【注1】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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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丁兆君，丁毅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办背景与动因浅析[J].教育史研究， 2010 ， (1):1-9,49.

[2] 关于我校归口、体制、专业调整等问题的请示报告:1971-4-2[B].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本文引用档案全来自于该馆，以下略去，只记档号)(1971-WS-Y-25-2).

[3]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7：1478.

[4]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六所高等院校的体制调整和领导关系问题的通知:1971-9-22[B].1971-WS-Y-16-1.

[5] 中国科大革委会.关于传达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意见的报告:1971-8-19[B].1971-WS-C-1-3.

[6] 第三机械工业部.关于颁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订贷代号的通知:1971-11-4[B].1971-WS-Y-29-1.

[7] 中国科大校革委会.关于早日确定原子能专业业务归口的请示报告:1972-1-11[B].1972-WS-Y-38-2.

[8] 国务院科教组关于中国科技大学问题座谈会(记录整理):1972-4-14[B].1972-WS-Y-8-1.

[9] 中国科大校革委会.关于中国科技大学的体制、归口、专业方向的请示报告:1972-6-10[B].1972-WS-Y-38-1.

[10] 科教组王建中同志同科技大学领导同志谈话记录:1972-7-13[B].1972-WS-Y-8-2.

[11] 科教组刘西尧同志同科技大学领导同志谈话记录:1972-7-22[B].1972-WS-Y-8-3.

[12] 李德生同志接见时的谈话要点:1972-7-29[B].1972-WS-Y-8-5.

[13] 科教组召开中国科技大学专业对口问题会议记录:1972-8-1[B].1972-WS-Y-38-3.

[14] 科教组在科学院召开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同安光合并问题的会议记录:1972-8-9[B].1972-WS-Y-8-4.

[15] 关于向国务院科教组反映科大困难的报告[B].1972-WS-Y-10-1.

[16] 刘达、武汝扬、钱志道关于科大办学地点和体制问题致周恩来总理的信[B].1972-WS-Y-10-2.

[17] 电话记录[B].1973-WS-Y-5-7.

[18] 石占金、杨秀清关于学校问题给姜、刘、武诸同志的信:1973-2-26[B].1973-WS-Y-5-5.

[19] 与四机部教育局张群力同志座谈记录[B].1973-WS-Y-5-6.

[20] 关于改变中国科技大学领导关系的请示:1973-3-19[B].1973-WS-Y-5-3.

[21] 关于改变中国科技大学领导关系的通知:1973-3-30[B].1973-WS-Y-5-9.

[22] 关于中国科技大学供应关系改由中国科学院归口的通知:1973-5-7[B].1973-WS-Y-5-1.

[23] 丁兆君，柯资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迁合肥的背景与动因浅析[J].科学文化评论， 2015 ， 12(1):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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