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男与寡妇的结合：揭秘19世纪中国江南婚姻市场的灰色利益链

春节刚过完，想必诸位大龄剩男剩女也都经历了一波催婚狂潮。相比于不少待价而沽的城市大龄剩女，很多大龄剩男的日子更难过，有的甚至戏称“找个寡妇就知足了” 。

但各位剩男朋友们真不必大惊小怪，其实早在19世纪，中国大龄剩男结婚难的社会问题就已经出现了，而问题最严重的竟然是号称当时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

由于历史上广泛存在的重男观念和溺女风俗，中国社会其实一直有男女比例失调的人口结构性矛盾，但并未产生重大影响。而在19世纪之后，这种矛盾则被突然放大开来。

在18世纪初，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雍正大力改革税制，推行摊丁入亩。即以土地面积为标准，将人丁税平摊到土地税中。于是，不少无地、少地农民不再受土地税的限制，他们可以更加大胆地前往都市寻求生计，而不是被困守在乡村的土地上辛苦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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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去世后，继之而起的乾隆皇帝开创了一个盛世，中国人口也由此达到了三亿。由此，江南地区的经济与人口增长迎来了一个爆炸的时代。但在进入19世纪后，生齿日繁，经济发展再也无力追赶人口增长的步伐，马尔萨斯陷阱袭来。大量不受土地束缚的男性自由劳动力虽然聚集在江南地区的都市、城镇与乡村，但他们多数没有完成人生的逆袭，而是陷入了赤贫。

与此同时，广泛存在的重男轻女观念也使得江南地区男性人口相较于女性更多。

根据著名史学家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 1776—1850年间，江南地区核心省份江苏的男女比例从128.1:100增至135.1:100 。而在19世纪中叶以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由于女性更难以从战火中逃命，以及大量不堪受辱而殉节的现象出现，导致江南地区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愈加严重。以江苏省的一些地区为例，如昆山地区，男女比例达到了为121:100、松江地区为131.1:100、青浦为126.7:100 ，江阴为133:100、宜兴为191.3:100 ，荆溪甚至达到了令人咋舌的272.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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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有生育能力的适龄适婚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价值得以大升。而在中国传统里，婚嫁论财之风普遍存在，如聘礼、财礼等，江南地区此风尤甚。这使得大量贫困男性再也无力娶妻，而不少育有女儿的家庭则找到了生财之路。

根据18世纪后期的一组抽样数据来看，如以25岁作为当时晚婚年龄的红线， 25岁以上的未婚男性竟然占总样本的15.37% ，相当于全国六个男性中就有一个是大龄剩男。而江南地区的江苏、浙江均高于20%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于五个男性中就有一个大龄剩男，江南地区就此成为清中期以后男性晚婚的重灾区。

男多女少，男女比例失调；生女之家奇货自居，坐地起价；而中青年男性普遍陷入赤贫，更无力完婚，甚至孤独终老……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自18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已经成为大龄剩男的地狱。

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而是那时的大龄剩男连寡妇都没法找，因为寡妇们大都心甘情愿为亡夫守节，将赢得一块贞节牌坊视为人生理想。

在今天，大龄剩男们至少不再受传宗接代观念的困扰，为躲催婚也能逃离到更远的地方，再不济还能以工作忙碌为借口来搪塞家人，掩饰焦虑。但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仍旧盛行的19世纪，流动性又受到很大局限，你说剩男们急不急？

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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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9世纪江南地区的婚姻市场，催生出一组藏污纳垢的灰色利益链。

这就是逼醮，又名抢醮或扛孀。

什么叫逼醮？简单来说就是逼寡妇再嫁，尤其是逼有志于守节的寡妇再嫁。这种逼迫有可能出自亲族和夫家，因此其间尚未或较少出现暴力行径，但也有可能会采用极端的暴力行径。如在光绪《罗店镇志》中就强调了“逼醮”的暴力性：

孀妇不从，夜半率众破门而入，赤身卷去，逼勒成亲，致关人命，谓之“逼醮” 。

抢醮、扛孀与逼醮类似，但更增加了“抢夺”和“暴力”的意思在里面，因此也就更具暴力性和侵略性，比如：

民国《嘉定县续志》载：寡妇不愿适人，抢去逼醮者，谓之“抢醮” 。

光绪《南汇县志》载：强娶孀妇者，诱其远族，私立婚书，夜率鼓乐，破门而入，挟妇升舆，谓之“扛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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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究竟有哪些人参与到“逼醮”这一灰色利益链中呢？

首当其冲的便是夫家。

按理说，夫家应该是最支持寡妇守节的。因为自明朝以来，国家一再鼓励寡妇守节，并通过旌表节烈，建立牌坊等方式加以强化。清朝时，妇女“从一而终”已经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如果寡妇立志守节，于社会而言是合乎主流价值观的，于夫家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安慰。而且一旦寡妇守节到达指定年龄，获得旌表，赢得贞节牌坊，这对夫家和寡妇来说都是一种荣耀。

但问题在于，清朝政府无力应对19世纪以来的人口爆炸、经济衰退和普遍贫穷。事实上，除了极少数宗族世家和官宦门第外，大多数普通家庭其实是无法承受寡妇守节的高昂成本的，更何况夫家也不止一个子女，其他孩子再婚娶也需要钱，那么这笔钱又从何处而来呢？

很显然，把寡妇嫁出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方面，寡妇从法律意义上能够继一部分财产的，包括丈夫的财产和母家的陪送嫁妆，但如果她在丈夫死后改嫁了，就会失去这部分财产的继承权，而继承权将自行转移给夫家。

另一方面，夫家将寡妇嫁出去，虽说比不上嫁初婚女儿赚得多，但19世纪男多女少的人口困境使得夫家依然能够在婚姻市场中赢得主动，多少也能通过财礼小赚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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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便是19世纪中国社会广大的大龄剩男群体。他们由于贫穷，根本无力承担日益高涨的聘礼、财礼和婚礼花费。

根据王跃生的经济史研究，以制钱为单位，在清中期想要结成一门婚事，男方家庭最起码需要支付20千文的财礼，结婚总费用至少也要25—30千文。

对于拥有15—20亩地的自耕农家庭来说，按照清中期1亩地得米2石、每石米可卖8—10千文的一般标准，如能维持5至6人家庭规模，除去吃喝用度，通过几年积累，婚娶压力尚不是很大。但对于拥有10亩地以下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家庭，子弟在适龄阶段完成婚娶的压力很大。

而对于广大的雇工阶层来说，如按照乾隆中后期年收入3—4千文的水平，即便不考虑日常消费和突发性消费，攒够结婚的本钱最起码也要八到十年左右。大龄剩男受困于经济问题，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相对不那么值钱的寡妇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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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19世纪中国的婚姻市场出现了针对寡妇群体的两股推拉之力：一股是夫家企图把她们推出去，以便能够收回成本，获得利益；另一股是广大大龄剩男，企图把她们拉进来，以便能够花费较小的代价，完成婚配。

有需求就有市场，于是在19世纪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一类畸形的中介人，并由其最终完成了“逼醮”这一灰色利益链的闭环。因他们无缝不栖，无缝不钻，活动能力极强，遂得绰号为“白蚂蚁” ，这一群体则被统称为“蚁棍” 。

“白蚂蚁”早在清朝康熙年间就出现了，清中期以后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现象，地方志多记录其恶行：

光绪《太仓州志》记载：乡间有号白蚂蚁者，阴与衙役朋比，觑年少孀妇，贿其亲族，私立婚书，乘夜破门劫去。其素愿守节者，亦不免为强暴所凌。

民国《川沙县志》载：彼痞棍流氓，见有青年孀妇，多方挑唆，威胁恐吓，利其嫁而攫其货。甚至贫家有夫妇女，亦被诱胁离异，威逼改嫁，从中渔利。此辈名日“白蚂蚁” ，乡愚畏之如虎，含冤莫伸。

整个19世纪，白蚂蚁纵横于江南地区的城市与乡间，串通官府，勾结媒人，联系寡妇夫家和亲族，为其改嫁提供中介业务，或利用恐吓和暴力手段逼迫寡妇改嫁。更有甚者，则伙同他人强抢寡妇转卖他方，以此来牟取非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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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醮和抢醮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清朝地方的社会秩序，也冲击着传统社会的“从一而终”的贞洁观。清政府多次颁布禁令，严厉打击各类逼醮、抢醮的现象。仅江苏一省便在同治光绪年间先后发布了六道禁令，并立法规定，凡聚众抢孀逼醮者，无论是否从中渔利，主犯判斩立决，从犯判绞监候，知情故买者罪加一等。

除此之外，地方士绅阶层也广泛行动起来，设立清节堂、恤嫠会等慈善机构，向节妇发放补助金，或将节妇收养在堂，以减轻节妇守节的经济压力，保护其日常安全，以捍卫传统儒家的价值观。

但在利益的驱动下，逼醮和抢醮现象在清中期后乃至于民国时期仍频频发生，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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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看，寡妇再嫁是打破传统贞洁观的历史契机，它能够许诺给女性和男性一样再次选择婚姻的平等权利。可是这种行为和文化的错位相遇，再加上清中期经济困境和人口爆炸的社会大背景，使得逼醮和抢醮这种畸形的灰色利益链酝酿而生，传统女性本已狭小的生存空间几乎丧失殆尽。在历史的夹缝中，女性最终还是成为了飘零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无所归依的祭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