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为何含泪对未婚妻写下这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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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22日，蒋介石信赖的心腹爱将，第十八军军长陈诚在江西驻地像往常一样给未婚妻谭祥写信，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刚刚提笔，眼角早已湿润：“今天是我俩订婚的七周月纪念，国仇友恨，岂堪回首。择生兄为革命而死，为中华民族而死，为世界弱者而死，死得其所矣！又复何憾？惟壮志未酬身先死，不能不为革命前途、中华民族前途、世界弱者前途痛哭耳。 ”

信中说的择生兄，指的是著名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字择生。陈诚与邓演达交情匪浅，所以才在信中向未婚妻哭诉。

然而,1950年代逐渐流传一种说法，有人指摘陈诚“猫哭耗子假慈悲” ，分明是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卖友求荣，致使邓演达被捕遇害。

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邓演达与陈诚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两人真的曾联手反蒋吗？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除掉邓演达？陈诚究竟是亲邓还是亲蒋？邓演达被害是否与陈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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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曾说， “干革命，有两达，革命有希望” 。两达，指的就是邓演达和张民达。确实，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邓演达竭诚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担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等职，深受黄埔师生爱戴。北伐时，邓演达担任政治部主任要职，占领武汉之后，更是红极一时，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武汉行营主任等大小职务竟然多达20余个。

1927年7月，在汪精卫“分共”前夕，邓演达辞去所有职务，秘密出走莫斯科，临行之际留下《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一信，抨击汪精卫集团步蒋介石的后尘背叛孙中山遗教。 11月初，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联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倡议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承孙中山遗志。

1930年5月，游历考察了欧亚数国的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几个月后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 ，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担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与陈诚交情颇深的前粤军将领黄琪翔任设计委员会主席委员，主管军运工作。 9月1日，邓演达起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矛头直指南京国民政府，主张中说：“我们坚决相信，三民主义这个名称虽然被叛徒们所盗窃，它的内容虽然被叛徒们所曲解，但三民主义的真相，却并不因此而受丝毫损失。我们要努力去打倒这些叛徒们，恢复中断的中国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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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组党

陈诚和邓演达的个人关系非同一般。 1923年春，邓演达升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陈诚是他麾下连长；在广东肇庆，李济深、邓演达联合介绍陈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4年夏，邓演达兼任黄埔军校教育部副主任，陈诚调任军校特别官佐。虽然邓演达的思想较为激进“亲共” ，但他朴实的工作作风和勇敢的战斗精神，给陈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坊间一直盛传陈诚与邓演达及“临委会”高层有过相当接触，表示愿意从第十八军的公积金中拿出部分作为活动费用。据时任第十八军军部少校副官的邱行湘回忆，陈诚赴日本观操之前，他送陈诚到上海，同住在法租界爱咸斯路的寓所内，当时曾看到过“临委会”的文件，黄琪翔等人经常与陈诚会面，谈话多保持秘密状态。

“临委会”主要干事之一朱蕴山晚年透露：“当时的陈诚曾经秘密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事属机密往往扑朔迷离，陈诚自己当然不承认，强调他和邓演达“各人主张不同，各行其是” ，又不讳言“私人情感实未因此而稍减” ，总之是耐人寻味。 “临委会”争取陈诚反蒋，邓演达介绍庄明远、丘新民、陈烈、曹金轮、胡一等人到第十八军工作，都得到了妥善安排。甚至传闻陈诚亲信干部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第十四师副师长周至柔、第三十一旅旅长萧乾等共60多人加入了“临委会” 。

1931年六、七月间，反蒋的各方面力量屡有所动，北方的石友三、孙殿英活埋了张学良的代表；冯玉祥纠合旧部，谋求恢复实力，两次派其亲信联络“临委会”商谈政治、军事问题。另一方面，邓演达一手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发展很快，会员人数和受到影响的黄埔学生达5000余人。 6月22日，邓演达写信给黄琪翔，明确告知第十八军所属的“11师又14师的工作，现在大规模的进展，已派特派员去指导” 。决定加快起兵倒蒋的步伐，亲自带领几名得力的干部，去江西争取陈诚攻占南昌，同时派出联络员，通知所有有联系的部队，一起响应军事行动。

“临委会”组织部干事罗任一证实，当时一些地方部队愿意参与，比如第十九路军、新编第二师、新编第二十师等，甚至第十一师也有部分听命行动。那么陈诚本人是否知晓邓演达的“倒蒋”计划呢？或者事先是否有过一些承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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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

答案是否定的。罗任一撰文指出，邓演达本来计划当面与陈诚说破， “如果你反对起义倒蒋，可将我捆送给蒋！否则，同我一起发难，或者离开部队” 。邓演达估计陈诚虽然没有扯反蒋旗号的勇气，也不至于忘恩负义。

显然，这是一次前途难测的冒险行动。临行前三天，邓演达与朱蕴山话别：“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请你留守上海代我负责。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 ”

如果邓演达能够顺利成行，陈诚势必面临艰难抉择。不过事与愿违， 1931年8月17日下午，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对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学员作结业讲话时，因叛徒陈敬斋告密而被租界巡捕拿获。黄琪翔当晚也差一点被捕，幸亏机警，塞上一把钱，侥幸逃过一劫。 19日，邓演达即被“引渡”到位于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旋即押解南京。

其实早在2月中旬，蒋介石就曾指示上海市警察局局长陈希曾注意缉捕邓演达，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 7月底，蒋介石再度电令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邓演达在沪活动，非设法拿获不可，望速设法或派黄埔生为间谍亦可。 ”正不知从何处下手的时候，陈敬斋主动“投诚” 。陈敬斋是“临委会”上海组织工作负责人，由于生活作风不正，引起同仁极大意见，已经内定调去福建工作。但陈敬斋不同意，后又提出“只要见邓先生一面，去也甘心” ，背地里却主动接洽南京政府，邀功请赏。当天会议中途，陈敬斋故意谎称肚子疼，要求出去买止痛药，实则通风报信。 “临委会”缺乏警惕，高层领导人几乎全部束手就擒。

邓演达被捕后，黄埔时代的教练部主任王伯龄前来探望，邓表示“自己作事自己当，决不推诿，但我不是共产党” 。一起被捕的党人悄悄分析“案情” ，邓演达坚信“南京决不至于杀我，但三五年内决没有出来的希望，借此机会多读点书也是好的” 。 8月下旬，消息传到江西，陈诚心急如焚地在日记中写到：“择生，吾友也；总司令，吾之上官。一情不可绝，一义不能忘。 ”他立即恳请蒋介石：“闻择生被捕，與渠私谊，钧座素所深知，敢请为国惜才，从宽拟处。 ”蒋介石爽快的答应：“择生事，准从宽大办理，特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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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图为邓演达（右一）在国民党侦缉队特务的押送下戴着手铐走向囚车

8月末，陈诚写信给未婚妻谭祥，娓娓说道：“邓择生兄系我的好朋友，亦总座（蒋介石）所素知。此次闻择生兄被捕，心甚不安。因总司令对择生兄，不但是政敌，且私人情感亦极恶劣，实择生兄过去有过分之处。此次被捕定祸多吉少。顷接总司令复电，准从宽大办理。在公我固须随总司令为党国努力，在私总司令之恩亦不能不报。 ”

9月10日，陈诚在报纸上看到“中央常会决议严惩邓演达” ，心情跌到谷底，不禁又向谭祥述说起心中苦闷：“如报纸所载果确，我实无以慰故人，且连年目睹诸同志之互相仇杀，此心痛苦不可言宣。决步立三兄（严重）之后，对于总座之恩，只有图报于来生也。 ”言下之意，保不住邓演达活命，只好辞职不干。

15日，蒋介石致电陈诚说：黄琪翔与邓演达介绍到十八军工作的人员，希望你密切注意。在查获的邓演达给黄琪翔的信中说，已经在你的十四师安插了他们的得力人员，可能有大动作。希望你查获他们密谋不轨的证据。

从这封电报可以看出，蒋介石明显不想把陈诚推向对立面，可谓给足了陈诚与邓演达划清界限的空间。陈诚的回复不亢不卑：我十八军的官兵坚定不移的信仰钧座，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任何反动分子都不能动摇蛊惑我们，请您放心。所谓第三党，理论还不成熟，组织还不健全，不会有什么作为。现在邓演达已经被逮捕，所谓人亡政息，其余的人也掀不起什么波澜了。我觉得应该对他们宽大处理，不必株连旁人，以免有人铤而走险。至于邓演达说在我十四师安插了人员，会有大规模行动，实在太幼稚了”

陈诚丝毫没有逃避的意思，既不否认自己的军中有“临委会”介绍的人，也不打算实行政治“清洗” ，而且表态自己军中绝不会出乱子。事实证明，邓演达确实过于乐观了，之前针对第十八军所做的工作，都是白费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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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在狱中写过5封信给罗任一、九.一八后写过一纸条给郑太仆、3封信给南京的万灿。指导工作，表明斗争决心。图为邓演达从狱中转出来的两张纸条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神州为之鼎沸。邓演达透过看守写信给被捕同仁：“当局决不会杀我们，这一层大家都不必忧虑！他们差不多每天有人来看我的，同我谈话很多，意见是要我软化。日本已于九月十八日占领了沈阳，这几天外交问题极紧急。昨天他们有人来问我应付日本的意见？我想我没有软化的必要，我仍当坚决的站在我们的立场上。 ”

此时，陈诚则积极请缨抗日， “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日”；“倭兵据辽，全国悲愤，我政府除明令对日宣战外，别无瓦全之道” 。

12月15日，蒋介石内外交困，通电下野。而大约在一个多月之前，狱友收到了邓演达用红色铅笔写下的最后一张字条：“我已被移住紫金山的荒屋上，以后通信将不可能。 ”

正如邓演达所预料，同志们从此再也没有收到他的只字片语。 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12月初，还在蒋介石尚未正式宣布下野的时候，邓演达遇害的消息就已传得沸沸扬扬。朱蕴山为此找到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陈铭枢也是一团雾水：“我当卫戍司令，难道处死一个人，我还不知道吗？”陈铭枢与邓演达同为粤军出身，在反蒋问题上具有共识，按照他的想法：“蒋介石已经快下台了，不至于冒此大不韪，只要蒋离开了南京，孙科确实掌握了政权，释放邓演达还不容易吗？”

邓演达的大哥邓演存四处打探消息，宋庆龄闻讯找到蒋介石，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一面。蒋介石眼看无法掩饰，才说出一句“这个人见不到了” 。宋庆龄怒气冲天，当场掀翻茶几，蒋介石只得上楼躲避。

陈铭枢得到消息后，大感意外，悲痛之余，立即派人收葬，并拿出两万元，帮助邓家料理后事。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除掉邓演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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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枢为邓演达所题碑文

朱蕴山断言：“蒋介石之所以要在下野之前决心杀害邓演达，是出于他的政治野心。他想到下野后最有力量上台的是邓演达，如不乘机干掉，将来对他的威胁最大。 ”或许，在邓演达“服软”的前提下，蒋介石有可能“宽大办理” 。偏偏邓演达立场坚定：“决不！他要我投降，要我抛弃我的主张，那他拿刀子来好了！”

另据台北所谓“国史馆”新近公布的相关档案，当时想要除掉邓演达的大有其人。 8月24日，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致电南京， “请迅将邓犯明正典刑”；9月14日，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主张“恳迅予显戮以谢国人”；10月6日，第十军军长徐源泉提出“兹经在沪捕获应请尽法处治” 。这些人都是两湖一带的地方实力派，他们对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记忆犹新，对邓演达采取的“左倾”、“联共”政策怀恨在心，意图除之而后快。

12月17日，邓演达被判处死刑的消息见诸报端。宋庆龄在上海发表个人宣言，斥责蒋介石“阴狠险毒” ， “忠实革命人材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坚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痛批“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的领袖” 。何香凝同时电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报载邓演达判处死刑，究竟已未执行？请电复，如未望即释放。 ”

陈诚在江西前线不明真相，同样以为邓演达被判死刑，尚未执行，决心通过辞职迫使蒋介石网开一面。这一次，蒋介石不再客气，反问陈诚：革命可否为私情而忘公义？今既证实邓演达有叛党乱国的罪证，如不能让他伏法，纪律不张，何以革命？”

20日，陈诚依然以为邓演达尚在人间，为保挚友一条生路，他近乎哀求地电呈蒋介石，希望他能给邓演达留一条生路。但蒋介石依然严厉：“望弟勤奋自持，公忠体国，勿念私也。 ”

22日，陈诚确认邓演达已经惨遭枪决，想到对外不能抗日，挚友又为革命丢掉性命，悲愤手书四个大字：“国仇友恨” 。未婚妻谭祥好言相劝，毕竟邓演达的死早已经是事实。陈诚冷静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想明白了，对谭祥说““论私谊择生不过系我友，而蒋先生实无异父兄” 。调整心绪后的感情天平终究还是倾向蒋介石。毕竟，现实利益更能左右政治人物的最终选择。

不过，陈诚对邓演达留下的旧部还是关照的。对于“临委会”介绍过来的人员，态度始终如一，尤其是庄明远，抗战后期官至军政部军需署储备司中将司长。 1948年10月，陈诚因胃病从上海移居台北阳明山静养，并打算让庄明远一同去台湾。庄明远以“有病正在治疗之中不便乘机”为由，委婉拒绝，后来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担任国家交通部供应局副局长。

1957年11月，邓演达遗骨迁葬南京灵谷寺东面新墓地，庄明远以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名义出席了公祭典礼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