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若干家书系年问题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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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若干家书系年问题再探讨

吴元康

微信版第466期]

1954年4月，胡适在为《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一书作序时，曾经指出：“可惜中国文人学者写信，往往不标明年、月、日，或但记日而不记年月，或但记月日而不记年。这种信札往往需要慎重考证，才可以决定作札的年、月、日。这种考证是很不容易做的，往往是不可能的，往往是不可完全信赖的。 ”当胡适指出前人书札缺憾时，他似未意识到，他自己的书信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一情形在胡适的早期家书中尤为突出。当代学者耿云志等先生曾对这些书信的书写时间作了艰辛考证，解决了其中的大部分问题，但少数家书的系年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拟举胡适致母亲冯顺悌的三则家书作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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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致母亲（载该书第53页）

原信摘述：“第六号上吾母大人膝下：前寄第五号书及放大之照片，想已收到。今又寄呈放大影片一帧，如大人欲多得数张，当即寄呈。 ……儿在此甚平安，秋间即可毕业，惟仍须留此一年，可得硕士学位，然后迁至他校，再留二年，可得博士学位，归期当在丙辰之秋耳。 ”“二哥在丹阳县作课长，月薪虽微，尚可勉强敷衍，惟二哥家累太重，亦是不了之计耳” 。 “适儿百拜五月十一日。 ”

该函函末已标示写于5月11日，惟年份不明。编者断为1914年，但判定的依据未作任何说明。杜春和先生则认为此信写于1913年。同耿先生一样，他也未具列判断的缘由。杜、耿两位先生同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耿先生与欧阳先生在编《胡适全集》第23卷时，肯定参考了杜先生所编的《胡适家书》。现双方的见地既不一致，又均未开列证据，颇令利用者无所适从，因此，对于他们的孰是孰非，仍有辨明的必要。

查此札有“儿在此甚平安，秋间即可毕业”一语。现《胡适全集》第23卷中的两信已可证明胡适系1913年秋毕业于康耐尔大学，一封信写于1913年8月3日，系致胡适母亲的，其中提到：“现所习夏课将毕，夏课完后儿即可毕业，儿以年来多习夏课，故能于三年内习完四年之课也” 。另一封写于1914年7月8日，系致江冬秀的，明确指出：“适留此邦已四载，已于去秋毕业。 ” 原来胡适1910年夏入康耐尔大学后，勤奋好学，暑假均不休息，得以将原定四年之课程提前一年结束，实际上已具毕业资格，但按康耐尔大学定例，学生须有八个学期之居留，故至1914年2月始正式获得学位，同年夏与6月卒业者同行毕业式。《胡适全集》编者可能鉴于1914年胡适才获得学位参与毕业式来断定此札写于1914年。实际上，前述资料已表明，当事人胡适认可自己毕业的年份并非1914年，而是19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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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母像

又，该札述称：秋间毕业后， “惟仍须留此一年，可得硕士学位，然后迁至他校，再留二年，可得博士学位，归期当在丙辰之秋耳。 ”丙辰之秋即干支纪年的1916年秋。由此上溯三年，不正好是1913年吗？

此札又提及胡适二哥胡绍之在江苏丹阳县任课长一事，查胡绍之担任丹阳县知事公署税务课课长一职，始于1913年初，同年夏即告辞职。这一史实也证实了此札的书写年份。

另外，胡母曾于癸丑年六月初四日（即1913年7月7日）致信胡适，信中所提内容与此札明显前后关连，也足以确认此札的年份。

因此，该札诚如杜春和先生所断，应书于1913年。

2、致母亲（载该书第39页）

原信摘述：“第五号上吾母大人膝下：前寄第四号书想已收到。兹寄上放大照相一张，以原片甚小，故不能再大，即此张虽甚大，然已不十分清楚矣。如吾母喜欢此片，乞下次来信告知，儿当加印寄上也。儿居此极平安，惟苦甚忙，大有日不暇给之势，此外则事事如意，颇不觉苦，且儿居此已久，对于此间几有游子第二故乡之慨，友朋亦日多。此间有上等人家常招儿至其家坐谈，有时即饭于其家，其家人以儿去家日久，故深相体恤，视儿如一家之人。中有一老人名白特生，夫妇二人都五十余岁，相待尤恳挚。前日以吾母影片示之，彼等甚喜，并嘱儿写家信时代问吾母安否。 ……家中诸侄辈现作何种事业，儿以为诸侄年幼，其最主要之事乃是本国文字……糜儿百拜四月廿一日（5月26日）。 ”

此札出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经查影印原件，信尾所署时间为“四月卅一日” ，并非“四月廿一日” ，更无“（5月26日）”字样。后者显系编者私自添加。编者断定该信写于1912年，而将信尾“四月卅一日”改为“四月廿一日” ，且进一步将“四月廿一日”认定为农历，进而折成公历日期。现查1912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折成公历应为1912年6月6日，只有1913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才为公历5月26日。这里为何如此淆乱，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实际上，原件中的“四月卅一日”显系手民之误，因四月无论农历、公历均无31日。其实际日期不是“四月廿一日”即系“四月卅日” ，两者之中应居其一。另，该日期显为公历，因民国改元后，胡适所寄家书除极个别信札外，日期均系公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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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家书手稿

那么，此札是否如编者所言，书于1912年呢？这个问题，只要对民元胡适与其母互通信札的情形稍加勾稽，即可明瞭。众所周知，胡适留美后，胡母在自己致胡适的信件上标列号头列出写信顺序时，也要求胡适书写家书时采取同一做法，以便备查。所列号头以年为单位，通常每年年初首次写信列为第一号，以后逐次标出号数，直至年终，翌年再重列号头，但间有前后年交叉，标号与年份不一致的情形。查现存1911年胡适所致家书均标列了号头，但自1912年初起，胡适不知何故，所致家书均不列号头，引起胡母一再责怪，如1912年4月30日（壬子三月十四日）胡母致胡适信（第四号），即称家中至今收到自美元旦（1912年1月1日）所发一信，未列号，随后又收到美阳历二月十号发来信一次，又未列号，殊欠妥当。 5月29日（壬子四月十三日）胡母再致胡适（第五号），指出胡适所致家书发信编号“自旧年以来均未列出，未免疏忽” 。 6月18日（壬子五月初四日），胡母致胡适信（第六号）再次提到这个情况：“昨日接到由长安镇转递来自美阳历五月一日所发之信，一切展悉” ， “近来汝来信不列号头，实为疏忽，嗣后务须逐次列出，最为要紧” 。由此可见， 1912年5月前，胡适所致家书均未列号。 5月中旬前后，胡适接到母亲的第4号信后才开始改变， 5月底前后致家书，即将此书列为本年第1号， 6月又分别寄出第2号、第3号、第4号信。后来所发各信均依次编号。查此札已标“第五号” ，而时间又为4月份，显与上述各情相违悖，因此，它不可能书于1912年。

那么，此札到底应系于何年呢？这里不妨用排除法来确定年份。此札显然作于胡适留美期间，而胡适留美始自1910年夏， 1917年夏学成归国，前后合共7年时间。此札已标明写于4月，胡适1910年8月才启程赴美，开始留学，故1910年可以排除。又，札中提到白特生夫妇对胡适款待甚殷，显然作此信时，白特生夫妇二人仍甚健在。查胡适日记，白特生夫人暴卒于1915年5月4日。由此可以排除1916年、1917年两年。 1914年4月17日，胡适致母亲信，已标“第五号” 。 1915年3月22日，胡适致母亲信，也已标“第五号” 。故1914年、1915年两年也可排除。 1911年，也可不作考虑，因为1910年胡适抵达美国的时间为9月10日，假如此札作于1911年4月，那么离胡适抵美不过区区八个月时间，这么短的时光尚不致使胡适感喟“儿居此已久，对于此间几有游子第二故乡之慨” ，其不合情理至为显明。更重要的是， 1911年1月30日胡适致母亲信，已标“第四号”字样，同年2月19日，他再“作家书” 。此家书显然应为1911年的第五号家书。 4月16日（农历3月18日）胡母复胡适信，称已收悉第五号信，汝七叔托人写信为汝领宾兴费，实因于城中某绅之子亦系留学生，则议欲领宾兴洋四十元，后来此事作罢，汝不可怪汝七叔。胡母接第5号信后的回复日期既为1911年4月16日，而此札标为“四月卅一日” ，不管真实日期是4月21日还是4月30日，已较胡母已收第五号家书的回信为迟，何况胡适自美寄家书，通常需时30余天，因此此札也不可能作于1911年。至于1912年，前已论证，不再赘述。

综合上述，此札应书于1913年。

3、致母亲（载该书第46页）

此札甚短。全文如下：“第七号上吾母：今日偶检上星期旧报，见有插画栏中所载今年春季‘风尚’（‘Fashion’），风尚者吾国所谓时式，上海人所谓时髦者是也。其所载妇女衣式，或可供家中人消闲遣闷时之观览，故择尤寄归，亦采风俗之一端也。今日大忙不能作长书，故草此短简。即祝吾母康健。儿子适三月廿六日” 。

此札写于3月26日并标明系“第七号”信，惟年份不详。现编者断其写于1913年，而杜春和先生则认为此信应系于1911年。二者均未具列缘由。

他们的判断可信吗？

考察此札内容，它同前一考证的信件一样，显然作于胡适留学美国期间。这里不妨仍用排除法来确定它的书写年份。

1910年：如前所述，胡适赴美系该年下半年时事，而此信作于3月26日，该年毋须考虑。

1911年：该年1月30日，胡适致其母信，列为第4号。 2月19日又发出第5号家书。现此札写于3月26日，标明系“第七号”信，似在时间上与1911年初发出的几信相衔接。但如果仅抓住此点就作出判断，则未免轻率。 1911年6月（农历5月），胡母致信胡适，提到：“前接到第七号安信，藉悉汝在美平安” ， “致江氏之信已转去矣” 。又查胡适日记， 1911年5月21日， “作家书上吾母，另以一书寄冬秀，吾母书言冬秀已来吾家，故以一书寄之” 。由此可知， 1911年胡适“第七号”家书作于5月21日。这一时间与该札所署的“3月26日”相隔近两月之久，因此，杜先生的判断殊难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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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妻子

1912年：如前所述，胡适此年5月前所致家书均未列号头，而此札已标“第七号” ，又系3月26日所写，所以此年可予排除。

1913年：如前所述，该年胡适第5号家书写于4月21日（或30日），第6号家书写于5月11日。现此札虽标第7号，但时间为3月26日，号头顺序明显错乱。即此一端，已可断定此札绝非1913年所作。

1914年：该年4月17日，胡适致胡母信，标列号头为“第五号” 。此年亦应排除。

1916年：该年4月前，胡适所致家书号头系承接前一年号头， 4月后才开始标列新号头， 5月1日发出民国五年第四号信。此年也可不计。

1917年：该年4月19日胡适致母亲信，标号头为“第六号” 。此年亦应排除。

排除上述各年后，此札只能书于1915年。该年5月13日，胡母复胡适信，其中提到：4月16日接尔第四号信， 5月1日接尔第五、六号信， 5月8日接尔第七号信， “六、七号函内各图藉可窥见大学风景并附时尚装饰之一斑，殊为悦目” ，所述与此札所记相吻合。这一材料亦可辅证此札的书写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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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