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强︱此信寄自巴黎？——从王重民致胡适的一封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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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日，笔者从头细读《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2009年，以下简称“书信集”），此书约在六年前翻过电子版， 2017年又补入纸本，却直到今日才认认真真读过，颇为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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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

书信集共收胡适、王重民等人往来书信（包括底稿和抄件）两百五十三件，可谓现代学术史的重要宝库之一。该书编排方式以时间为序，读来甚为清朗。书中第1页是王重民致胡适函，原文如下——

藏晖先生：

接友人信，得悉近况，至慰。重民在此，蒙亲朋照顾，颇为安适。俞公惠赠三千金，为将来赴美用度，尤为可感。应带行装，周内即可整理完竣。惟俞公介绍信尚未到，想必有便人，方能带来也。亟望下月二十日前后能离此，则五月二十日以前能抵华盛顿。若遇Hummel ，能顺便请其肯发给刘修业女士五月份生活费，最佳。袁馆长因事，日内即离此矣。余容后报，即请

道安！

后学重民拜启。

三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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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致胡适函

此信的原始出处应为《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集》（1994年）第二十四册第134页，除落款日期外，信纸上并未有任何标注可指明年代，又无信封留存。书信集将其系于1939年，并注明“此信寄自巴黎” ，这一观点应是承袭1979年《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的旧说（408-409页），后又在《胡适来往书信选》2013年版（中册， 695页）中再一次体现。除此之外，台北胡适纪念馆“胡适档案检索系统”也依书信集将此信归于1939年。以上种种，对该信的撰写时间和地点在海峡两岸似已成为“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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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档案检索系统”（二）1934年9月28日，王重民抵达巴黎，此后近五年的时间里主要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从事编目、研究工作，并遍访法、英两国所藏敦煌经卷、天主教来华人士著述等。 1938年5月，王重民携夫人刘修业赴英伦，与在此留学的夏鼐颇多往来。翌年3月25日，夏鼐“下午赴王重民君处茶聚，朱庆永君亦在座，帮着王君搬行李” （《夏鼐日记》， 2012年，第二卷241页），故笔者认为3月29日王重民夫妇极有可能回到了巴黎；而同年3月28日，吴宓赴柿花巷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访袁同礼，谈私事（《吴宓日记》， 1998年，第七卷12-13页）。将此二人日记相互参照，不难发现信文中“袁馆长因事，日内即离此矣”一句与按语“此信寄自巴黎”直接抵牾，难以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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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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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一家合影

1939年6月初，王重民有弄璋之喜，夏鼐将此事记在11日的日记中（《夏鼐日记》第二卷248页），并写打油诗祝贺“恭贺巴黎友三翁，庆获麟儿小史公。未曾试啼知英物，初版精椠日不同” 。 6月20日，王重民自巴黎致信袁同礼，他写道——

守和吾师：近来无多消息，实因在家事忙，与外人接触较少也。今日由医院介绍一女仆，看护小孩及刘女士数日，明日生又可工作如恒矣。 ……美国之事，已算十二分确定，路费百元已寄来，法外部两船票前已允许，刻已选定法邮船Normandie请外部代订舱位，八月二十三日开，二十八日抵纽约，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即能到华盛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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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20日，王重民致袁同礼信

“美国之事”指王重民受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W. Hummel）邀请，携家眷前往华盛顿协助该馆编纂中文善本书目。而据8月30日王重民自华盛顿写给袁同礼的信可知，其赴美行程确实与6月20日信中预计的完全一致。因此， “若遇Hummel ，能顺便请其肯发给刘修业女士五月份生活费” ，也绝无早于1939年9月之可能。此时，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定额只能聘用四位华人，分别为王重民、吴光清、房兆楹、朱士嘉，刘修业女士是在儿子周岁后，才前往该部兼职以贴补家用。（三）事实上，书信集正文第1页辑录的信函是1941年3月29日王重民在上海所写。上款“藏晖先生”即为了避人眼目，特意用了胡适的别号；“俞公”者非指个人，应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所“惠赠三千金”即教育部拨付国立北平图书馆（以下简称“平馆”）善本书运美费用；“应带行装”即3月12、13两日转运至公共租界中的平馆甲、乙两库善本书，此时正在挑选、编目、装箱；“惟俞公介绍信尚未到”则指出口所需海关许可证或训令，由财政部（或教育部）签发，凭此向江海关（即上海）申报予以放行。

1938年初，袁同礼就开始考虑将存放在上海的善本精椠运往他处。就笔者所知，昆明和香港相继作为预计目的地，但限于种种客观因素未能实现。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渐有收回各地租界的动议，且远东局势进一步恶化，促使袁同礼决定在平馆南运善本中挑选精品并运往美国，暂存国会图书馆。同年11月15日，袁同礼给胡适发电报，告知善本运美已获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请其就近与美国国务院沟通具体事宜（胡适纪念馆HS-JDSHSE-0401-089），这是笔者所知最早胡适介入此事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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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1月15日袁同礼给胡适的电报

翌年，胡适在日记（台北联经， 2009年）中有如下相关记录：

1月6日， “到外部，与Hornbeck、Hamilton、Adams、Dr. MacLeish、子文，同商上海古书事。 ” （89页）

1月18日， “去看国会图书馆馆长Archibald MacLeish ，久谈。与A. W. Hummel谈。与王重民、吴子明两人谈。 ” （92页）

1月29日， “今天上午去外部与S. K. H.商量上海存书的事。 ” （95页）

2月1日， “到国会图书馆，与Archibald MacLeish & A. W. Hummel ，商量上海存书的事，决定由我派人去作一次实地勘察。王重民兄来谈，决定他去上海。 ” （95页）

2月2日， “为重民事写信几封。 ” （95页）

2月3日， “今天重民出发。 ” （97页）

其中， Archibald MacLeish即国会图书馆第九任馆长麦克利什，吴子明即吴光清，曾任平馆馆员，时与王重民同在该馆东方部负责中文图书的编目工作。 S. K. H.即Stanley K. Hornbeck ，通译为亨培克，时任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的特别顾问，胡适的好友。（四）前往上海办理善本书运美的经过，王重民曾作一报告，收录在书信集第9至10页，结合5月19日他写给胡适的信，今人可以大致了解其中的波折。但在此之外，仍有相当数量的旧史料并未进入相关研究的视域之中。沈津先生编著的《顾廷龙年谱》（2004年），所用重要史料——“顾廷龙日记”不仅记录了3月29日袁同礼离开上海奔赴香港，更对王重民在沪上的行迹多有着墨。笔者将其重要者抄录如下——

3月16日， “袁同礼来，述其将游美，北平图书馆馆务由王重民主持。 ” （171页）

3月23日， “晚，宴袁同礼、徐森玉、王重民、刘重熙、浦江清，邀叶景葵、潘博山、潘景郑陪。 ” （172页）

3月29日， “袁同礼来辞行，先返香港一行，辞气间有牢骚。 ” （173页）

4月9日， “王重民来阅书未竟，约下星期再来，赠《敦煌残卷跋尾》第二辑。 ” （174页）

4月17日， “午后，王重民来，同去圣约翰大学图书馆访王大隆。 ” （176页）

5月2日， “晚应徐森玉招饮，座有叶景葵、潘博山、吴湖帆、王重民、郑振铎、张珩、李玄伯、蔡季襄。 ” （179页）

其中， “辞气间有牢骚”一语，应指袁同礼与平馆委员会各委员就自己赴美争取美国学术界、图书馆界援助，并改由王重民回国主持馆务等问题上产生的巨大分歧和反复周折。此事至为复杂，简言之，虽然袁同礼获得了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的初步支持、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同意，但傅斯年、任鸿隽、周诒春等平馆委员会委员则坚决反对（《傅斯年遗札》， 2011年，第二卷1153-1157页）。胡适作为该会委员之一，对袁同礼试图赴美的态度极为关键，然而以现有的史料，尚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胡适积极支持平馆善本书运美暂存，否则不会在美各处联络并“个人供给资斧，派重民返国一行” （书信集，第9页），这与任鸿隽等人的怀疑态度（《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2013年， 763页）截然不同。恕笔者揣度，胡适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袁同礼赴美，但也没有公开反对，他极有可能持两可态度。除此之外，自1940年起王重民就不断向袁同礼表达强烈的返国服务意愿，后者安排其接替自己主持馆务绝非临时的强制命令，两人极有可能达成了某种妥协。

1941年4月8日，香港，袁同礼拜访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的颜惠庆， “告知将于六月动身去美，并谈与图书委员会、申君之间的误会” （《颜惠庆日记》， 1996年，第三卷331页）。其中“申君”应是编译者错译了英文原稿中Clarence L. Senn（孙洪芬）的名字。 4月16日至18日，该董事会在香港召开年度会议，平馆作为该会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合办的重要事业，其馆务现状、经费预算、人事情况均须在年会上报告并议决。 4月26日，平馆委员会也在香港召开。经过这两次会议，袁同礼赴美的计划被彻底驳回，所幸在他、徐森玉和钱存训三位前辈的通力协作下，平馆善本古籍一百零二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运抵美国，并在王重民的监督下，国会图书馆择其非馆藏版本拍摄了缩微胶卷，这无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学术界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