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修长城吗：清前期的北疆局势与长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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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一藩部：以德为先、恩威并施

相比明朝，清朝疆域拓展甚广，北方草原地带、西域、吐蕃故地以及台湾等地皆隶于清朝版图。清朝边疆的拓展，奠定了如今中国疆域的基础。到乾隆朝时，清朝实现了大一统，明代时“九边边镇时时边警”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也因此，大家在讨论清朝边疆政策时，多认为清朝是不修长城的，因为长城是农耕政权对游牧政权的防御建筑。但是，我们其实可以从诸多史料中找到清朝维修长城的依据。清朝不大修长城，一个原因便是明朝已大修了长城，而长城并非立刻崩塌，清朝也确实不用大规模修长城。但是，清朝对长城的维修是有的，甚至在某些时段还新修了长城。

中国古代对长城有不同的称谓，例如边墙、塞垣等等，明代主要称长城为边墙。长城的称谓很早就有了，而明朝君臣很忌讳说自己修长城，原因便是秦始皇大兴土木、民怨沸腾，这也是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至于孟姜女哭长城这一故事，明清时在民间流传甚广。

到清代，清朝皇帝更加忌讳说自己修长城，一方面，清朝皇帝会强调明朝修长城，那是耗费民力的无用之举，是明朝君臣“视野短促”的体现；另一方面，清朝皇帝会宣扬自己不修长城、以藩部为屏藩，治边之功不仅超越明朝，就算同汉唐相比也不逊色。例如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巡幸塞外时提到：“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也。 ”康熙帝这段话显然是没问题的，漠北蒙古归附清朝，也正是体现了康熙帝的“德” ，但“德”不是对所有藩部都起作用。

有学者认为， “清朝对边疆地区控制的程度如何，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力量。 ”离开强大的国力和军力，仅仅靠德来实现统一是有困难的。以恩为主、恩威并施，才是清朝边疆治理的主要特点，即“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 。一方面对于主动归附的边外部落，通过封赏、联姻、年班等方式，确立其对清朝的臣属关系。如顺治帝所言：“我国家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名于不朽，岂不休乎。 ”另一方面，清朝通过组织八旗、蒙古、绿营联军，对同清朝为敌的边外部落予以坚决打击，维护清廷的绝对威信。如乾隆帝所言：“夫天朝之于外番，恭顺则抚恤之，鸱张则讨灭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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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绘画

青海蒙古威胁和甘肃边墙建设

在清朝统一藩部之前，清朝统治者发现仅靠德是无法实现统一的，甚至无法让藩部不再侵扰直省地区。如果清朝皇帝没有下定决心对藩部侵扰直省的行为痛加惩创，那么只能采取保守的守势策略了。

在康熙三十六年青海蒙古臣服清朝之前，青海蒙古实际上对清朝甘肃地区并不友好。在顺治朝，清朝西北第一大边患，不是明代的瓦剌和清朝的漠西蒙古，而是位于青海地区的蒙古诸部。清初，甘肃地区不间断的面临青海蒙古的侵扰，彼时的甘肃地区甚至不如明末时甘肃地区稳定。例如顺治十三年，清朝下谕厄鲁特部落巴图鲁台吉、土谢图巴图鲁戴青等人，提到：“乃数年来，尔等频犯内地，劫夺马牛，拒敌官兵，率领番夷，威胁抢掠督抚按屡经奏报，即行遣官晓谕，尔终不悛。 ”又如三藩之乱和王辅臣之乱时，青海蒙古“边前犯洪崖堡，今又乘我兵进剿河东，乃拆毁关隘，袭执官吏，与官兵会战，永固城副将陈达战殁……”可见甘肃地区成为清朝边患的频发地。也因此，清朝不得不继续使用和维修明长城，以防御青海蒙古。康熙五年， “青海各部蠭屯祁连山，纵牧内地大草滩，声言将入宼河州、临洮、巩昌、西宁、凉州诸地，提督张勇请自扁都口西水关至嘉峪关筑边墙，以限内外。 ”这段长城在甘肃西南方向，而明代甘肃长城主要在东北方向。

到了雍正年间，青海地区发生了罗卜藏丹津之乱。罗卜藏丹津是固始汗的后裔，一直都想学习他的祖父固始汗，当青海蒙古和西藏的联合首领。奈何彼时青海蒙古已归属清朝，且清朝也不想让他当青海蒙古的唯一首领，所以，罗卜藏丹津便横下心决定跟清朝翻脸， “罗卜藏丹津诱众犯边” ，攻打清甘肃的西宁等地。但是，罗卜藏丹津并没有足够的威望来号召青海蒙古诸部落，最后，他被清朝打败逃到了漠西蒙古。

清朝此战虽然获胜，但是对青海蒙古攻打甘肃沿边的举动十分明白，即如果不修建防御设施，难保下次再出现战时乱，甘肃地区不会再受冲击。于是，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请于西宁之北川边外上下白塔之处，自巴尔托海至扁都口一带地方创修边墙、筑建城堡” 。此后，雍正帝批准年羹尧的建议。 “创修”二字，说明彼时清朝不仅维修边墙，也根据时局新修边墙。修建长城（边墙）不仅可以隔绝藩部和直省地区，在战时还可以起到军事防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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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蒙古固始汗壁画

陕甘三边长城维修

在青海蒙古威胁甘肃地区的同时，漠西蒙古也在蠢蠢欲动。乘着清朝忙于平定三藩之乱之际，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统一了漠西蒙古内部并征服了周边哈密等地。一时间，噶尔丹统治下的漠西蒙古，有了明代瓦剌的气势。此时，由于哈密距甘肃已不太远，且被噶尔丹击败的漠西蒙古部众开始动迁到甘肃沿边地区，如现在的阿拉善地区，清朝不得不去接济这些困顿的蒙古部落。一时间，甘肃地区不仅要面对青海蒙古的侵扰，还得预防阿拉善地区蒙古部落生变，以及漠西蒙古军队从哈密东侵。康熙帝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当时，虽然噶尔丹表面上跟清朝维持着和平关系，但是康熙帝和甘肃的官员知道，不断强大的漠西蒙古可能成为清朝的威胁。康熙十六年，甘肃提督张勇上疏提到：“臣等窃思噶尔丹乃北厄鲁特之酋长，兵马众多，如果兴兵，即内地亦宜严饬守汛官兵防护。 ”《秦边纪略》一书中，把噶尔丹类比为西汉匈奴冒顿单于这类枭雄，提到噶尔丹逐步统一了西域诸部落， “控弦之士数十万，错杂塞下之夷，率皆顿首称臣，望风从命，呜呼可惧也已！夫远有冒顿之祸，近有门庭之寇，苟任捍御者狃于无事，不免棘门、灞上之不戒，则西陲之忧曷有已哉。 ”康熙帝并不是没意识到漠西蒙古的强大，但是必须先全力平定三藩之乱。康熙二十年，在清军的四面围攻下，云南昆明最终被攻克，三藩之乱基本结束。康熙帝才开始腾出手来关注清朝的北部边疆。

彼时，统一漠西蒙古之后的噶尔丹也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两个强大的政治实体，各自忙完了内部的事情，开始更加关注彼此的举动。噶尔丹不想只做漠西蒙古的首领，康熙二十七年，他乘着漠北蒙古的内乱，领兵东侵，占领漠北蒙古，造成了漠北蒙古的混乱。清朝派去同俄国谈判分界事宜的使臣无法经过漠北蒙古去俄国，最后不得不把谈判地点改在了尼布楚。噶尔丹的东侵，不仅造成漠北蒙古被噶尔丹占领，也造成清朝在同俄国谈判时处于下风，于是清朝在签订《尼布楚条约》时不得不再对俄国略作让步了。《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不仅清朝得以腾出手对付噶尔丹，也使得俄国不敢贸然支持噶尔丹，不然谈判得到的果实前功尽弃。

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还是侵入了漠南蒙古，达到漠南蒙古的乌兰布统，距离北京只有四五百里，对清朝来说已经是肘腋之患了。彼时，康熙帝也下定了决心，领兵亲征。后来，噶尔丹的驼阵为清朝大炮所破，噶尔丹在乌兰布统被击败，狼狈逃走，但此后几年依然是清朝北部边疆的一大隐患，对漠北蒙古和甘肃地区依然造成威胁。因此，康熙三十三年，清廷决定大规模维修陕甘地区的边墙。当年，川陕总督佛伦奉命巡查陕西三边边墙，之后向康熙帝汇报了边墙的现状和修建计划：“臣奉旨查阅三边，查陕西自肃镇嘉峪关北边，以至宁夏贺兰山起处，俱系土筑边墙；自贺兰山之胜金关起，至贺兰山尽之平罗营，原无边墙，以山为界……三边墙垣，历年久远，坍坏已多，若不亟为修理，必致倒废。但三边遥远，不能克期修理，勒限完工，请于明年渐次修补……从之。 ”彼时，清朝维修陕西三边边墙，正是为了预防噶尔丹的侵袭。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病死，战争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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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尔丹剧照

雍正帝不得不维修长城

雍正帝继位之后，为实现其父夙愿，解决清朝的西北边患，决定分北路和西路两路大军西征漠西蒙古。此时的漠西蒙古，内部十分团结，军力也十分强盛。雍正九年四月，傅尔丹率领的清朝北路军精锐，在和通淖尔中漠西蒙古之计，陷入漠西蒙古军的重重包围。此后，傅尔丹虽率领小部分清军拼死血战、冲出重围，回到科布多，但损失惨重， “得还科布多者二千人” 。

雍正帝在发布征讨漠西蒙古的谕旨时，可谓是成竹在胸，甚至有灭此朝食的气魄和自信。在得知清朝北路军满蒙铁骑精锐惨败而归时，内心是十分沮丧的。因为西路军远在万里之遥，且以绿营兵为主，难以依靠，而京师和北方驻防八旗精锐亦在此战中元气大伤，康熙时在击败噶尔丹时曾建功的山西右卫八旗，在和通淖尔之战时， “右卫驻防官兵阵亡566名，厮役阵亡526名，合计千人以上， ”相比此前的雄赳赳气昂昂，此时的雍正帝有点下不了台，甚至有点心慌。

为预防漠西蒙古南下进攻漠西蒙古和中原地区，雍正九年十月，雍正帝命加强古北口、宣化、大同等地的防御，并提到：“至于边墙，年久倒塌而地当紧要者，亦应酌量修筑，以肃边境。着御史舒喜，天津总兵官补熙前往，会同古北口提督路振扬亲往踏勘。 ”联系彼时的时局可知，雍正帝命修边墙，显然是为了应对漠西蒙古的威胁。《清史稿》也评价：“雍正九年，令直隶疆臣修治边墙，其古北、宣化、大同三处，咸募兵增防。自独石口以西，至杀虎口一带要隘，亦酌增弁兵。 ”“增防”一词体现了彼时清廷对准噶尔在战略上处于守势，修边墙的目的也是为了防御。甚至，清朝还在长城沿线设立墩兵来瞭望和防御漠西蒙古。例如乾隆十二年，山西巡抚上奏提到：“晋省墩兵从前因边方紧要，每墩设兵一二名，今各墩在腹里，自应因地制宜，酌量彻留，除楼子营所管石城等墩台一十六座，俱设在边墙或与边垣附近……”可见，清朝不仅仅利用了边墙这一建筑用以防御，还参照明代设立了墩兵，以起警戒作用。

总之，一方面我们应当肯定清朝在边疆统一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也要看到，清朝的统一战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旦面临藩部地区的威胁，清朝便不得不学习明朝君臣维修边墙以作防御，而清朝皇帝对于自己修边墙以保卫中原的行为始终是忌讳说出口的，更不愿意大肆宣扬。

参考文献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年。

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1年。

魏源：《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

张勇：《张襄壮奏疏》，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