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最宠爱的 “老白鼻”实现了他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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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最宠爱的 “老白鼻”实现了他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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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礼与本文作者(左)


梁启超最宠爱的 “老白鼻”实现了他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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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礼(右)重回天津梁启超饮冰室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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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 , 梁思礼在干校养猪圈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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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礼在酒泉卫星发射场

尚超

梁思礼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 1924年8月24日生于北京 。 他是维新运动领导者梁启超最小的儿子 , 有很多文字描述过这位天真可爱又很聪明的“老白鼻”(老baby) 。

我同他第一次会面 , 可追溯到1967年冬季的一天 。 他替代所长主持我国第一个自行研制的导弹控制系统技术会议 , 当时 , 参会人员有迟到的 , 他进行了批评 , 还要求迟到人员回去自觉向科室领导报告原因 , 机关人员监督执行 。 自此 , 我认识到他是位工作认真的技术干部 。 在之后的40余年里 , 尤其是他到七机部(航天部)机关工作后 , 我更亲历了他的教诲 , 受益很多 。

仿制1059导弹

2005年秋的一天 , 我们闲聊 , 梁思礼回忆说:“我年幼时 , 爸爸总手把着我的手 , 用毛笔给远在海外的亲属写信 。 梁氏家族档案中至今还保留着"梁思礼吃大米""梁思忠吃大葱"等我同爸爸一起写下的墨迹 。 爸爸写文章时 , 爱抽烟 , 喊我帮他拿 , 我不仅递给他烟 , 同时还递上他用的烟嘴和火柴 , 所以他很高兴 。 爸爸生前也常常给母亲许愿 , 60岁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 , 要专心教育孩子 , 可惜他56岁就撒手人寰 。 那时 , 我不满5岁 , 了解爸爸事很少 , 但他遗传给我的爱国主义基因 , 通过他的遗著以及母亲的教导 , 使我终生受益 。 ”

1935年 , 梁思礼先生考入天津南开中学 , 后转入耀华中学 , 读到高中毕业 。 1941年 , 他怀着一颗“工业救国”的心 , 开始了8年自费留学美国的生活 。 为了积攒学费和生活费 , 他四处找活儿干 , 到饭店洗碗、端盘当侍应生 , 扛包送货 , 到旅游胜地当救生员 。 在华人被视为“劣等民族”的美国 , 他刻苦学习 , 1945年在普渡大学无线电与自动控制专业读完本科 , 1947—1949年攻读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硕士、博士学位 , 都以优异成绩答辩通过 , 他还获得多个荣誉协会的“金钥匙” 。

1949年 , 梁思礼先生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 , 不顾美国的高薪聘任 , 毅然回到祖国 , 被分配到邮电部通信技术研究所工作 。 1956年10月 ,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成立 , 钱学森任院长 , 下设10个研究室 。 经选调、周恩来总理批准 , 他担任自动控制研究室副主任 。 自此 , 他作为钱学森的得力助手之一 , 带领30多名新分配来的大学生 , 成为我国导弹装备和航天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

那时 , 军委在北京长辛店组建了一处教导大队 , 梁思礼作为技术副大队长 , 为炮兵、酒泉导弹发射基地(后改称酒泉航天发射中心)培训指挥和操作人员 。 有报道称:“先有教导大队 , 后有酒泉航天发射中心 。 ”这话有一定道理 , 因为教导大队为酒泉基地输送了300多名指挥、操作技术干部 , 后来不少司令、参谋长都称呼梁思礼是“梁老师” 。

五院成立时 , 我国就建立和发展中国的导弹技术同苏联举行谈判 , 他们同意派专家和提供两发供教学用的P-2导弹(即苏联仿制德国的V-2导弹) 。 P-2运抵长辛店后 , 梁思礼也是第一次看见 , 在苏联专家协助下 , 他肩负起自动控制系统仿制的重任 。

他根据P-2导弹配套资料和所学知识 , 首先掌握各台仪器仪表功能 , 然后带领学员下车间 , 同工人一起仿制 。 有的关键仪器资料 , 苏联设计局未提供 , 通过大使馆也未能解决 , 卡了脖子 。 他根据钱学森的指导 , 对这些仪器进行实物测绘 , 补充成完整的图纸资料 。 另外 , 仪器仿制出来后 , 要进行单项实验 , 还要将多台仪器设备连成系统进行实验 , 这就需要建立实验室 , 向土建工程部门提交任务书 。 可以想象五院建院初期梁思礼工作的繁重 。

仿制1059导弹 , 原计划1959年10月发射 , 因诸多原因向后推迟 。 就在仿制进入关键时刻之际 , 苏联政府撕毁协议 , 撤走全部专家 。 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不到两个月 , 1960年11月5日 , 在酒泉发射基地 , 我们靠自己的队伍 , 仿制的第一发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 试验结果证明 , 控制系统工作良好 。 梁思礼后来回忆 , 我在酒泉基地现场听到发射成功的话音 , 先是流泪 , 后又激动得笑了 , 终于为祖国争了气 。

研制近程导弹

近程导弹在仿制导弹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改进设计 , 命名为东风二号(简称东二) , 1960年5月开始设计 。 梁思礼仍挑着控制系统的大梁 , 带领队伍进行修改设计 , 使仪器设备尽量小型化 , 以适应总体布局和安装要求 。 1961年开始试制 , 1962年3月初运抵酒泉发射基地测试发射 。

梁思礼后来曾回忆:“我难忘这年的3月21日 , 导弹矗立在发射台上 , 聂荣臻元帅坐镇在距离发射点5公里外的帐篷前 , 我站在离发射点2公里的吉普车旁 。 "点火" , 一声令下 , 导弹摇摆起飞 。 可是刚起飞就落地爆炸了 , 形成一个大坑 , 距发射台只有300米 。 我望着深深的大坑 , 难过呀!几天吃不下饭 。 ”

经过故障分析 , 是对导弹研制程序认识不足 , 地面试验不充分造成的 。 梁思礼领着团队着重对姿态控制系统进行了新一轮设计 。 1964年6月至7月 , 修改后的导弹出厂试验 , 连续3发都取得圆满成功 。 中国人从此学会了如何研制与生产导弹 。

东风二号研制试验成功后 , 梁思礼领着控制系统团队再接再厉 , 除配合该型号批量生产、装备部队外 , 侧重在该型号基础上提高可靠性研制 , 并改称为东风二号(A)导弹 , 火箭部分好比是“枪” , 射出去的火箭头是“核弹头” , 两者要结合研制 。

经过周密准备 , 1966年10月27日 , 在我国西部成功进行了首次导弹核武器试验 。 试验的成功不仅震撼了世界 , 也批驳了美国当局自1964年10月我国爆炸原子弹后 , 一直藐视“中国只拥有核弹没有枪”的论点 。

远程导弹是“八年四弹”中最后一个型号 , 计划1972年发射试验 , 技术总负责人是著名的火箭与导弹老专家屠守锷 , 梁思礼是他的助手 , 分管控制系统研制 。 那时 , 国内处于“文革”时期 , 国际上则是苏联在中蒙边界屯兵百万 。 因而 , 毛主席发出“深挖洞 , 广积粮 ,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 , 加快云贵川陕“三线”建设 。 当时 , 七机部发生武斗 , 屠守锷、梁思礼是在周总理保护下工作 。

远程导弹研制有“两新”的特点:一是队伍人员新 , 多是1964、1965年新分配来的学生;二是型号方案全新 , 基本没有可继承之处 。 它具有大推力发动机、远程高精度控制等特点 。 梁思礼领着新组建的团队 , 不仅对新采用平台——计算机制导方案、摇摆发动机伺服机构控制等新技术进行攻关 , 还要跑“三线”协助那里的领导进行研制生产定点建设 。 梁思礼后来总结道:“我与同事们一起 , 经过研究和反复计算 , 下决心对火箭惯性制导理论开辟新途径 , 也为后来大型运载火箭伺服控制、灵活的变轨道控制发展奠定了基础 。 ”

屠、梁等领导的这支过硬团队 , 经历了八到十年的奋斗 , 从失败中找原因 , 不断提高运载能力与改进设计 , 又不断完善 , 终于在1980年5月18日 , 将一颗试验弹头精准地送入南太平洋 , 又一次震撼了世界!在庆功大会上 , 胡耀邦总书记振臂高呼:同志们 , 我们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转型去“长征”

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多是在导弹的基础上转型改进发展起来的 。 屠守锷、梁思礼等领导团队在研制远程导弹的同时 , 就将其主动段(即火箭部分)列入发射返回式卫星研制 , 该型号命名为长征二号 。 1970年 , 远程导弹暂时告一段落 , 团队把工作重点转到长征二号的研制中 。

梁思礼后来回顾:1974年11月 , 长征二号首次出征 , 发射返回式卫星 , 火箭起飞后 , 俯仰姿态失稳 , 20秒后自毁系统工作 , 星箭残骸坠落在发射场周围 。 事后查找原因 , 是控制系统中一根导线伤痕断裂所致 。 他深感痛心 , 主动做了检讨 , 吸取教训加以改进——采购使用导线 , 焊接前 , 车间严格检查把好质量关;关键电路 , 采取冗余设计 , 提高设计可靠性 。

吃一堑 , 长一智 , 提高可靠性设计 , 加强地面试验和采购生产管理 , 一年后重新组织发射卫星成功 。 不仅如此 , 数年来连续发射内星和外国星数百颗 , 也发发成功 , 被国家授予“金牌火箭”称号 。 梁思礼回顾:“长征二号系列火箭伴我老矣!”

火箭与导弹的控制系统涉及机械、机电、电子、无线电等科学技术 , 是一个庞大的科技“家族” 。 在每一阶段 , 梁思礼对控制系统仪器设备的革新 , 对无线电系统装备的创新要求 , 都是狠抓不放的 。

如80年代 , 在增程的远程导弹研制中 , 作为所长 , 他亲临潼山 , 蹲点50余个日日夜夜 , 配合那里的计算机研究所 , 研制出加固型的小型化弹上计算机 。 又如在长征三号火箭研制初期 , 组织专业队伍研究 , 使控制系统采用通用计算机自动化测试(CAMAC)方案 , 并带动遥测、外侧、安全等系统也采用CAMAC方案 。 从此 , 航天工程、导弹装备各大系统全面走向自动化测试 。

80年代 , 梁思礼由七机部一院副院长调七机部任总工程师 , 后历任航天部、航空航天部、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常委、副主任等职务 。 这期间 , 多型号展开研制 , 且设备陈旧 , 投入技改费很少 , 另外 , 体制机制的不断变化 , 有些已不适应发展航天与武器装备的需求 。 因此 , 大小型号不断试验失败 , 直接导致了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 , 梁思礼在科技委担负起新的重任 , 协助部领导刘纪原抓航天产品质量与可靠性 , 那时候 , 大家习惯称呼他为梁老总 。

1990年初的一次座谈会上 , 他说:周总理提出“严肃认真 , 周到细致 , 稳妥可靠 , 万无一失”的质量方针 , 不是喊口号 , 产品质量是产品生命也不是一句空话 , 都要贯彻落实到实处 。 产品质量与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 , 不是统计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 , 不是检验出来的;是管理出来的 , 不是实验出来的 。 这些年 , 机关做了不少工作 , 清理过去文档 , 并起草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 进行产品的责任制管理是正确的 , 对产品从源头抓起 , 进行可靠性设计也是对的 。

后来 , 他又倡议建立产品可靠性设计评审、生产过程可靠性控制、可靠性试验、可靠性评估等可靠性工程工作 。 编制了《可靠性工程培训教材》 , 全方位进行在职研制队伍培训 , 这为后来的载人航天工程奠定了基础 。

梁思礼院士于2016年4月14日去世 , 享年91岁 。 他的一生是科技人生、航天人生 。 梁启超生前担忧他的孩子中没有一个是学自然科学的 , 没想到他最宠爱的小儿子“老白鼻”实现了他的遗愿 。 不只如此 , 梁家“一门三院士” , 可谓“满门俊杰” , 梁启超在天之灵一定是没有遗憾的 。

供图/尚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