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抗战时期上海的毒品贸易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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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上海初期的毒品市场

抗战爆发之前，上海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市场上流通的毒品，既有“烟”（鸦片）也有“毒”（吗啡、海洛因及可卡因等合成毒品）。据上海市公安局1935年的统计，全市鸦片消费者人数约为12万人。上海地区（含郊区）每月的鸦片消耗量为600担左右。其中400担为“官土” ，主要来自云、贵、川三省。其余200担，则由东北、热河和伊朗等地“非法”输入的“私土”构成。随着抗战的爆发，上海的毒品贸易与消费遭遇了空前危机：不仅“官土”运销中断，走私毒品也因交通阻隔难以为继。毒品供给不得不依靠少量个人走私和战前的“存货” 。鸦片的价格也因此由每两3元飙升至15元。

面对毒品贸易这一巨大财源和战争爆发后上海毒品市场的无序状态，日军当局很早就计划将这一“生意”控制在手中。战争初期上海的实际控制者——以楠本实隆为首的“日军上海特务部”——每年的活动经费仅有区区20万元。此外，各级傀儡政权由于收入匮乏，经济上也处于困境之中。因此，在占领华界之后，他们乐观地认为毒品贸易将大大缓解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窘境。他们估计毒品贸易每年可带来3亿元的可观收入，这些收入主要来自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等地区。为推动上海地区的毒品贸易，攫取更多财源，日本当局不仅对本国浪人在上海的贩毒行为采取默许态度，甚至还在日军控制的闸北、浦东和公共租界东、北两区实施毒品公卖。

1937年11月，一个背景复杂的日本人藤田勇受上海日军之托，通过“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从伊朗订购了一批重达20万镑的鸦片，用于上海销售。为销售这批鸦片，楠本实隆又将另一名日本浪人——里见甫请来负责此项工作。 1938年春，第一批伊朗鸦片到达上海后，里见甫便开始接受订货。由他主持的鸦片贸易十分隐秘，土商只需通过电话即可订货。一旦接到订单，他便派遣部下前往日军上海特务部申领鸦片批文，然后到仓库提货，并在事先约定的地点交易。为保证安全，有时日军也直接参与毒品押送。由于一切都处于秘密状态，这类交易常常被不知内幕的日伪警察所阻碍。

大道政府开征毒品税失败后，相继又有一些本地土商、日本浪人和少量西方侨民试图与日军合作建立毒品贸易垄断组织，但都未能获得成功。面对上海毒品市场复杂的形势，日本人开始意识到，控制上海的鸦片贸易，不仅需要一个有影响力的傀儡政府，同时还要与本地土商合作才能获得成功。因此， 1938年2月，在日军的推动下，蒲剑英、方达璋等鸦片商人在沪西曹家渡成立了一个半公开的鸦片销售机构——“上海公卖处” 。

尽管如此，当时华中沦陷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和上海本地局势，距离日军建立鸦片贸易垄断组织的目标仍有很长一段距离。一方面，日军不愿背负从事毒品贸易的罪名，因此需要一个傀儡政权来为这一行为负责，而当时这一条件显然还不具备；另一方面，此时一个具有足够实力的合作者还没有出现。抗战爆发后，杜月笙避走香港，上海大土商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赖的、与当局进行交涉的中介人物。尽管有一部分土商愿与日伪当局合作，但这些人缺乏足够的实力和声望，无法达到日军的要求。当然，阻碍毒品垄断机构产生的最重要因素，是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如何分肥，在日军与土商之间并未达成共识。此外，毒品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也构成了一个阻碍的因素。为独占中国毒品市场的巨额利润，三井和三菱两家公司展开了激烈竞争。这一竞争直到1939年4月日本外务省出面协调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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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与社会漫画（《禁烟半月刊》创刊号1936年6月）

“华中宏济善堂”与战时毒品贸易垄断

至1939年中期时，日本当局在沪建立毒品贸易垄断的条件已完全成熟。首先，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伪政权已建立起来。其次，日本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也已理顺。再次，毒品贸易的中介人物——盛文颐获得了日军的信任。当然，最重要的变化来自抗战总体形势的演变：日军由于深陷中国战场，物资消耗不断增加。日本亟须强化“以战养战”策略，才能在物质上更有力地支持侵华日军。随着兴亚院的成立，原本由军方控制的毒品贸易，转由该机构管理。在兴亚院的主导下，上海乃至华中地区的毒品垄断组织——“华中宏济善堂”在上海正式成立。

1939年4月30日，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指令伪维新政府在行政院下设立戒烟总局，作为取缔鸦片的中央机关。在戒烟总局的指导下，设立烟商组建的“慈善机构”——华中宏济善堂及地方善堂，专门负责鸦片的采办、运输、销售和毒品的戒除、治疗等事宜。 6月1日，里见甫被戒烟总局任命为华中宏济善堂副董事长，代理理事长，这标志着该机构的正式成立。

华中宏济善堂实行自上而下逐级公卖体系，总堂设于上海，并建立起总堂——分堂——膏店——戒烟所（烟馆）的层级架构。上海总堂设立后，南京、苏州、芜湖等地也先后设立分堂。此外，善堂还下设“土行联合会” ，作为毒品零售机构的管理者。上海地区所有的鸦片销售商，都必须在该联合会注册登记，并接受其管理。鸦片由总堂负责进口，并出售给各分堂，再由各分堂分售各膏店，膏店再分售各戒烟所。戒烟所实际上就是烟馆，生鸦片被购入之后煮成熟膏，开灯供人吸食。作为战时上海乃至华中地区最大的鸦片垄断商，华中宏济善堂及其网络初步形成于1939年底，它的存在与运转一直持续到1944年4月，前后共计4年又1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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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宣传画（《禁烟专刊》1937年6月）

“非法”毒品的走私活动

华中宏济善堂的建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上海毒品供给的不足，但仍无法完全满足市场需求，毒品价格依旧居高不下。在厚利的诱惑下，日伪当局控制之外的“非法”毒品走私活动随之大量产生。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由于“官土”运输的中断，上海市场上流通的鸦片很大一部分便由这些走私烟土构成。

毒品的走私者

在日军的保护下，旅沪的日籍毒贩构成了战时毒品走私最活跃的群体之一。尽管这个群体在战前就是毒品走私的重要力量，但由于法律与秩序的存在，他们的贩毒活动无论在租界还是华界，都不得不处于地下状态。随着华界沦陷，日侨在南市、闸北以及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北地区，开始公开进行毒品买卖，并将毒品贩入租界销售。 1937年11月18日，淞沪抗战甫一结束，一批鸦片就被日本浪人从大连运往上海，在虹口、闸北等地公开出售。

另一个积极的群体则由上海的鸦片经营者构成。抗战爆发后，毒品价格不断攀升。为牟取暴利，很多小土商不得不亲自投入毒品的走私与贩运中。 1938年2月18日，法租界警方破获一起鸦片走私案。烟贩季国彬见鸦片价格飞涨，便指示妹妹和嫂子前往香港购买鸦片偷运回沪销售，以牟取暴利。两人在法租界外滩码头上岸时被巡捕抓获，当场查获走私鸦片约3千克。

某些特殊的职业群体，例如警察、海员也常常卷入毒品案件之中。有一名叫做“王金玉”（音译）的香港警察，从1935年起便开始负责往返于沪港间船只的海上安全。 1938年12月1日，他所负责的“德生轮”抵达上海。在此之前，他接受了一李姓乘客的委托，将1.8千克鸦片送往爱多亚路“亚洲旅馆” ，双方约定事成后王可获15元酬劳。当他携带这批鸦片经过新开河街时，被法租界警察查获。

一些在战争中失去生计的难民，也被迫加入毒品的走私当中。 1938年2月25日，法租界警察捕获一名老妇王胡氏，从她身上搜出红丸97袋，共计17000余粒。她声称全家原居住在浦东。抗战爆发后，家中房屋毁于战火，不得已避难到浦西。在逃难途中，儿子死于流弹，媳妇失散了，她还有83岁婆婆需要供养。无奈之下，她受人蛊惑携带红丸17000粒从上海到外埠售卖。

此外，可以免除刑事刑罚的未成年人，也常常被利用进行毒品走私。 1938年5月6日，一名家住闵行的14岁女孩，在公馆马路被法租界警方拘捕。警察从她的身上搜出鸦片35克、海洛因两包以及鸦片烟灰5克。她供称并不知道包裹里装有什么，包裹由居住在公共租界的叔叔委托她带回闵行老家。

走私线路

战时上海的毒品走私一般可分为外埠和本埠两条路线，走私的方式主要以海运为主。所谓外埠，即指从上海以外的地区输入毒品。一般而言，大连、天津、青岛、厦门、汕头、香港都是上海毒品的主要来源地。例如， 1938年2月20日，江海关检查员从一艘从香港驶来上海的“绥阳轮”上，抄获走私鸦片534.5千克，价值约30万元。三天后，又在另一艘由天津开来的轮船上，查获一批总量约6万两的走私鸦片。另一方面，作为华东地区重要的毒品集散地，上海也向很多周边地区输出毒品。因此，外埠路线也包括从上海向周边地区的毒品输出。

本埠走私，主要指浦东与浦西之间的毒品贩运。大道政府在浦东建立后，大量土行、烟馆开始在这一区域出现。据《新闻报》估计，至1938年2月时，浦东地区的烟馆数量至少已有100家以上。 1938年11月，日军又在浦东设立一个毒品销售机关，将大量从大连、青岛和香港等地运来的鸦片及合成毒品进行公开销售，浦东由此成为战争爆发初期上海重要的毒品运销中心。由于货源充沛，价格低廉，许多浦西地区的土行、烟馆老板纷纷前往浦东进货。此外，由于浦西地区毒品价格腾贵，毒品消费者也不得不渡江到浦东“消费” 。在返回浦西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携带少量毒品或自用，或出售。黄浦江两岸的毒品贩运，构成了战时上海本埠毒品走私的重要路线。本埠走私另一个组成部分是从租界之外向租界内走私毒品。档案显示，一条主要线路是将毒品从虹口地区运至闸北光复路，再从光复路渡口通过摆渡船将毒品运至对岸曹家渡上岸，然后在曹家渡地区分销。

走私的方式

毒品走私的方式多种多样。数量不大的走私，多采取身体藏毒的方式。如上文提到的季国彬一案，两名犯罪人就将鸦片绑在腿上从香港带回。 1938年2月28日，四名苏州人在曹家渡被拘捕。他们计划将12包鸦片运往苏州销售，走私方式也是将鸦片绑在腿上带回。

另一种常见的方式是“委托走私” 。一般而言，此类案件所走私毒品数量巨大，因此毒贩常常通过船员、水手等享有便利条件的工作人员进行运输。在“绥阳轮”一案中，涉案鸦片即为毒贩委托水手所运。一般情况下，载有走私毒品的船只到达上海后，不会在日军控制的吴淞码头靠岸，而是选择停泊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外滩码头以及华界南码头。然而，尽管避开了日军的搜查，走私者还必须面对海关的检查。因此，毒品如何安全上岸并离开码头是毒贩必须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此时他们需要另外一些同伙的配合。毒品运送者（多为船员）一般会在夜间将毒品从船上抛下，此时会有划船者在江中接应，将抛下的毒品运走。例如，高等第、伏锦阳和陈玉卿等三人分别为码头接客员和黄浦江中的船夫。 1938年4月29日上午，三人划船至高昌庙码头“庆元轮”附近，接取轮船上抛下的竹筐两支。正在附近巡逻的警察发现后，迅速将三人拘捕，并从竹筐中搜出鸦片10斤。

毒品的伪装在走私活动中十分重要，而且方式也多种多样。 1938年2月，陈梦韩、吴世芳将鸦片伪装成糖果，通过海运从外埠走私进入上海，在提货时被海关稽查人员发现。同年3月25日，泰兴人戴五魁将几瓶吗啡隐藏在经过伪装的肥皂内，在经过法租界时被警察发现并拘捕。 8月22日，潘西楼、储和根在浦东被抓获，他们涉嫌将重量约20两的鸦片放置在挖空的草纸内从浦东走私到浦西。 1938年7月1日，毒贩陈小弟被浦东警察抓获，他涉嫌将重约72两的鸦片放置在竹筒中运往南市销售。此外， 1940年6月11日，一名叫作米林弟的女性毒贩在大西路被捕，她试图将14小包海洛因隐藏在雨伞内带入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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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鸦片的人（Visual Shanghai）

毒品的经营与销售

无论通过“合法”还是“非法”渠道输入上海的毒品，都需要借助一个等级分明的销售体系，才能流入市场并最终被消费者使用。其中最主要的渠道，无疑是通过华中宏济善堂的网络进行贩售。事实上，在日军的支持下，沪西曹家渡早已开始公卖鸦片。据记载，这一带的土行服务颇为“周到” ，瘾君子一旦踏入忻康里等土行、烟馆聚集的街区，便有“老烟枪”上前接待。土行内部也多附设毒品吸售处。一旦踏入其间进行消费，便有女招待代客装烟。附近的配套设施也颇为完备，不仅设有各式饭店、菜馆，而且还聚集着大量色情场所和赌场。因此一到晚间，曹家渡一带夜市繁盛，通宵达旦。

至于“非法”走私毒品，情况则相对复杂一些，其销售方式也各不相同。一部分从事零售业务的毒贩，走街串巷进行兜售；另一些则通过电话订货，由土商直接送货上门。一般而言，合成型毒品因为体积较小，携带方便，常常由毒贩随身携带在街头零售。由于合成毒品的走私和生产基本被日籍毒贩控制，因此在战时上海，合成毒品的贩售基本被包括朝鲜人、台湾人在内的日籍毒贩所垄断。他们常常出没于比较贫穷的街区，公开兜售小袋包装的海洛因。这些毒贩常常采取欺骗的手段，声称使用毒品不仅可以治疗疾病，而且可以消除疲劳。合成毒品价格十分低廉，一般为两毛、五毛或一元。为尽可能多地销售毒品，这些日籍毒贩甚至走村串寨，深入城郊乡村地区推销毒品。 1938年2月，一名叫作卢大云的朝鲜毒贩在江湾附近蒋家浜地区被警察抓获，从他身上搜出海洛因50余克。

送货上门是另一种重要销售形式，主要被应用于鸦片的销售。由于抗战爆发后，租界当局并未改变禁毒政策。因此，为避免警察的搜查，很多土行、烟馆将总部或仓库设在华界，而在租界设置代理商。客户如有需要，只需电话订货，毒贩很快就会用自行车等工具，将毒品准时送达约定的交易地点。此外，邮寄也在鸦片销售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1938年3月法租界警察破获了一起贩卖鸦片案件，涉案的郭茂源土行即是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毒品销售。

华界与租界对毒品实施的不同政策，造成两界内的毒品销售机构处于不同的法律地位。设在华界的戒毒所和鸦片馆只需在相关机构进行登记并交纳捐税后，便可公开营业。但在租界内，毒品贸易与消费始终属于“非法” ，因此一直处于隐藏状态。一般而言，此类机构都秘密开设在居民区内。

1937年11月25日，钱尤氏因贩卖毒品被法租界警方拘捕。她的供述展现了战时上海地下毒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形：

余今年（1937）六月间在闸北宝山路时，认识一名王阿三者。自战事起，余与王阿三即逃至英租界，同居于客栈中。至九月三十日，余向女友吴姓者租得一房间，即郑家木桥八十二弄十五号，后王阿三与余即同居该处。数日后，约于二十三日，王阿三忽将做红丸之器具运至家中，并有一切原料，如此后余与王阿三共同做红丸四次，每次约做红丸一万五千粒。此项红丸由余与王阿三分售于各个烟馆或贩客。

在钱尤氏的指认下，她的一名客户——在法租界经营地下鸦片馆的林阿金也被警察拘捕。他的供述则进一步揭示了地下毒品消费场所的供给关系：

因战事发生致无业，故在余之居处，即奥利和路二十三号，开设一鸦片馆供客吸食。所有鸦片乃由余至华界九亩地郑协记土行购来，至于红丸乃由钱尤氏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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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在上海被缴获的毒品（哈里森·福尔曼中国摄影集）

毒品类型的新变化

抗战的爆发，也使针对日籍毒贩的处罚发生了显著变化。战争爆发之前，在华日侨享有领事裁判权，他们若涉嫌毒品犯罪被捕，将被引渡给日本领事警察，再由领事法庭或长崎地方法院进行审判。尽管判罚非常轻微，且以经济处罚为主，但犯罪人毕竟仍需面临法律制裁。然而，战争爆发之后，在日军的鼓励和庇护之下，日本人或具有日本国籍的朝鲜人、台湾人的贩毒行为几乎完全合法化。在此前提下，在华从事毒品贸易的日籍毒贩也大量增加。

在上海，无论涉嫌吸食（此类案件较少）还是贩卖毒品案件，由于得到日本军事当局的包庇，包括朝鲜人和台湾人在内的日侨几乎全部可以获得刑事豁免。例如，上文提到的朝鲜籍毒贩卢大云，他被中国警察抓获后，很快就被移交给日本宪兵队。经过简单的讯问，日本宪兵队以“因生活所迫而贩卖毒品” ，且是初犯为由，便将他释放了。 1939年1月7日，一名叫作安济贤的日籍朝鲜毒贩在浦东东昌路被捕，警察从他的身上查获海洛因300小包。这名毒贩很快被送往附近的日本宪兵队。然而，在宪兵队内他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只被“略加申斥，即行释放” ，所缴获的赃款，发给中国傀儡警察当作茶水和买煤之用。由于享有领事裁判权，大量朝鲜毒贩开始登陆上海从事贩毒活动。英国外交文献显示， 1938年，仅有8名朝鲜毒贩在上海被捕，而在1939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119名。在1940年，仅4月1日至6月30日之间，公共租界警察就抓获了127名涉嫌贩卖海洛因的毒贩。其中115人为朝鲜人， 1人为日本人。

租界警察对这些日籍毒贩也束手无策。一名工部局警察曾在法庭作证， “我在上海公共租界曾多次抓获在街头贩卖海洛因的毒品贩子。他们常常自称台湾人或朝鲜人，不用说，他们都有日本国籍。根据有关日本国籍持有者的法律，这些毒贩必须送交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处理……只过了两三天，我便又看见这些人重新出现在街头，继续兜售他们的东西。常常使用海洛因或兴奋剂的人，其毒品大多来源于这些街头贩子” 。由于领事裁判权的存在，朝鲜毒贩所进行的毒品犯罪愈演愈烈，甚至引起了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的不满。

（本文首刊于《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原题《战争与毒品：战时上海的毒品贸易与消费》，作者蒋杰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本文已经作者删改，原文注释从略，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