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暗杀还是意外：揭秘周恩来乘车阜成门遇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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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成元功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总理工作日程安排一向很紧，常常是放下这个就是那个，很少有间歇时间，因此，他乘车也要求快，有一次从中南海西花厅到西苑机场，竟快到只花了13分钟。他之所以要求快，理由很简单，就是不愿把时间浪费在乘车的路途上。

周恩来总理可说是国家领导人中乘车行驶里程最多的人，他启程的时间晚，又必须准点到达，这就要求车速快而且选行最佳路线。在那时北京行车秩序不良的情况下，每次出门我们警卫人员也为之担心，生怕会遇到不测，但是长期以来，他的座车从来也未出过大小事。

然而，险情还是未能避免，我这篇文章记述的险情就发生在1961年6月15日下午我们从中南海到钓鱼台国宾馆的路上。

我是周总理的卫士长。 6月15日下午我一上班，照例先看了看周恩来总理办公桌上的台历，看上面记了些什么活动。周恩来总理一向有这么个习惯，就是头一天把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写在台历上。我一看上面写着：“下午2∶30到钓鱼台” ，立刻便明白了，他两点半要到钓鱼台，然后陪着住在那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北京市各界万人欢迎大会。于是，我便去找值班秘书了解全过程的情况。

为了事先有个精神准备，不致临时慌乱，我和值班警卫员张树迎，一起研究和分析了这次活动的全部情况。

随即我用电话通知了中南海警卫局值班室。他们早已得知这次大会的安排情况。我又通知总理的汽车司机杨金明，要他在两点把汽车开到西花厅。张树迎在准备必需的东西。

杨金明准时把汽车开到了西花厅前院。他今天不用像往常那样，停在树荫下避开烈日的炙烤(那时车里没有冷气设备) ，而是把车身贴近前屋的大门。因为正下小雨，为的是让周总理从后院办公室走到这里能少淋点。他习惯地到我们值班室露了一下面，一则表示他已按时到位，二则看我们还有什么对他要交代的。我向他谈了这次活动的有关过程，他便擦车去了。这也是他的老习惯，每逢下雨或是车上有灰尘，他总要擦干净，保持车身的清洁。

这是一辆50年代从苏联购置的吉斯车，即吉斯3ИC—115型防弹车。总理日常活动一般都是乘坐苏制吉姆—3ИM 。因这次是欢迎越南总理的重大国事活动，所以调用这辆吉斯车。这种车是按莫斯科气候寒冷条件设计的，北京的夏天它很难适应，常自生一些故障，可是它在老杨手里从来没出过一点小问题。

出行之前，我先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去看了一下，一则看看有什么需要准备的，比如他没有剃须而又没有时间剃，我们就得把热水瓶、毛巾、剃须刀带上，以便他在行车途中剃须；二则天正下雨，路上不一定好走，外事活动又不能迟到，想催他提前出发。

我走进办公室时，总理正伏在桌上批阅文件。听到我进去，他的眼睛从老花镜框上看了我一眼，接着又瞥了一下桌上的闹钟，那意思好像是说：还没有到点呢，你们就来催我。你们总是把富裕时间留给自己，叫我放下手中的工作。我见他不动，反正我提醒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便转身走出办公室等候。

往常，下午西花厅前院总要停很多车，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排着队来找总理谈话和汇报工作。今天下午却只有一辆车，这就是准备乘坐去钓鱼台的吉斯3ИC—115 。院里很清静，从与西花厅一墙之隔的府右街上传来的自行车铃声、汽车的汽笛声、交通民警的呼叫声，比往日显得更加清楚和嘈杂。

不多一会儿，总理从办公室出来了。他走得很疾很快，我忙连走带跑地赶到他前面，去开车门。这辆车的车门很重，总理右手又有残疾，很难把它拉开、关闭。总理上了车，他的习惯是坐在汽车后排左侧的位置上，伸出左手拽住窗侧的吊带——因为车速快。我照例坐在他的右侧，把车门落锁。张树迎则坐在司机杨金明一旁。我向门卫哨点点头，他会意是要向钓鱼台通知一声，免得在那里的外交部人员心中无数。

周总理对自己要求一向很严格，外出活动从不让警卫部门派警卫车在前面给他开道。这次去钓鱼台，也没有沿着警卫部门为保障国宾活动专门布设了交通民警的那条路线，即沿人民大会堂——西长安街——复兴门一线，而是沿着去钓鱼台的最短路线，即府右街——西四——阜成门一线，快速行驶。总理对自己走过的街道都能熟记，如果不走最佳路线便立刻指出。这时，雨不大不小地下个不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子不停地刮来刮去。往常，遇到汽车自行车便自动让路，让汽车先过去，今天，因为下雨，自行车都不大情愿相让，行人也只顾自己脚下的泥水。坐在司机座上的杨金明，既要注意前面的路况，又要留心不使车轮溅起的泥浆溅到自行车和行人身上。他不停地拨转方向盘躲来闪去地走着并且不时鸣笛。我和张树迎，则按照警卫人员的职责，分别注意前方和两侧。尽管沿途值勤的交通民警，老远就能识别出总理的座车，而提前给予放行的信号，保障畅行，但我们仍旧提心吊胆，生怕出事。

吉斯3ИC—115穿过了交通秩序混乱的西四牌楼地段，前面不远就是高耸的阜成门城楼，出了阜成门城墙豁口，不但道路宽阔，车辆少，行人也少，视野开阔，可称安全行车的最佳地段。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我们都知道，越是环境好，人们越容易麻痹，特别是急着赶路，搞不好就会出麻烦。

这天果然出了意料不到的事故。周恩来总理的座车驶到展览路南口时，就见前面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卡车。它本来是右拐向东行驶的，没有想到将要和周恩来总理的座车交会时，它忽然逆行而驶，接着又突然横到了马路中间。我们一看情况不妙，忙喊：“卡车!”“危险!”

杨金明早就看到了那辆卡车。他是司机，对沿途路口、路况很熟，知道要经过哪些道口、机关、工厂，当然也知道那辆卡车是从北京市电车一厂的车场出来的。因那卡车出门后向右拐，所以交会时并没有鸣笛。各行其道，互相并不妨碍。当看到那辆卡车忽然驶入逆行，既未打大迂回指示灯，又不鸣笛，不打手势，估计它可能横在马路中间，自己车速又快，眼看立即要被它撞上肇成特大事故。无论如何也不能叫它出事。一种重大的责任感促使杨金明立即采取措施，鸣笛、点煞、换一挡，向右避让。车正往右偏，忽见前面有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弄不好，很可能被卡车挤到电线杆上，杨金明连忙又改为逆向避让，并把方向盘向左打死。就在这时，那辆卡车的车身忽然在他眼前一晃，眼看就要撞上，杨金明暗暗喊了一声：“不好!”随即脚下猛地一踏，吉斯3ИC—115立即来了个180度大调头，嘎地一声停住!

人们在形容遇险情景时，常常是用“又惊又险” ，或是“有惊无险” 。我们这次可说是“有险无惊” 。我们之所以称它“有险无惊” ，是因为“险”确实是“险” ， “险”到了一旦撞上，就会车毁人亡；“无惊” ，则是在这紧要关头，我们谁也没有张皇失措，像人们遇到险情的时候，通常要吓出一身冷汗，而是沉着地只想避免出现最坏的情况，这是我们预先有精神准备的缘故。因此，当吉斯车眼看要与卡车撞上的时候，坐在前排的张树迎立即回过身来托护总理。无奈这车是三排座，中间隔着一排，够不着总理。我呢，很自然的反应就是用左手和身躯使劲架着总理，右手则用力支撑着中间那排座椅的靠背。总理也使出很大的力气来支撑。虽然几个人在吉斯急调头的过程中，身体失去了重心，歪倒在一边，几乎摔到座位下面，但谁也没有受伤。这不能不归功于杨金明驾车技术高超，和他的高度责任感。如果他技术不精，责任心不强，不能在一刹那之间脑、眼、手、脚并用，准确无误地完成调车、煞车这一系列高难动作，其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几乎两车相撞，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可是那辆卡车的驾车人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依然不打指示灯，也不鸣笛，在马路中间又莫名其妙地来了个大迂回，然后驶回电车公司一厂的大门里边去了!我们真是气得要冒出火来!

想到周总理去钓鱼台要紧，不能耽误，杨金明手把方向盘，打了个倒车，调转车头，继续向西行进，好像刚才的一切未曾发生似的。小雨依然落着。

我跟随周总理多年，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车险。总理也只是在苏联遇到过一次。那次，总理和陈云、李富春同志一道出访苏联，在莫斯科有一天外出，周总理的座车沿着马路中间只准苏联主要领导人车辆通过的“中央线”行驶，突然从右方横着驶来一辆汽车，周恩来总理的座车刚过去，没有撞上，却撞了陈云、李富春同志的车，弄了个车损人伤。万没有想到这天在北京又遇上了这一次。

我们很生气，周总理也很生气。一个司机怎么可以不鸣笛、不打指示灯，就在大街上打大迂回?真是无法无天!总理对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自然不能容忍，他指示我：“到了地方，你马上把情况告诉北京市公安局，要他们查清楚，是什么人不按交通规则行车?是有意还是无意?查明后要严肃处理。 ”我巴不得狠狠去处理一下那个卡车司机，恰好周总理又作了这样的指示，于是回答说：“我马上就办。 ”总理接着又表扬了老杨：“都是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好，才避免了一场大车祸。 ”我和张树迎也问：老杨，现在心里慌不慌，并告诉他可以开慢一点。杨金明嘴里低声咕噜了句什么，又照旧全神贯注地开他的车。

到了钓鱼台，我立即从五号楼打电话给北京市公安局和警卫局报告了情况和卡车的牌照号码。我把周总理的指示原话传达之后，并说，我理解总理的意思不是叫查那辆卡车是否企图撞他的车，而是司机为什么打大迂回不鸣笛、不打指示灯违犯行车规则。因我们警卫人员有一种职业病，遇到问题，往往会先入为主觉得对方是冲着总理撞来的。北京市有关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带领有关工作人员立即赶到了现场。电车公司一厂厂长张维仁、党总支书记冯彬，听传达室的人电话上讲，厂里的卡车几乎撞了周总理的座车，公安局的领导、交通管理处的领导都来到大门口了。他们感到问题严重，当下就打电话报告了电车公司经理许步宁，并跑到大门口来了解情况。

情况很快弄清楚了。原来那个驾驶卡车的是电车一厂的维修工，叫张兴辰。最近一段在私自练驾驶，常常开着车在厂子里转。特别是将会不会瘾头更大，不玩一玩手就发痒。这天下午他手头没活，就借口给卡车加油，和班长要钥匙，班长也知道他给车加油是假，想开着玩玩是真，又不好当面给顶回去，就把钥匙交给了张兴辰。张兴辰拿到钥匙，非常高兴。他还从来没有开车上过街，他决定试试，于是就把车开出了厂门，想转一个大圆圈就回厂，对面有车无车全然没有瞧见。

负责交通管理的阎荣久，经过询问和勘查现场认定：张兴辰是非司机驾车，违章行驶。他说：“幸亏主车司机处理及时、得当，才没有酿成大祸。要是总理的车出了大祸，我也得背上铺盖卷自动去坐大牢。北京的交通我们没有管好啊!”又说：“这次也太险了，吉斯车车身长，约6米，车身重，约5吨，方向盘很不灵便，又遇上下雨，地面有水，车速又快，没出事真是万幸。 ”最后他向我们强调一定要有安全措施，要沿布设的专勤路线走，不能老图快。

周恩来总理的座车驶到展览路南口时，就见前面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卡车。它本来是右拐向东行驶的，没有想到将要和周恩来总理的座车交会时，它忽然逆行而驶，接着又突然横到了马路中间。我们一看情况不妙，忙喊：“卡车!”“危险!”

公安局的同志弄清情况后，和电厂公司许步宁经理很快赶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总理报告情况并听取指示。公安部的负责人和我接待了他们。

欢迎越南总理范文同万人大会一散，周总理送客人上车后，坐车回中南海西花厅。我就利用行车的空当时间，把许经理的汇报和公安局对这次事故性质的认定，向总理作了汇报。

张兴辰知道周总理的车几乎在他的错误中出了事，给厂里惹了麻烦，闯了祸，非常懊悔，也非常害怕，单等处理。那位借给他车钥匙的班长，也很气恼，埋怨自己不该碍于情面，不该把钥匙交给他。厂里知道这件事的人，也都认为闯了通天大祸，会有好戏瞧!厂里上上下下没有不议论这事的。

从警卫工作角度看，这次幸免于难，首先是司机发现对方早，及时采取了调头、煞车的措施。周恩来总理和我们发现也早，及时做好了准备撞击的预备反应。如果是未发现或发现较迟，我们都将会处于毫无防备或措手不及的状态，即使不被撞死撞伤，也会在车厢里翻滚致伤。其次是吉斯车车身长而重，比较稳，所以虽然来了个原地猛调头、急煞车，而没有失去重心，在马路上翻倒。这次要是一般车是非翻倒不可，那后果就严重了。

“荒唐!(“荒唐”是总理批评人最重的语言)怎么能随便开车出来玩?多危险!”周总理很严肃地说。接着又向我交代：通过市公安局转告电车厂领导，要他们结合这次事故对全厂职工进行教育，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厂里要加强制度管理，没有制度不行，有制度不执行同样不行；对那位私自开卡车出厂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工作，不要因为是遇上我的车而加重处分。最后叮嘱我说：“厂里对这件事的处理和落实情况，你以后去了解清楚，再告诉我。 ”他从来不让我们直接插手过问一个单位的工作，有什么事总是通过组织系统，这次是一个例外。也许是电车公司许经理曾经到人民大会堂和我们谈过的缘故，不然，他是决不会让我们再到电车公司去了解对这件事的处理和落实情况的。据我所知他自己向来也不直接处理各单位的事务。

随后，周总理又要我们注意安全，并说：有时候为了赶时间开快车，是我叫开的，这怨不得你们。但遇到红灯时绝对不能闯。我是总理，应该带头遵守交通规则。又说：我的车是不能撞人的。总理对乘车曾经做过许多规定，比如雨天行车车轮子不能把路面上的泥水溅到行人身上；进会场不能抢人家的车道；不能停在老人的车前；不能先于老人退场；不要停车场的交通民警给予特殊的照顾，等等。他这些要求，不仅仅体现了他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而且说明了他对北京市的交通管理要求很高。他曾不止一次地说：北京的交通管理，应该成为世界各国首都中比较好的。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到日内瓦出席国际会议，在那里他曾注意观察过人家的交通管理。回来后，他告诉当时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要仿效外国人在马路中间划上分界线，把上行车和下行车分开。同时提出，交通民警的现行制服颜色不明显，不易辨别，不利于指挥和管理。 1958年，有一次他发现在东、西长安街值勤的交通民警中有女民警，当即告诉公安部门，指挥交通是一项精神紧张而且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女同志的生理和体力均不适合。遵照他的指示，北京市立即取消了女交通民警的建制。

我们回到中南海，走进西花厅客厅，恰好邓大姐也在。周总理告诉她：“我今天差点出了大车祸!多亏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当，这才避免了车祸。这是我坐汽车第三次遇险。 ”邓大姐一听吃了一惊。我连忙把事情的经过向邓大姐作了汇报，邓大姐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接着，周总理又向我们讲了前两次坐汽车遇险的经过。第一次是1925年8月23日，也就是廖仲恺先生遇刺的第四天晚上，当时他担任“廖案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坐汽车回司令部时，因临时改变了口令，回答不对，被门卫哨兵用机枪扫射打死了他的司机和护兵。第二次是1937年5月，他坐汽车从延安去西安，在陕北崂山遇到土匪的埋伏，警卫和司机大部分伤亡。

几天后，我找北京市公安局了解电车公司有关那次事故的处理和落实情况，公安局告诉我，他们已经抓了制度和措施的落实，张兴辰给了警告处分。并说，厂里有些人反映，张兴辰幸亏遇到的是周总理，要不然，降级、开除、蹲大牢都有可能。

前不久，我在整理撰写本文的时候，又去访问了原北京市电车一厂的有关人员，本想找当时的当事者张兴辰谈谈，原电车一厂厂长张维仁向我讲了一件很不幸的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厂里的纪律和制度都被砸烂了，管理没人抓。一天张兴辰去检修电车，违反操作规程，没有切断电源就俯下身去检修，不慎触通了电源，电车突然启动，从他身上轧了过去，未能救活。我听了不由一怔：怎么这回又是他?又是违反制度和纪律……周总理如果尚在，我不知应该怎样向他报告，也不知他又该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