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后周恩来的思虑：第一是打仗第二还是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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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纪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关于“九一三”事件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几点情况记叙下来，以作补充。

1971年9月12日下午3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研究修改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晚9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队在北戴河负责林彪警卫的领导的电话报告，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讲：“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 ”过了一会儿，又接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乘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

这时，会议无法进行下去了，总理开始关注北戴河的事情，查问北京飞去的这架专机的具体情况。 8341部队的领导很快回电话说，已经查问了山海关机场，的确有一架专机，机组人员正在休息。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管辖，总理马上向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

李作鹏了解情况之后，把电话打到了西花厅秘书的值班室，这个电话是我接的。李作鹏说：“请报告总理，他查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 ”我立即通过39局电话总机找跟随总理去大会堂的卫士张树迎，结果接电话的是总理。他问我：“什么事？”

我报告说：“刚才李作鹏同志来电话，说您查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 ”

“知道了。 ”总理只说了三个字，便放下了电话。

总理知道李作鹏报告的情况后，即打电话问叶群：“是不是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了？”

叶群说：“没有。 ”

“九一三”事件后，我听总理讲过，林彪是副主席，调一架飞机是不用谁来批准的，问题是叶群不承认调动了，这就引起了总理的警觉。

13日凌晨4时多，钱嘉东把我从熟睡中叫起来，说接到北京卫戍区的报告，有一架直升机在怀柔沙峪迫降，被民兵包围起来，并说已经报告总理。后来证实，林彪的大量罪证材料，包括林彪的手令，都是从这架直升机上缴获的。

天大亮了，我已经没有睡意，和钱嘉东一起等总理回来。

大约7时半的时候，忽然办公桌上的军委一号台响了，钱嘉东拿起了电话，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打来的。丁盛让我们报告总理：“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听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听了这个电话，我们更觉得不对劲儿了，少了点什么内容：丁盛怎么没提到那位副统帅呢？但我们不敢多想，更不敢耽误，立即电话报告了总理。不一会儿，张树迎来电话，总理让我带上丁盛的电话记录，立即到大会堂去。

钱嘉东和我已经确切意识到有紧急重大的事情发生了，但我们仍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我到大会堂后，直奔总理所在的东大厅东侧北端的小厅。总理正在打电话，我把丁盛的电话记录递上去，他认真仔细地看了一遍，对我说：“你不要回去了，从现在开始，你跟着我处理事情。 ”

总理说得很自然，和平时一样，但看得出他很累，后来知道他一夜没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总理什么也没对我说。

于是，我在大会堂和张树迎、高振普，保健医生张佐良一起跟着总理，钱嘉东在西花厅值班。这时，倒是张树迎提醒我说：“不要给家里(西花厅)打电话。总理召见人，你在他身边时，机灵一点。 ”他也没给我明示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仔细观察了大会堂的动静。北门不断有人进出，政治局成员除了被总理派出办事的人之外，其他的委员这时都集中在大会堂。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明显比以往多得多，但谁也不多说话，见面只相互点头打个招呼。我们也不问，已经养成了习惯，不主动打听事情。整个大会堂北半部分都比以往显得紧张、沉闷。

总理还在不停地打电话。我把总理电话的内容和丁盛的电话联系起来，才知道是林彪坐飞机外逃了。但他外逃的意图是什么，逃到哪里去了，现在情况怎么样，谁也不清楚。

九届二中全会后，我看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也知道林彪死顶着不检讨，但说什么也没想到林彪这位党的副主席、毛主席的接班人会跑去国外。

我是9月13日上午8时左右到人民大会堂的，林彪乘坐的三又戟飞机是13日凌晨1时50分从中蒙边界44号界桩上空消失的，已经六个多小时了。谁能想到，在北戴河发生这样一件让人不敢想而竟然会发生的事情!我才知道， 12日午后，毛泽东南巡北返，专列一路不停回到北京，林彪一伙的阴谋计划被打乱了。接着，周总理查问“256”号三叉戟飞机，林彪等人感觉阴谋已经败露，于是放弃南去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决心向北外逃。

周总理曾通过空军调度指挥员直接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飞机上的机器开着，却拒不回答，继续北飞。

当“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出国界之前，吴法宪请示总理是否拦截林彪的座机。总理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李德生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

仁至义尽的毛泽东、周恩来呼唤不回铁心外逃的林彪。 “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出国界后，周总理用力地按下手中的话筒，气愤地说出两个字：“叛徒!”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的事件，研究部署了各种应变措施。

从13日清晨到当天下午，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他使用的是经过斟酌的语言：“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我听到有的领导一下子没有领悟过来，还让总理重复一遍，总理只好耐心地一字一句地又重复了一遍。

总理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抓紧确定和提出因林彪事件可能引起的对外交涉和所需的应对方案。毛主席不会在一线具体指挥，总理当然工作很紧张，嗓子都沙哑了，但谁能代替他呢？无论军队、地方，这时都会听从周总理的。

得知林彪的专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后，周总理立即命令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负责指挥空军；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 “协助”吴法宪工作；并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以便从多方面掌握情况。同时，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总理还分别派李先念、华国锋等人到京西宾馆、海军司令部和总后勤部主持工作，以便随时掌握和报告情况。

9月13日下午，总理让我通知总参的五位副总长张才千、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健德到大会堂新疆厅参加政治局召开的作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总理除通报林彪叛逃的情况外，并拟定了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和对北京地区的军队部署、京郊机场的军管，对机动兵力的安排也作了布置。会上，周总理对五位副总长提出要求，要他们坚守岗位，加强值班，他严肃郑重地说：“我现在考虑的第一是打仗，第二是打仗，第三还是打仗!”

当时的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后来回忆说：“当时，周总理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