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对日本奈良时代天皇体制权威的强化

中国大陆政治机构、官僚制度是七八世纪以后日本古代贵族认真学习的中心内容。在古代贵族看来,引进大陆百官制度是解决列岛豪族林立、确立大王权威的重要途径之一,把唐朝的政府机构和官员制度视作社会运作机制的关键一环。 623年归国的惠济和惠日等人曾经明确指出,“其大唐国乃法式备定之国”,表现了他们对于唐朝官员制度和国家形式的憧憬之心。诸如南渊请安和僧昊等留学生和遣唐官员都曾留心考察和认真研究唐朝官员制度,大王朝廷最终于大化改新之后,“设立百官”,“建立学寮”,促成日本古代文化从原始色彩浓重的氏姓制度走向王朝一统的官僚体制。日本自大化改新以后,开始全面地吸取唐文化。但对统治集团而言,吸收的重点则在于学习和模仿唐的封建制度,完善统治机构,确立上自天皇、下至地方官吏的责任制。这种对唐朝封建统治制度的学习和模仿,到奈良时代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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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皇仿唐使用皇帝、天子的称号

“皇帝”是封建社会国家元首的称谓。皇帝之称,在中国始自秦代,秦统一六国以后,秦王赢政自以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称为“皇帝” 。其权力至高无上,总揽全国军政大权,是国家最高统治者,所有政事全凭皇帝个人独断专行,所有官吏都必须听命于皇帝的调遣,按照皇帝的命令行事。从此“皇帝”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诸朝国家元首专有名词,历代君主皆用此称呼。从史籍记载可知,中国皇帝又称“天子”,如唐太宗说“我为大唐天子” 。意为我是天神所生,受命统治大唐天下。这就是把自己放在天神之下,万民之上,沟通神与人联系的重要位置上。天子之称一般在国家领域之内使用,而皇帝之称,既对内使用,又对外使用,代表国家。

日本奈良朝的天皇,全盘吸取了中国皇帝的职能。首先,标榜自己为神的后裔,在诏书中自称为“现神”、“明神”,意为现世之神。 “天地生乎万物,万物之内,人是最灵,最灵之间,圣为人主,是以圣主天皇” 。把自己喻为万物中,最灵最圣的生灵,是上承天命,下治万民的人主。受天之命,“君临九州,字养万姓” 。正是由于皇帝与天皇具有位处天神之下、万民之上的共同特征,所以在奈良时代,日本的天皇也仿照中国,公开宣称“天子”、“皇帝”,并写入了奈良时代制定的律令之中。如天平宝字二年月,孝谦天皇让位淳仁皇太子时,朝臣藤原仲麻吕等曾上表称孝谦天皇为“宝字称德皇帝” 。同月九日,淳仁天皇宣救。追赠圣武天皇为“胜宝感神圣武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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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天皇权威的最高峰

中国自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政体以后,皇帝就成为最高君主的称号。在这种制度下,国家范围内的土地和人民都归皇帝一家所有,一切权力都属于皇帝。唐朝封建中央集权的核心是皇帝,它拥有统治国家的一切大权最高的立法权最高的人事权对官吏的监察权。唐朝的一切制度,都是围绕着维护皇权和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统治集团而制定的。大化改新以后的历届日本政府,在吸收唐朝统治经验的过程中,必然对加强皇权发生兴趣。事实证明,日本的天皇正是模仿皇帝的权利而日渐加强和巩固自己地位的。

关于日本的天皇,尽管日本史籍中一再宣扬“万世一系”、“八宇一纺”,是世代统治日本的最高权威,但事实上,在日本历史中,天皇的权威并不是一直是至尊至圣的。众所周知,在大化改新以前,其权力是受到限制的。世袭氏族豪族,一直左右着王权。豪族不满大王,随时可以废除,甚至可以杀害。 592年,苏我马子杀死崇峻大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圣德太子就是力图振兴王权而推行“推古朝改革”的。他所实行的“冠位制”,企图以控制冠位大权来达到抑制骄横的世袭贵族。他所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其用意也在于用儒家的君、臣、父、子的严格等级制度来确立王室的绝对权威。天皇仿照中国皇帝宣称“天子”、“天皇”的称呼,在国际关系中反映了与隋的对等,在国内则表示了皇权的崇高。然而圣德太子振兴王权的愿望并未能够实现。世袭氏族豪族苏我氏,依然控制着王室。圣德太子改革失败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打破豪族势力的经济基础以及控制军事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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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年的大化改新,吸取了圣德太子失败的教训,一开始就从政治、经济改革入手。大化改新诏书的思想内容中,两项是政治方面的,两项是经济方面的,核心是废除世袭氏族贵族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实力,确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天智天皇率先学习唐的统治制度,结合日本国情制定了《近江令》,力图用法律来保证天皇的权威。直至迁都奈良以后,随着维护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的完备,天皇的权威也达到了日本历史上的最高峰。自平安中叶以后,皇权便又渐趋衰落了,在藤原氏外戚控制下,天皇成为政治傀儡。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古代日本的天皇,真正显示自己权威的时代,也就是说握有国家一切大权的时代,是在大化以后至平安前期期间,而奈良时代即是其顶峰。圣武天皇所说的“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下之势者朕也”的话,就反映了奈良时代天皇对自己权威的夸耀和拥有的实力,充满着号令全国的自傲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