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世纪之问，百年前留法勤工俭学前辈已经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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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松平信纲】

1919年3月17日，一艘名为“因幡丸”号的日本轮船从上海起航，前往法国马赛，拉开了留法勤工俭学浪潮的序幕。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有接近1900名学生踏上了这条陌生的旅程。他们怀着在法国学习的信念，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展开了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一、铁板与面包汤

勤工俭学，顾名思义，需要学生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但是，留法学生大多数是单纯的学生，缺乏技术（虽然有学生在国内是技术学校出身，但属于极少数）；加之学生们大多数家庭条件并不优越，在远隔重洋的情况下也很难得到家庭的照顾（各省选派的公费学生除外）。于是，在法国如何生存就成了学生们的第一要务。学生们的工作，大多通过“华法教育会”派员到各工厂进行中介，之后按照学生的经济情况进行分配。

根据1920年9月的统计，在当时1200名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677人在57家法国企业工作，可以说几乎所有需要工作维持生计的学生，都获得了赖以生存的机会。他们的工资水平也都能维持正常的开销（虽然生活很拮据），根据蔡和森的回忆，当时在法国“每人每月只费得六块多钱（大洋，当时相当于120法郎）” ，这与一个刚进入工厂的学徒工月工资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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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环球学生会欢送勤工俭学生

大多数学生在法国和当时的外国移民一样，担任的是学徒工和粗工之类不需要技术和语言水平的工作。施耐德工厂接纳了80名中国学生担任锉工学徒，他们的第一个月里，每个人都在和一块铁板打交道，按照师傅的要求将其先后锉成正方形、六边形、圆形和八角形，以此练习基本技能。到了第二个月，才开始学习制作一些简单的铁制品，如“角尺、扭钳、水平尺之类，每件要做一个星期以上” 。因为法国战后百废待兴，加之有部分与中国关系较好的法方人士多方协助（比如施耐德工厂的驻华代表Veroudart），所以中国勤工俭学生在法国的待遇相对较好。但是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法郎贬值带来的物价上涨加之外来劳工的大规模引入，使得留法学生的处境日渐艰难。

身在异国，饮食也成了问题。根据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在法国可以吃到大米和茄子、辣椒之类的蔬菜，所以做工的学生往往自己动手做饭，节省时间的同时还可以照顾到口味。寄宿学校的学生则吃不惯校方统一的西式早餐——面包和红酒、牛奶之类。蒙达尔纪公学（这所学校为中国学生开设了专门的班级，所以很受中国学生欢迎）的中国学生们会把面包掏空，宁可吃不饱也只吃柔软的面包芯；不喜欢喝红酒，也不喝冷水。校方几经劝说，但是中国学生依旧吃不惯，无奈之下，校长夫人把面包的外壳切碎炖汤，分给中国学生喝， “每人可食两盆汤，然后皆大欢喜” 。

二、31篇论文与6本书

留法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法语不过关，加之勤工俭学遇到的种种困难，使得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真正在法国完成了学业并获得了学位。袁同礼的统计显示， 1912-1925年在法国完成论文答辩毕业的中国学生只有31个人，更多的学生进入了初中、高中和职业技术学院。这个在当代人看来非常滑稽的事实，在当时却是可以理解的——毕竟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才初露端倪，在国内能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之后留洋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机遇，至于学校的级别倒在其次。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并不是抱着获得学位的目的而来的，而是将留法本身当作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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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勤工俭学生在蒙塔尔纪女校留影（左一蔡畅，左七向警予）

勤工俭学生的工作压力很大，所以学习往往只能安排在工余时间里。曾经参观过学生工作工厂的徐特立在一篇报道中写到工厂中的学生利用休息时间学习的状况：“彼（学生）等桌上有法文书、日文书、中文书，固彼等有曾留学日本，或中学及甲种工业学校毕业者，故种种学问皆有人研究” 。在钢铁厂做工的勤工俭学生王若飞在日记中表示“每日做工八点钟，读书五点钟……一天读五点钟的书，已经是很多很多的了” 。

勤工俭学的学生们获得书的途径，一是自己购买，二是从国内订购。贺培真就曾经花去30法郎购买一本《铜铁冷作业实用工艺》，相当于两天的工资。他还和湖南的同学们一起交流读书心得，其中包括很多有关社会和政治的书籍，比如《共产主义者通讯》之类。另外同学之间还会互相传阅书籍，在他1920年8月18日的日记里，李富春（后来的东北军区副政委）等三位同学借走了6本书，其中包括英语书和代数、几何相关的书籍。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了“文化书社” ，很多湖南籍同学便从他这里订购书籍。毛泽东还曾主动寄给同学们价值上百元的书籍，供同学认购——在巴黎，中文书籍是很难找到的。

三、星星之火从西方燎原

勤工俭学生们第一次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是和1920年以后生存条件的日益恶化分不开的。军队复员和海外劳工涌入导致的劳动力供大于求， “法国工人尚有许多无位置，何况外国工人？” 加之1920年底的物价比上一年上涨了40% ，面包价格更是从1920年夏的每公斤0.5法郎涨到了1921年春的每公斤2.25法郎。

真正给了学生们致命打击的，是后援组织“华法教育会”的失败。由于没有能力为大量涌入的中国学生提供工作和最低生活保障，华法教育会饱受诟病。 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一切经济上之责任” 。必须承认，华法教育会作为一个没有拨款、全靠筹款甚至挪借的机构，做到了它能做到的一切；但是蔡元培等高层在留法学生最困难的时刻下决心将学生置之不理，最终导致了衣食无着的学生们组织起来，发动了留法学生的第一次斗争——“使领两馆，三日内接到警告共七十余通，署名的达一千五百余人。 ”

当时以新民学社会员蔡和森等人为核心的部分学生认为勤工俭学已宣告失败，而李立三、徐特立等人则不支持这种观点，学生分为两派。前者以学校名自称“蒙达尼（即蒙达尔纪公学）勤工俭学同人” ，被今天的学术界称为“蒙达尼派” 。 2月8日， 400多名蒙达尼派学生到巴黎的驻法使馆进行示威，被法国警察武力驱散。

1921年夏，中法实业银行因为虚报盈余、哄抬股价导致停业，而法国政坛也因此掀起了极大的风波（中法实业银行和竞争者东方汇理银行均由法国政坛的重要人物操控），法国史学家更是将其称之为“一件新的巴拿马丑闻”（指1879-1892年巴拿马运河公司利用类似手段欺骗投资者的事件）。为了转嫁中法实业银行的危机，银行家斐纳里（Finaly）提议，由北洋政府经由中法实业银行在法国发行1.3亿法郎国库券（邓小平等人当时的传单声称是3亿法郎，可能是与当时的另一个提议混淆）；作为融资回报，北洋政府需要承担国库券三年期限内中法实业银行可能的亏损，并将多种税收作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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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邓小平与叔父邓绍圣在法国合影

对北洋政府出卖主权借款的不满和对法国银行界以中国为壑的不满，使得留法学生发动了第二次运动——抵制“中法实业大借款” 。这一次学生们和在法国的华文媒体共同发声，召开会议，迫使驻法大使陈箓宣称让步。虽然最后这一借款的失败是由于法国政府担忧北洋政府的信用，但是在斗争的过程中，学生们团结了起来，有了自己的组织。

第一次运动实际上失败了；第二次运动看似成功（国内的部分史学家也认为是成功的），但成功与学生们的关系并不算大。在这样的反复碰壁之下，提倡“实行理想的社会生活——工读主义”的初衷在逐渐消失，而“做革命事业”的想法则在学生当中逐渐兴起，加之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萧瑜等人的宣传，使得共产主义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 1922年6月22日，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

“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 ，第一代的留学生们带回来的，是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这一代的留学生们带回来的，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世纪之问的历史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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