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以前 ， 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 ， 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 ， 大多数是现银 。 那时的经济学者 ， 不分中外 ， 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害的 。 各国都在那里 想法子增加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 。 在中国的外商 ， 经过多年的试验 ， 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 。 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 ， 统制运销 。 乾隆初年 ， 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 ， 每箱约百斤 。 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 ， 但是没有效果 ， 到了嘉庆初年 ， 输入竟加了十倍 ， 每年约四千箱 。 嘉庆下令禁止入口 ， 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 ， 销路还是继续增加 。

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心的 ， 对于禁烟是最有决心的 。 即位之初 ， 他就严申禁令 ， 可是在他的时代 ， 鸦片的输入增加最快 。 道光元年（1821年）输入尚只五千箱 ， 道光十五年（1835年）就加到了三万箱 ， 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 。 中国的银子漏出 ， 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 ， 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 。 广东有一帮绅士觉得禁烟绝不能实行 ， 因为“法令者 ， 胥役之所借以为利也 ， 立法愈峻 ， 则索贿愈多” 。 他 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 ， 一面提倡种植 ， 拿国货来抵外货 ， 久而久之 ， 外商无利可图 ， 就不运鸦片进口了 。 道光十四五年时 ， 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 ， 但是 ， 除许乃济一人外 ， 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 公开提倡这个办法 。 道光十八年（1838 年） ， 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 ， 大声疾呼主张严禁 。 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 ， 他说没有人吸 ， 就没有人卖 ， 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

请皇上严降谕旨 ， 自今年某月某日起 ， 至明年某月某日止 ， 准 给一年限戒烟 。 倘若一年以后 ， 仍然吸食 ， 是不奉法之乱民 ， 置之重 刑无不平允 。 查旧例 ， 吸食鸦片者仅枷杖 ， 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 一百 ， 徒三年 ， 然皆系活罪 。 断瘾之苦 ， 甚于枷杖与徒杖 ， 故甘犯明刑 ， 不肯断绝 。 若罪以死论 ， 是临刑之惨更苦于断瘾 ， 臣知其情愿绝瘾而 死于家 ， 不愿受刑而死于市 。 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 ， 诚恐立法稍严互 相告讦 ， 必至波及无辜 。 然吸食鸦片是否有瘾无瘾 ， 到官熬审 ， 立刻 可辨：如非吸食之人 ， 无大深仇 ， 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者 ， 究亦无从掩饰 。 故虽用刑 ， 并无流弊 。

这封奏折上了以后 ， 道光令各省的督抚讨论 。 他们虽不彰明地反对黄爵滋 ， 总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 。 他们说吸食者只害自己 ， 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 ， 所以贩卖之罪 ， 重于吸食之罪 。 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 ， 大贩子都在那里 ， 要禁烟应从广州下手 。 唯独两湖总督林则徐完 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 ， 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 。 道光决定吸食与贩卖都 要严加禁止 ， 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 ， 驰赴广州查办禁烟 。 林文忠公 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办事最认真的大员 ， 士大夫尤其信任他 ， 他的自信力也不小 。 他虽然以前没有办过“夷务” ， 但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 ， 于外夷一切伎俩 ， 早皆深悉其详 。 ”

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 。 在他们的私函中 ， 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 ， 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 ， 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 ， 唱高调 。 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我国士大夫阶级的大毛病之一 。 其实禁 烟是个极复杂、极困难的问题 。 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 ， 禁烟已极其困难 ， 何况在道光年间英国人绝不愿意我们实行禁烟呢？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 ， 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 。 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 ， 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 ， 倘若我们因鸦片问题给予英国任何借口 ， 英国绝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 。

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 ， 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 ， 两方面都有理由 。 关于鸦片问题 ， 我方力图禁绝 ， 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 。 关于通商问题 ， 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 ， 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 。 就世界大势论 ， 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

本文摘自《中国近代史常识》 ， 斯坦威图书/台海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