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种特殊的工作餐：“瓜菜代”

专列上的正餐：炒青菜、西红柿炒鸡蛋、砂锅豆腐

据统计，从1951年到1994年，因到全国各地出公差，邓小平共乘过专列78次，乘车796天，视察了24个省、市、自治区。这些数字表明，累计起来，相当于在这43年中有2年多的时间邓小平是在专列上度过的。如此说来，邓小平因工作需要在火车上待的时间挺长的，需要在火车上用工作餐的时候也挺多的。那么，他的工作餐中都有些什么样的菜呢？

事实上，邓小平的火车工作餐给当年的列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据时任专列列车长的齐文明回忆说：工作餐都是一些家常便饭，吃得特别简单，没有特殊的要求。经常是炒青菜、西红柿炒鸡蛋、砂锅豆腐等等这样的下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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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吃剩下的菜，邓小平还叮嘱工作人员不要倒掉，下顿热热再吃。一次，邓小平行程比较紧，工作安排特别密集，专列上的餐车乘务员想为首长补充点营养，便准备了一小桶鲍鱼，想给邓小平做。邓小平知道后，明确表示鲍鱼太名贵了，不准做。专列上的工作早餐：油条+豆浆

专家常说，早餐一定要吃好。邓小平在火车上的早餐，常吃的是什么？就是吃油条、喝豆浆。关于邓小平在火车上吃油条，列车长齐文明还分享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餐车厨师在制作油条时把盐放多了。如果重新做，时间紧张，又怕会造成浪费。于是厨师急中生智，将不放盐的面同盐多的面混在一起，扔到了油锅里。结果炸出来的油条，颜色和味道就不太均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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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邓小平吃到这份油条时很开心。他还风趣地说：“我们今天吃了一顿鸳鸯油条。 ”对于厨师这种节约的做法，邓小平特别赞许。 “鸳鸯火锅”这种红白相间的四川火锅已火遍全国，把咸淡混杂的油条叫做“鸳鸯油条” ，也是邓小平的一种新发明了。曾经吃过的一种特殊工作餐：“瓜菜代”

1961年4月，正是“大跃进”之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积极响应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赴北京顺义开展调查。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大中和顺义县委第一书记李瑜铭回忆说：“邓小平在顺义时和普通干部一样，顿顿吃的都是‘瓜菜代’ 。河里打上来的水草，煮一煮也摆上了总书记的饭桌。 ”

“瓜菜代” ，这个特定历史名词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很多人都不清楚它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其实，它就是当年为了应对粮食极度短缺的情况，以产量高的红薯、萝卜等食物代替粮食做主食，有的地方也根据本地情况用当地其他可食用植物当主食，而出现的一种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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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严格说来，邓小平的工作餐里“河里打上来的水草” ，就是些可以食用的水生野菜，也是“瓜菜代”的一种。现在中国人的日子好过了，常常提倡多吃粗粮素菜，合理膳食。然而，当时正是困难时期。由于缺少肉类和主食，常吃“瓜菜代” ，人们往往会营养不良，身体浮肿、腹痛腹胀等。

在那个非常时期，邓小平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人一样，与群众一起同甘共苦，拼命工作。邓小平说：“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儿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 ”党和人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最终赢得了经济的好转和百姓生活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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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老家的工作餐：“四菜一汤”——四川豆花+红烧雪魔芋+凉拌红椒嫩姜+峨眉泡菜+苦笋酸菜汤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常到各地调研考察。 1980年7月，他赴四川视察时经过峨眉山。峨眉山是著名景区，他指出“要搞好规划，合理开发，综合开发” ，这个方向性的指示对该地旅游事业的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特色饮食是优质旅游资源。邓小平在这里有没有吃些有当地特色的好东西呢？

笔者在探寻这段历史往事时，采访到了当时负责邓小平伙食的厨师翟文斌。据他回忆说，当时通知只做四菜一汤，多了不行，不能铺张。擅长做川菜的翟文斌用心做了四川豆花、红烧雪魔芋、凉拌红椒嫩姜、峨眉泡菜和苦笋酸菜汤。他相信，这四道正宗的川菜，老乡邓小平一定会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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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菜谱来看，这些菜品还真具有浓郁的当地特色。不过，仔细一看，全是四川人民饭桌上随处可见的家常菜，食材普通，做法简单：四川风味的豆花、泡菜、酸菜，不用说了；雪魔芋，就是冷冻发泡成海绵状的魔芋；嫩姜，只是稍有别于北方人常用作料老姜，俗称姜芽，凉拌即为佐餐小菜；苦笋，也是南方常见的竹笋中的一种。这些菜品，全是素的，不过的确很正宗。

翟文斌回忆说，做完四菜一汤后，他有点担心菜量不够，于是还准备了一个简单的烩菜。不过，这多出的一道菜并没有端到饭桌上，因为被邓小平身边的后勤人员善意地阻止了。到了饭点，在一桌简朴而富有地方特色的便餐前，邓小平举起筷子，欣然说道：“四菜一汤好！什么也不再要了。 ”他吃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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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工作餐没有什么“珍馐美馔” ，都是一些非常朴实的家常菜而已。邓小平不仅在工作餐上强调简单朴实，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他也从不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搞“特殊化” 。

他始终强调：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不能当“官老爷” 。他常常说：“艰苦奋斗还是要讲，一点不能疏忽，要勤俭办一切事情，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党史纵览》2018年第一期王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