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在战争后,叶名琛与“修约”谈判是什么样的?

导语:在鸦片在战争后 , 叶名琛与“修约”谈判是什么样的?

当英国人在广州入城问题上再三受到挫折的消息传回英国后 , 英国的资本家在国会上叫嚷 。 1853年2月 , 叶名琛正式受命为两广总督兼管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 。 咸丰皇帝对西方列强的修约要求坚决不同意 , 在这一原则问题上坚持强硬的态度 。 但实际上 , 咸丰帝又担心坚拒的结果会引发中外冲突 , 于是仅要求叶名琛通过折冲樽俎来解决这一外交死结 , 这就注定了叶名琛的悲剧命运 。 1854年 , 英、法、美等国根据中美、中法条约中的届满12年后修约的规定 , 分别到上海提出修约的要求 。 根据清政府的外交体制 , 只有两广总督才有处理中外交涉的权力 , 因此两江总督怡良和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等再三劝导外国公使 , 令其回广州听候叶名琛查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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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在接待外国公使的礼仪方面 , 也“仍当恪守旧章 。 ”1854年4月25日 , 包令照会叶名琛要求会晤 。 包令与叶名琛交涉的重点一是进入广州问题;二是两国间官吏的个人来往问题 。 包令要求能进入广州城与叶名琛会晤 。 包令指责清廷不尊重条约 , 叶名琛发出复照 , 对“修约”一事未置一词 , 将注意力放在“入城”一事 。 5月 , 包令再次照会叶名琛 , 对其未对“修约”一事作出答复表示不满 , 并要求会晤地点为城内总督署 。 为了实现此次会晤 , 包令还派出翻译官麦都思去广州交涉 , 最终失败 。 叶名琛对英方的答复是“有俟届期再议” 。 叶名琛对“修约”之事并不重视 , 且表现出对条约内容极为生疏 , 不过他也提出对其对策进行“开导” , 即用言论笔墨来挫败此议 , 又可见其轻率自信 。


在鸦片在战争后,叶名琛与“修约”谈判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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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四年八月初七 , 英国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三国使节在香港举行会议 , 决定联合行动 , 照会叶各琛 , 要求“修约” 。 包令指定广州城内总督署或香港其官邸为谈判地点 , 叶名琛见其有首先实现入城之用意 , 反建议谈判地点为城外海珠炮台或珠江上的英国军舰 , 并上奏咸丰帝 。 9月 , 三国公使再赴上海 。 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看出三国对“修约”一事不会善罢甘休 , 上奏提议 , 意即削弱叶名琛的外交权 , 结果受到咸丰帝的痛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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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10月 , 英、法、美三国代表抵达天津海口 , 指责叶名琛不予以接待 , 如若天津长官再不予以接待 , 即自通州赴京 , 包令提出了一个有十八个项目的新条约 。 在此之前4也25日包令致叶名琛的照会中所强调的“最重要的不满问题”一是进城 , 二是两国官员往来 , 并明确提出“只能有一种方式的接待 , 即在广州城内 , 和在你的官邸内 。 ”1854年英国的“修约”活动 , 一开始就与“入城”要求纠缠在一起 , 包令规定了谈判的地点 , 使之与叶名琛的直接谈判化为泡影 。 叶名琛始终没有收到英国等国的具体修约要求 , 不清楚对方条件 , 反而是多次感受到英方要求入城的压力 , 这使他在内心中对“入城”与“修约”两事中 , 更为看重前者 。


在鸦片在战争后,叶名琛与“修约”谈判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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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使节两度北上 , 频频指责叶名琛 , 增加了他与西方对抗的信心 。 三国“修约”失败后并无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 使得叶名琛觉得三国的能量也不过如此 。 其实 , 英法当时未动手 , 主要原因是两国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 , 无力东顾;美国此时见太平天国起义正处于势盛 , 估计清朝会很快垮台 , 故主张再观望一阵 。 由于清政府的总体条件和西方列强的要求相去甚远 , 双方在广州没有进行谈判 。 1856年 , 伯驾继任美国公使 , 并且在取得英、法支持的情况下 , 再次提出修约的要求 。 1月 , 伯驾派人递照会给江苏巡抚吉尔抗阿 , 称两广总督“绝之太甚” , 请求清廷派员与其谈判修约事宜 。 对于此 , 清帝令两江总督设法劝伯驾回广州与叶名琛商办 。 与此同时 , 英国公使包令、法国代办顾也照会叶名琛表示其即北上 , 英、法的照会只是强调其权力 。


在鸦片在战争后,叶名琛与“修约”谈判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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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美、英、法三国再次修约 , 是西方列强侵华的重要步骤 。 此时 , 叶名琛的对外交涉 , 可以概括为“谨遵圣训 , 恪守成约”八个字 。 事实上 , 在这一阶段 , 叶名琛与西方列强的直接交涉并不多 , 但每次叶名琛均以“坚守成约”为宗旨对外国公使提出的要求进行辩驳 , 同时在交涉中还十分重视外交礼仪 , 以便“不逾旧制” 。 外国公使每欲入内城到衙门与之商办外交事务 , 叶名琛均因其与旧制不符而不允 , 而是准备在外城“或在省河 , 或在虎门”接见外国公使 , 因而外国公使总觉得“绝之过甚” 。


在鸦片在战争后,叶名琛与“修约”谈判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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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这正是清政府的总体的外交策略的一部分 , 叶名琛的每一行为都是“谨尊圣训“ , 因而也得到了清帝的信任和赞赏 。 但是 , 由于外国公使不愿在广州谈判 , 而是试图北上压服清政府从而直接获得其所要的利益 , 因而 , 叶名琛的外交策略在这一时期也没有在广州和西方的外交模式产生正面的交锋 。 条约修订须得双方的同意 , 且只能做局部的细节的修改 。 叶名琛后来也凭此与各国使节拒理力争 。 但是叶名琛并不知道 , 在当时的世界中 , 国际政治通行的原则是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