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藏古董：故宫文物未被日军大规模劫掠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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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的故宫文物，分为南迁和存留两个部分。

1933年初，日军攻占热河，平津震动。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等四家机构决定将部分文物南迁，前后分五批起运。先暂存于上海租界，后于1936年底存入南京朝天宫库房，也就是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这批南迁文物共计19557箱，其中故宫博物院13491箱，颐和园640箱，古物陈列所5415箱，国子监11箱。

南迁文物虽属精选，但也只是故宫所藏历代皇室文物的一小部分，留在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仍至少超过了100万件（套），珍品不可胜数——当时未有完整统计；2010年的详细点查数据是，故宫馆藏文物为180558件（套）；摒除后世增入与战后回流的部分，认为1933年文物南迁后，仍有超过100万件（套）文件留存在北平故宫，其实是一种比较保守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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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南迁部分的命运，比较波折。自1937年8月开始，这部分刚刚安定下来的文物，再度踏上西迁之路——据韩启桐1943年的统计，共计运出16627箱， 2953箱被迫留在了南京。

第一批西迁故宫文物，沿长江水路，经汉口、长沙运至贵州安顺，后又转移至四川巴县；第二批走水陆两路，经汉口、宜昌，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抵达重庆，后为避日军轰炸，又转运至乐山，期间发生过箱体落水事件。第三批走陆路，由火车运往徐州，入陕西后，沿秦岭山道用卡车运入汉中，为避日军轰炸，后又转移至成都，最后存放于峨眉上的庙中。

颠簸、翻车、落水、泡雨、误炸、仓库坍塌、潮湿霉变、白蚁侵害等，对西迁故宫文物造成了许多损失。抗战胜利后，文物东归，途中尚且“严重损失文物达120余箱” ，战乱中的仓促西迁，损失自然更大。比如， 1938年2月四川禁烟局仓库坍塌，曾压损文物七箱；6月，陆路押运的士兵不慎引爆手榴弹，炸毁文物四箱；1939年，往乐山转移时多只文物箱落水，多艘船只触礁导致船舱进水波及文物……也就是说，坊间流传已久的“西迁文物几乎没有损失”、“没有丢失过一只文物箱子”的说法，与常识不符，也与史实不符。可惜的是，这些损失，战后并未留下详细的统计资料。

滞留在北平和南京的故宫文物，是留有详细损失统计的。

下面这张《被劫文物清单》，由故宫博物院统计， 1948年9月呈递给盟军总部，再由盟军总部转令日本政府，对损失文物彻查寻找。

清单中的66只大铜缸，是北平故宫博物院的被劫文物。自白地青花大盘至玻璃罩（先往下，再往右），是故宫南京分院遗失的文物，其余属于古物陈列所寄存在南京分院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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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沦陷期间，日军对故宫博物院较严重的侵扰、劫掠有两次。

第一次是1938年6月，敌伪宪警两度闯入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搬走、撕毁大批图书杂志。

据统计，日伪共计抢走图书书216种，计314册；杂志305种，计655册。主要劫夺销毁对像，是含有反日、爱国、马克思主义、揭露日本殖民、伪满真相等内容的出版物，如《抗日救国须知》、《日本在满洲权力及地位》、《中国丧地史》、《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驭议》、《日本侵略中国年表》等。

第二次是1944年，日伪强制故宫“献纳铜品” ，用来铸造枪炮子弹。

北平城里的“铜品献纳运动”始于1943年，日军很快注意到了“意宫内铜缸及历史博物馆铜炮等件” ， “借游览之名来宫中调查铜器者不乏其人” 。进入1944年，客观形势已很难抵制日军对故宫铜缸铜炮的征用，为避免日军直接侵入造成更大损失，故宫将辖区内的两百多口铜缸造册，筛选出其中没有款识、不能断明年代者54件，连带2尊铜炮，交给了日伪。大略同期，日军还曾直接自故宫劫夺铜灯亭91座、铜炮1尊。及至日本投降，后者在天津被发现，但已经残破、缺损，前者则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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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日军劫掠故宫铜缸一隅

滞留在南京是2900多箱南迁文物，藏于朝天宫地库，损失也“幸不甚大”（马衡语）。

1938年6月，日军打开地库，对文物进行了开箱清点，并搬出保存至日军兵站。汪伪政权成立后，这部分文物，成了装点“中日亲善”的工具，被移交给了汪伪政府。抗战胜利后，由国民政府重新接收。

由日军、汪伪控制期间，这部分故宫文物出现了损失，具体统计见前面的图表——1件镯子、1只钟、1件棉被、33件衣料…… ，这种情况，多半是个人性质的顺手牵羊所致。

日军之所以没有大规模抢掠故宫文物，是多种原因下的产物。总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几条：

（1）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在伦敦和莫斯科举办了故宫文物展，伦敦的展出，规模与规格都很高，极大提升了故宫文物的国际知名度。侵占故宫文物，对日军而言是有国际舆论压力的。

（2）日军既然要在沦陷区扶植傀儡政权（包括顾及伪满溥仪的脸面），自然不便直接掠夺故宫文物。所以，对北平故宫博物院，日军最核心的诉求，不是夺取文物，而是扶植一个亲日的院长（事实上并未做到，由日伪任命的院长祝书元，立场仍倾向于维护故宫文物的安全）；对存留南京的故宫文物，也选择交由汪伪政权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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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故宫是重要的政治场域，图为1941年伪“国民政府还都大会”在太和殿举行

（3）故宫留守人员努力清点造册，使文物有详细编目、登记在册，增大了日军掠夺文物的难度。如1942年底，故宫文物点收工作重启，至1943年结束，清点造册文物20余万件。虽属螳臂当车，留守人员对日军掠夺的抵制，也不应忽略，如1938年10月有汉奸组织自故宫取走蒙古地图两件，交予日军多田部队，后经故宫工作人员再三追讨索回；对日军的献铜要求，故宫也是能拖则托。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还在于占有故宫文物，对日军而言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好处，既无助于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也无助于所谓的“中日亲善” ，只会造成政治麻烦、外交麻烦。反之，对那些有直接用处的铜缸、铜灯亭，仍然还是会直接去抢。

所以，故宫的文物损失，完全不足以代表抗战期间中国的文物受损情形。

下表是“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6年所编写的“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 。该调查当年采取了从严筛选标准（比如要求在提交文物损失时提供文物照片等依据），损失估价来自“文物专家及业书肆及古玩者” ，依据的是“战前标准” ，较之失主自己所承保的价格也是“削减甚多” 。

故而，这是一份比较保守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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