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鬼子为什么要把邓小平照片印发到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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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8年，是邓小平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其间， 1938年1月，邓小平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0年4月，任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他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抗战的岁月中，邓小平以太行山为基地，指挥根据地军民，积极主动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粉碎日伪军一次次的残酷“扫荡” 。他还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干、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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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行山古称“天下之脊” ，纵贯晋冀豫三省。山高势险，西缓东陡，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的率领下奉命进驻太行。

1938年1月,邓小平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他和师长刘伯承一起率部深入日本占领区的后方。以毛泽东山地游击战思想为指导，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向平原发展。他们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这是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

1．坚持以敌后游击战为主的原则。邓小平到任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继续布置一二九师战略展开和组建游击队。 1938年2月初，邓小平在辽县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太原失守以来一二九师的工作，进一步布置开辟根据地和继续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据统计，从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后，到1938年4月粉碎敌九路围攻为止，一二九师有步骤地分遣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邓小平认为，根据地武装斗争的原则，就是党中央提出的“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他指出，由于采取以游击战为主的原则，因此，我军必须由正规军的武装形式，变为包括游击队、自卫队等在内的多种武装形式。这些武装形式缺一不可，只有他们的密切配合才能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机动灵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是抗战中邓小平一贯的军事思想。

2．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敌进我进”的方针。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邓小平、刘伯承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敌进我进”的方针，为党的抗日游击战争策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我军采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但当日寇摸清了我之“敌进我退”的规律后，我军在一些战斗中就吃了亏。针对这种情况，刘伯承、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了“敌进我进”的策略。即当敌人主力来扫荡时，我也派主力打击敌人的后方和交通线。

邓小平对这一方针给予了认真总结、系统阐发和全面推广。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从1942年开始，晋冀鲁豫边区派出上千支小部队、武工队和众多的干部到敌占区，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公开或隐蔽的斗争，建立隐蔽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开展锄奸反特斗争，加强政治攻势和瓦解伪军工作，领导群众进行反掠夺、反劳役、反抓丁斗争，争取和控制了一些日伪据点，许多村镇建立了隐蔽的抗日政权。

3．实施革命的两面派策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针对日寇的“总力战” ，邓小平提出“以政治斗争为主，以武装斗争为骨干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政治斗争的形式之一就是实施“革命的两面派”谋略。邓小平认为“革命的两面派”政策就是深入敌人内部的进攻政策，它的实施就是“打入”的工作：打入到敌占区群众中去，打入到敌占城市中去，打入到伪军伪组织中去，打入到黑团、帮会、土匪中去，而以伪军为当时打入的主要目标。这是抗日战争中瓦解敌伪，化敌为友的挖心战术，可以收到战场上无法收到的效果。推行革命的两面派政策，打入敌人内部，在敌后发展势力。在抗战的对敌斗争中，对瓦解敌人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邓小平对根据地的各项建设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对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也做出了卓越贡献。

1．党的建设是一切工作的核心。邓小平十分重视根据地党的组织建设。 1938年初，邓小平刚调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之后，立即和中共冀豫晋省委书记李雪峰一起研究发展党组织问题。在邓小平的帮助下，冀豫晋省委首先健全了省委机关，使之成为精干高效的办事机构。接着，邓小平又立刻指导组建了中共晋冀边特委、冀豫边特委、晋东南特委、晋豫边特委和太岳等地的党组织，极大地增强了党的领导，使冀豫晋地区党员人数大大增加。

2．政权是根据地得以形成的四种力量之一。邓小平十分重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认为政权建设对于有效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权是一个革命根据地得以形成的四种力量（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之一， “敌后方的政权问题，是一个敌我的严重斗争” ，它“关系于能否坚持敌后抗战，关系于能否削弱敌力与增强自己，关系于民心之维系、抗战之胜利与民族之复兴”等大局。 1941年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辽县召开，会谈根据中共北方分局和邓小平的指示，决定将鲁西33县（即晋鲁豫区）划入本区，会议因此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并制定了政府施政纲领和一系列条令法令。会议选出临时参议会正副议长和15名委员。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正式宣告成立。统一的边区政府的建立，对战胜困难，持久抗战起了巨大作用。

三、邓小平在领导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总是把经济工作看作是政治、军事胜利的保证。同时，他还认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必须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做好精细的组织工作，才能实现发展生产的目的。

1．大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处理土地问题、发动农民抗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的基本政策，也是当时扭转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坚持敌后抗战的基本措施。由于战争等原因，晋冀鲁豫边区，包括腹心区太行区的减租减息一直没有真正开展起来。为切实贯彻减租减息政策，邓小平不仅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经常深入太行分局和北方局直属的太行区抓这项工作，而且还冲破敌人的道道封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先后远赴太岳区和冀鲁豫区检查指导那里的减租减息运动。

经过邓小平和边区各级党、政、群团组织的正确指导和全力推动，晋冀鲁豫根据地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从1942年下半年起，先后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经过一年多的运动，调动了各个阶级、阶层的生产积极性，为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各项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厉行精兵简政。 1941年以后，由于战争日益残酷，根据地面积缩小，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精兵简政对于太行革命根据地能否巩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至关重要。

邓小平对认真执行精兵简政政策做了细致的规定：调整整编紧缩机关，减少人员马匹，充实战斗连队，并规定精简的比例；加强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各部队在缩编时，只保持一定数量的老干部作骨干，尽量留用缺乏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新干部，让他们在工作中得到锻炼。邓小平还派人分赴各军分区，具体指导精简工作。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共进行了三次大的精简工作，顺利完成了精简任务。

3．大生产运动。由于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和严密封锁， 1941年、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抗日军民的处境非常困难。 1942年至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许多地区又遭到百年罕见的旱、蝗、水灾。根据地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中共中央号召根据地人民广泛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邓小平领导下，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晋冀鲁豫军民，迅即展开大生产运动。

1944年，太行军区共开垦荒地12万余亩，太岳军区开荒5.8万余亩。太行军区生产的杂粮、山药蛋、蔬菜和手工业、商业的收入，共折合米970.92万斤。部队的办公费、杂支费等各项费用，已全部从生产收入中解决。此外，还建立了油坊、粉坊和豆腐坊，并制造子弹，甚至还试制成功了迫击炮。除了供给自身需要外，还支援延安“太阳造”步枪、子弹、棉衣等军需物资。晋冀鲁豫边区战胜了自然灾害，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了经济准备。

在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中，邓小平、刘伯承领导下的一二九师进行了数千次大大小小的殊死战斗，在华北战场牵制了几十万日军和大量伪军，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战场的抗战。到抗战胜利前夕，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正规部队发展到30余万人， “刘邓大军”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四、扫荡与反扫荡，鬼子特别挺进队印发照片抓取主要领导人。

1942年5月，日军第一军在华北发动大规模扫荡，称为“晋冀豫边区作战” ，目的在于彻底消灭在山西东南部的八路军根据地。然而，此前的作战中，八路军总能巧妙地避开日军锋芒，坚壁清野，迅速将主力跳出圈外，使日军无处发力，八路军反而在扫荡中越扫越壮大。针对这种情况，日军第一军要求各部队采取更为灵活的战法，力争一举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在这种要求之下，扫荡的主力日军第三十六师团遂制定方案，以一部化装成八路军深入根据地展开特种作战。

所谓日军的“晋冀豫边区作战” ，即冈村宁次所作“C号计划” ，计划在1942年5月15日至7 月20日间，对华北八路军太行、太岳两区进行扫荡，出动兵力为两个师团主力，一个师团一部，另四个独立混成旅团。这是一次与4月的冀南扫荡、5月的冀中五一大扫荡相呼应的大规模进攻，目的在于全部占领太行根据地，消灭在此地活动的八路军主力(主要是一二九师刘伯承部) ，通过这三次扫荡将八路军赶出华北。

整个战斗，从5月15日开始，日军首先进攻太岳军区，太岳军区主力三八六旅果断跳出日军包围，使日军扑空。但日军对此早有准备，并没有穷追不舍，而是利用太岳主力转移，太行区较为孤立的机会，全军于19日掉头，四面围击以涉县、偏关(有误，偏关在晋西北)、辽县(今左权县)为中心的太行区。由于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都在这个地域，有大量非战斗人员和后方机关而警戒力量不足，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战死，部队和机关遭到了较为严重的损失。

日军的“特别挺身杀人队” ，就是在这次作战中登场的。

所谓“特别挺身杀人队” ，实际由日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特别关照第三十六师团组建，下辖两个分队，分别是来自第二二三联队的“益子挺身队”和第二二四联队的“大川挺身队” 。

这支部队由益子重雄中尉指挥，前身即益子重雄所部第三中队，经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全军着八路军军服，所部含军官4名，士兵102名，另附雨宫宪兵曹长指挥的汉奸特务工作队员18人，共计124人，携带从无线电收发报机到重机枪等各种装备，在主力发起攻击前三天，即5月21日，即潜入辽县八路军根据地开始活动。

从“益子挺身队”的编成，可以判断“大川挺身队”的人数也在150人左右，但两支部队的任务不同，益子部队的目标是八路军总部，大川挺身队的目标是一二九师师部。

《八路扮益子挺身队》一文，没有关于“大川挺身队”的作战记载，只记录了“益子挺身队”的作战，大致如下：

5月21日，从辽县出发后，向南南东(军事术语，东南偏南方向)方向前进，距县城10公里处绕过八路军警戒部队的阵地。

5月22日，发生小规模战斗，占据附近标高2 ， 100米的制高点。这时，八路军已经发现日军的攻击，正在频繁更换驻地。益子挺身队根据无线电指示，不断调整方向。午夜，袭击据称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五军寺，但一无所获，八路军指挥部踪影不见。

5月23日，在辽县东南25公里处萨拉齐山，被两千余中国军队包围，包括白刃战的激烈战斗持续终日。直到入夜，该路日军才利用夜色的掩护突围成功。

继续向东，在郭家峪发现八路军的转移部队，正是该部寻找的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分三个纵队突围，其中彭德怀和左权的第一纵队从南向北试图突围，正走向益子挺身队的方向。

5月24日，经过整天激战，日军记载当时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在此战中负伤，殿后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战死，八路军未能携带左权将军的遗体突围。中方记载日军此战炮火猛烈并有空军轰炸，而该文中进攻郭家峪的日军仅仅提及“益子挺身队”的百余人。

5月25日，该队日军继续向东，在天文村附近扫荡，造成中国方面较大损失。

这段纪录，结合中方材料和日方其他部队的作战资料，可看到其中内容有些可信，有些则不尽属实。实战中这支日军的作用与描述颇有出入。

这是因为八路军对日军拥有这样一支特种部队早有警惕，因此其奇袭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好。早在5月3日，八路军就得到情报：“日伪特务机关已将刺探到的总部和一二九师领导人的照片、履历资料汇集成册，下发‘挺身队’和特工人员。 ”情报之详细，甚至提到了前面所说日军知道“邓小平在太岳” 。这也是八路军第一次注意到这支“穿八路军军装的日军” 。刘伯承对此非常重视，要求各敌工站加紧收集相关情报，并再次电告太岳军区注意赴太岳检查指导工作的邓小平的安全。根据地内部，对敌特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其间，日本特务曾经化装到小曲“帮助土改” ，结果被当地群众识破。这一结果还直接导致此后经小曲突袭一二九师师部的“大川挺身队”提前曝光。

否则，刘伯承的总部就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