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梁同书小楷《从妹汪安人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梁同书小楷《从妹汪安人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

清梁同书小楷《从妹汪安人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作品鉴赏

梁同书工于楷、行书，到晚年犹能写蝇头小楷，其书大字结体紧严，小楷秀逸，尤为精到。与刘墉、翁方纲、王文治并称“清四大家” 。年九十余，尚为人书碑文墓志，终日无倦容，并无苍老之气。梁同书的书法从董、赵起步，博涉颜、柳、米等唐宋诸家。他主张不拘泥于前人的成法，强调在创作中自出胸臆。在《频罗庵论书》里他是这样说的：帖教人看，不叫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剑，将古人的书一一摹画，如小儿写仿本，就便形似，岂复有我。梁书以行草见长，结字端严稳妥，用笔娴静流畅、平和自然、从容洒脱，那种温文而雅的书卷气息常常扑面而来。因为父亲身居高位的关系，梁同书年轻时候的书法就已名扬海内，负书名六十年，当然与他的长寿有直接关系。时论把他和刘墉、王文治、翁方纲并称四大家。并且声名远播到琉球、朝鲜和日本。

梁同书书学思想是一个从下到上，体系化的书学理论。尤其其重己意、用软笔等观点，与当时其他书家相比，不仅具有强烈的个性，更具有可操作性。梁同书的书学思想体系中，实践最为重要。其书学思想中有关形而上的思考即是建立在其自身的实践上。其书学思想与其书法实践互为表里，是一种“知行合一”的状态。另外，对前辈书家的学习亦是其书学思想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颜、柳、米、董”诸先贤的最终目的是求“己意” 。这可以说是对当时帖学囿于董书束缚的一种解放。梁同书的书学思想体系，不仅是对清前、中期书学思想的总结、继承和反思，也是清代帖学内部最后一次体系化的集中表现。

乾嘉时期，碑渐兴、帖渐衰。在碑、帖的一兴一衰之间，帖学一脉中，钱塘梁同书久负盛名，名震宇内。梁同书作为清中期帖学的代表书家之一，终其一生实践帖学，未有受碑学之影响。这一现象在清中期书法发展的客观背景下是十分独特的。可以说，梁同书是研究清代帖学，尤其是清中期帖学问题所不容忽视的一位书家。因此对梁同书书学思想进行研究是极其必要的，亦是极为重要的。对于梁同书书学思想的研究主要基于其书法欣赏著作《频罗庵遗集》卷九之论书部分，卷十、十一、十二、十三之书法、绘画、刻帖、碑版及若干诗集题跋，以及卷十六《笔史》。其中卷九之论书部分对于梁同书书学思想的研究最为重要。梁同书的书学思想观点新颖、自出机杼。他由形而下的学书次第、临摹、择笔诸问题探讨学书的方法，进而上升至“意”的生发与追求。

作者简介

梁同书（1723年～1815年），清代书法家。字元颖，号山舟，晚年自署不翁、新吾长翁，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大学士梁诗正之子。乾隆十二年（1747）举人，十七年特赐进士，官侍讲。尝得元贯酸斋书“山舟”二大字，遂以为自号，并额其书斋，学者称为山丹先生。博学多文．善鉴别前人手迹，过眼辄判其真伪。工诗善书。富藏书，藏宋、元、明三朝珍善之本数种，唐人画轴、明人山水、人物则不下数十幅。梁同书家学渊源，自幼接触书法， 12岁时即能书写擘窠大字。初学颜真卿、柳公权，中年以后又取法米芾， 70岁以后融汇贯通，纯任自然。他习书60余年，久负盛名，所书碑刻极多。梁同书笃信佛教，经常用小楷书抄写佛经。佛教中称木瓜为“频罗” 。因他家院子里有一株，所以号频罗庵主。又因嘉庆十六年（1811）冬天，他病重得几乎死掉，痊愈后于是自号新吾长翁。传世书迹甚富，小楷书作尤多。著有《频罗庵遗集》、《频罗庵论书》、《直语补正》、《日贯斋涂说》、《笔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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