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潭:从契丹火日金印谈我与蔡美彪先生的忘年交

我与蔡美彪先生的忘年交

孙家潭

蔡美彪 , 历史学家 , 浙江杭州人 , 1928年出生 , 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 。 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 。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 , 中国史学会第二、三届理事 , 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 , 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 长期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 。 曾主持《中国通史》等五至十册的编写工作 。 著有《元代白话碑集录》 , 与罗常培合编《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 。

因为本人爱好收藏古代玺印 , 九十年代中期在一个资料中看到蔡美彪先生解读过的一方辽代“火日金”图形印(本人藏有同类实物印) , 为此我产生了不同看法 。 以下为实物印与其相关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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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火日金”符合押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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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押印内外两个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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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印面图形上方有楷体”火日” , (“火”在上“日”在下) , 鸡图形中有”金”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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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契丹文字铜符牌

符牌两侧凿刻有契丹文字 , 其中右行首字即为“火日”一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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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箭头指示字“火日”(“火”在上“日”在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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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玺印通论》契丹文官印

印文左上角一字为“火日” , 作叠篆体 , (“火”在上“日”在下) 。

以上以实物图片及资料观察 , 我认为印文中“火日”(“火”在上“日”在下)两字应该是一个标准的契丹字 , 在我收藏的契丹文符牌中也有此字(见上图) 。 另外 , 这个字也常以”叠篆”出现在契丹文官印中 , 位置在倒数第二字 , 因此有人认为这个字对读的是汉字是“之”字 。

据本人了解在赤峰巴林左旗博物馆 , 保存的辽上京出土的契丹文墓志铭中既有“火日”这个字 , 同时也有“金”字出现 , 而且“金”字是契丹文中直接借用汉字原字形使用的 。

由此 , 我推断此押印文字应该属于契丹文字印 。 随后 , 我大胆地给蔡先生写了一封信 , 阐明了个人观点 , 与蔡先生商榷 。

1999年春节过后 , 我收到了蔡先生的回复 , 蔡先生解释说:“寄来旧釋火日金押印本 , 火日两字连读 , 与契丹、女真字均极相似 , 但不尽同 。 古人称太阳为火日 , 又金鸡喻太阳 , 押作鸡形 , 内书金字 , 似难否定旧釋 , 不知有它证可资参据否?”……

看到回信后 , 觉得自己对“契丹字”的判断是有充分的依据 , 当时只是出于字形结构上的吻合 , 只知其一点 , 而不知其全面 。 其后我又查阅到“火日”与“太阳”的相关论证 。

而且于此特别指出古代契丹族有崇拜太阳的习俗 , 自古就传有”太阳契丹”之说 。 契丹族以“车马为家” , “贵日 , 每月朔日 , 东向拜日” 。 契丹人以东为尊 , 大会聚、议国事 , 皆以东向为尊 , 门屋亦朝东 , 对太阳十分尊崇 , 期望王朝蒸蒸日上 , 如日中天 , 故此被称之为“太阳契丹” 。

此实物印文字、图形与含义印证了史载 , 证实了契丹人这种信念 。 这些都说明蔡先生的旧釋是正确的 。 同时也印证了在辽代 , 汉文字与契丹字是同期使用 。

而使我深受感动的是 , 他老人家除夕日亲笔写回信 , 没有摆专家架子 , 也没有因为一个毛头小子的一知半解而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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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找到当年蔡先生写给我的三封来信(1997~2004年)

此信为“火日金”押印的回复 , 信中末尾署名:“美彪 1998年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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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1997年~2004年间找到的蔡先生三封来信 , 第一封信是关于辽代“火日金”印的回复 , 第二封信是关于中古时期相关的“符牌”问题 , 三封信是关于《元宁远务官防课税條印音译》 , 是蔡先生早年发表的元代汉字、八思巴字條印的考证文章(复印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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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 , 这本工具书是2004年由蔡先生整理旧稿并再次出版 。 他老知道我对八思巴字研究感兴趣 , 特意寄赠于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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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新书看到首页有:“家潭先生指正 美彪呈”字样 , 蔡先生很客气 , 我怎么能和他老相提并论呢?蔡先生平易近人 , 没有因为我的无知而泠寞一个后学晚辈的年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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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早年文稿 , 《关于蒙古字韵》收录在此书中 , 末尾有“1951年秋写于北京” , 可见解放初期 , 蔡先生既已研究元代八思巴字 , 并有专文发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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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书中收录了罗常培先辈文章 , 使我知道了他是国内一位早期研究八思巴字学者 , 解放初期因心脏病而去世 。 五十余年后 , 这本书再版并补充了新资料 , 蔡先生完成了罗先生生前的一个遗愿 。 后记中 , 蔡先生满满的对罗常培先生的敬仰与追忆 , 很感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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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彪先生照片

当年因为有了蔡先生的回信地址 , 那年 , 我居然冒昧的来北京登门拜访 。

王府井大街很熟悉 , 六十年代末我常乘火车往来于天津到内蒙古之间 , 在北京中转时经常去王府井 , 距离北京站也不远 。 来到王府井大街 , 在左手边的第一个胡同即是“东厂胡同” , 胡同口就看到挂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牌子 , 进了院门看见几株高大的梧桐树 , 左手边是一排旧平房 。 我与传达室打过招呼后来到他老办公室 , 一门一窗 , 进门看到窗前有一张办公桌 , 侧面及后墙是满满的书架 , 蔡先生就坐在桌前接待了我 。

进门我简单自我介绍 , 蔡先生身体偏胖 , 个子高 , 说话时满脸的笑容 。 谈话间他老问我你从天津来 , 他说我也是天津人 , 早年在天津铃铛镐中学上学 , 后又在南开大学学习 , 咱们算老乡 , 说完哈哈一笑 , 没有一点架子 。 因为家父1947年到南开大学物理系任教 , 有了这层关系 , 我们之间的谈话显得很自然 。

我看到蔡先生的桌上堆放厚厚的书稿 , 看得出 蔡先生工作忙 , 又是第一次拜访 , 少许我便起身告辞了 。 那次拜访留下了深刻印象 。 我还带去了收藏的八思巴字押印求教 , 每方印蔡先生都看的仔细 , 告诉我八思巴字印的相关解读方法 , 同时鼓励我要藏研结合 , 将收藏坚持下去 。

这次拜访 , 没有想到这位学著等身的专家如此谦和 , 奖掖后学 。 没想到他老办公室如此捡漏 。 窗前一张桌子 , 一把椅子 , 因为是老房子 , 进门感觉房间有些潮湿 , 扑面嗅到都是陈年旧书味 , 给我感觉真是人书俱老 , 那年蔡先生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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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彪先生的二三事

治史天才

早在1947年 , 蔡美彪用文言写出第一篇学术论文《辽史王鼎篆正误》 , 次年寄给当时颇有名望的学术刊物《学原》 , 主编徐复观当即回信表示准予采用 , 并足额付给稿费 。 然而文章未及发表 , 天津就解放了 , 上海商务印书馆南迁至香港 , 发表计划似乎不了了之 。 蔡美彪再接再厉 , 大学三、四年级时在《大公报》、《议事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多篇 。 几年后 , 蔡美彪根据《辽史王鼎篆正误》底稿用白话重新修改 , 于1952年发表在罗常培先生主编的学术刊物《国学季刊》上 。

勤奋学习

天才的背后却是过人的勤奋 。 年轻时 , 蔡美彪借得图书馆的书来做校对和抄写 , 每每直至深夜 。 现在展卷 , 还能看到当年写下的“夜二时半校毕”等字样 。

学术成果

1953年起 , 蔡先生协助史学大家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前四卷 。 范老逝世后 , 他担负起这项未竟事业 , 主持编写了第五至第十卷 , 后又合作完成第十一、十二卷 。 洋洋洒洒十二卷 , 气势恢弘 , 风骨朗朗 , 万千雍容 。 他兀兀穷年 , 在历史的幽暗深处 , 寻找着蒙尘的美和故事 。

关于八思巴字

蒙元史及其文字研究是蔡美彪的专长 。 他强调 , 研究八思巴字 , 仅凭对现代蒙语的熟悉是远远不够的 , 还需要关于元代的金石历史知识 。 即使具备了上述条件 , 为证得一字 , 有时也要付出很大心血 。

助学金

2015年2月1日 , 87岁历史学家蔡美彪为母校南开大学捐款100万元 , 以其妻子名义设立“南开大学胡文彦助学金” , 今后该助学金将用于资助南开大学家境贫寒、学习刻苦、成绩优良的女生 。

回忆起当年拜访蔡先生时的情景如在眼前 , 使我学习到很多知识 。 我曾将出版的作品集、藏品集 , 还有涂鸦的拙作寄赠给先生……蔡先生长我二十岁 , 与先生可谓忘年交 。 今撰此文祝愿他老幸福长寿 。

庆堂~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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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潭 , 1948年生于天津 。 别署庆堂、大风堂、真水园主人 。 现为西泠印社理事、中国艺术院篆刻院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文史馆员、天津印社社长 。 多年从事古代玺印、古砚收藏 。 出版物有《中国印章?孙家潭作品集》《中国紫砂庆堂铭壶?孙家潭/邵佩华合作精品集》《大风堂古印举?孙家潭藏古玺印杂记》《孙家潭艺踪》等多种 。

本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

图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