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的永定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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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松英

永定对于毛泽东来说，也许是一生中难忘的地方。因为他在这里经历了人生旅途中的一次险情。毛泽东先后两次到永定，特别是第二次到永定的时候，可以说是他人生处于低谷的时候。一边是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一边是身体上患有疟疾等病痛。他之所以选择永定作为休养和指导地方工作的目的地，是因为永定大部分地区已经建立红色政权，土地革命已普遍完成，群众基础好。在这里，他可以一边养病，一边做调查研究，认真思索如何解决红四军的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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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永定金丰大山中的竹寮住处———饶丰书房

1929年5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次入闽。通过三打龙岩城，攻占永定县城等战斗，后又实施“七月分兵”计划，逐渐赤化闽西各县，初步形成了闽西革命根据地。中共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地方指导革命斗争工作。 1929年8月1日，毛泽东参加了红四军第一纵队举行的红军和群众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两周年军民示威大会。会后,在红四军粟裕警卫连的护送下,毛泽东偕同贺子珍离开大洋坝,经分水凹进入永定虎岗，直到10月11日才离开永定，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到永定，时间长达72天。在永定期间，他一边养病，一边指导永定的土地革命斗争。

8月2日，毛泽东一行来到永定，化名杨子任、杨先生，住在虎西的“晏田新祠” 。第二天，来到高陂西陂段畲红军医院休养，住在郑氏宗祠。 5日来到高陂许佳，住永福堂；6日经赛智、三堡、到达堂堡，住在竹林馆，由赖德轩、孔金梅夫妻负责接待。 9日，坎市白土民团闻风而来。赖德轩、孔金梅一家人掩护毛泽东一行从堂堡往湖雷转移。途中，他们遭到敌人跟踪追查，一行10多人躲进一山洞，孔金梅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听到枪响后啼哭不断，为了不暴露行踪，她急用乳房紧紧地贴住婴儿的嘴巴，幼子不幸窒息而死。后经上湖雷来到陈东石岭，住在总楼；11日来到石岭上寨河凹头，住在乡苏主席张茂煌家中，前后约10余天。在此居住时，正遇上一个红军战士在攻打古竹战斗中牺牲，毛泽东亲自向烈土家属表示亲切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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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上旬，毛泽东再次进入永定，当晚宿虎岗虎西“晏田祠”

8月21日，毛泽东来到岐岭下山村牛牯扑，先后在华兴楼和青山下“竹寮”居住。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只有十几平方米但环境清新优雅的竹寮，他知道牛牯扑还有一个名字叫“饶富峰”后，饶有兴致地给竹寮取了一个雅致的名字———饶丰书房，并且自己题写贴在门额上。在此居住期间，他经常到下山、彭坑、白腊坑、雨顶坪、河凹头等村访贫问苦，向贫苦农民了解：过去种地主田地多少亩？交多少租？纳多少税？革命后分了多少田？收了多少粮……他还用对比的方法给穷苦群众讲革命道理。毛泽东还经常与永定党政军负责人张鼎丞、阮山、卢肇西、卢其中、陈正等人商谈贯彻中共闽西“一大”精神和研究永定苏区建设等问题。他还向大家介绍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并指导总结永定暴动的经验教训，从而使张鼎丞等人受到深刻的教育，提高了斗争水平。

毛泽东在湖雷、金丰一带活动期间，阮山是其安全的总负责人，他与永定县赤卫团团长卢其中等负责保护毛泽东。 9月17日清晨，天下蒙蒙细雨，金丰13乡民团和大埔县保安队400多人分数路“围剿”金丰大山。当时，毛泽东身患“疟疾”未愈，情况非常危急。这时，中共岐岭支部书记陈兆祥奉命立即派陈添裕、陈奎裕等人赶到青山下竹寮。他们首先安排贺子珍转移后，就来催促毛泽东起程。毛泽东泰然自若，他叫大家不要惊慌，考虑好了转移路线再走。由于金丰大山峰高坡陡，岩石峭立，骑马不好走。而毛泽东因病体弱，无法爬山。见此情况，陈添裕等人马上扎了一副担架，但抬不多远，又因荆棘灌木挡路，抬着很难迈步。情况危急，陈添裕由不得毛泽东坚持要自己走，伏下身子迅速背起高大的“杨先生”就走。从牛牯扑经白腊坑到雨顶坪安全地带，十里荆棘丛生、蜿蜒跌宕的羊肠小道，仅用了一个小时。到了雨顶坪村，毛泽东指着陈添裕等人，感激地对早已在此等候的贺子珍说：“多亏了牛牯扑的同志!”随后把护送他的几个人名字一一记在本子上，并说：“我忘不了牛牯扑的人民!”1953年的国庆节，毛泽东邀请陈添裕赴京参加国庆观礼。不巧的是，陈添裕爱人正准备生孩子，不敢轻易离开，只好让他的胞弟陈奎裕代他进京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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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添裕弟弟陈奎裕参加1951年国庆观礼留影

毛泽东在雨顶坪小住后又由卢其中等人率赤卫队员护送至陈东石龙，住在背头巢的复兴楼。 9月23日，毛泽东从石龙来到上湖雷塘下，来回住在兴福庵与瑞福庵之间。此时，毛泽东仍身患疟疾，而且病情加重了，几乎不省人事。永定县委主要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如何给他治病。大家一致认为阮山的姐夫吴修山最合适。吴修山是湖雷石坑人，出生于当地中医世家，医术高明，为人正派，请他来，还便于保密。于是，阮山即叫熊炳华赶快去请吴修山。毛泽东经过吴修山认真诊治，服下几贴中药后，病情才有所好转。毛泽东在塘下一边治病，一边指导革命斗争。 10月3日，经熊炳华等人武装护送前往堂堡竹头下乡苏维埃驻地，住在竹林馆。 10月5日，毛泽东从堂堡转移至合溪溪南村，住在师俭楼。在合溪居住修养期间，合溪区委书记赖连璋请来老中医赖丰庆为毛泽东继续治疗疟疾。毛泽东带病坚持工作，每天借阅邮路经过的报纸，了解和分析国内外形势。有时还亲自指导区委写文件，找当地干部谈心，指导他们开展工作。 10月11日，毛泽东才由赖连璋、卢肇西等率领赤卫武装护送离开合溪前往上杭县城临江楼，重新回到红四军前委工作。

毛泽东先后两次到永定指导土地革命斗争，其足迹踏遍了永定的山山水水，与永定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特别是毛泽东第二次到永定时，由于没有担任红四军领导职务，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中国土地革命问题，使得永定成为其经济、土地、组织思想的实践地。

1.毛泽东的合作社思想在永定得到推广，使得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毛泽东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成分科学地划分为三类，指出“苏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与私人的事业，这三个方面同时进行的。 ”他非常重视合作社事业发展，早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把发展合作社列为十四件大事之一。合作社的发展能有力地抵制奸商的盘剥，调剂了广大工农的生活生产需求。他指出：“合作社运动的发展，无疑将成为苏区经济发展的枢纽” 。

在井冈山时期，由于忙于应对敌人的“进剿”“会剿” ，根据地处于草创阶段，使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将合作社思想付诸实践。 1929年他率领红四军入闽后，初步创建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的闽西红色区域。红四军“七大”之后，他到永定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到永定后，他在与地方干部、群众的接触中，了解到较早成为红色区域的永定，由于敌人对食盐、煤油、火柴等物品的严密经济封锁，出现城市工业品在乡村中奇缺，价格飞涨，而农民自产的土特产品却销不出去，价格猛降的严重“剪刀差”现象，直接影响了工农群众的生活，产生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导中共闽西特委于9月至11月先后发出多份通告，其中《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第七号通告，指示由县区政府经济委员会领导，帮助群众“创造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使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所剥削，则农村储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 。

永定县苏维埃政府首先落实了闽西特委的指示，在永定太平区和丰田区相继成立了信用合作社，解决了农民告贷无门和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有力打破敌人的金融封锁和控制。永定太平区、丰田区信用合作社和上杭县北四区信用合作社成为全国最早成立的红色信用合作社。随后，各地纷纷效仿，涌现出犁牛、粮食、生产、消费等各类合作社，毛泽东的合作社运动思想在闽西得到广泛推广、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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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永定合溪溪南村治病疗养时的旧居———师俭楼

2.毛泽东将井冈山和兴国的土改经验与永定溪南分田经验进行有机结合与发展，使得闽西形成了一部比较完整的土地法。

1929年7月下旬，毛泽东作为红四军前委代表参加了在上杭蛟洋召开的中共闽西“一大” 。会上，毛泽东与闽西地方领导人邓子恢、张鼎丞等一起总结了闽西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大会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永定溪南的革命斗争经验即“由日常斗争转变到武装暴动；深入土地革命，扩大苏维埃区域……是溪南里斗争最有意义的两点，最值得各地效法的。 ”在大会所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即闽西土地法)中全面总结了溪南区土改分田的宝贵经验，《决议案》吸取了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2月制定)和兴国土地法(1929年4月制定)中的某些合理部分，并加以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部比较完整的闽西土地法。

闽西“一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来到永定，他在养病之余深入群众中做实地调查研究，向贫苦农民了解革命前后种地、分田、税收、收入等情况。他还与永定地方领导人张鼎丞等人进一步总结了永定暴动和溪南土改分田的经验。毛泽东从土地的被没收对象、土地的分配对象、分田的区域标准、分田的数量标准、分田方法、债务问题、山林问题、土地税问题等八个方面入手，将他在井冈山和兴国时期制定的土地法与溪南土地法进行综合分析，扬长避短，从而制定出了一套比较完整而且易于施行的闽西土地法令。

在毛泽东指导下， 1929年10月，永定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了《十大施政纲领》，宣布实行《土地法令》，使得永定全县半年内在1500多个乡村分配了297723亩土地。 1930年2月，县苏维埃政府又作出《土地问题决议案》，进一步完善了土地革命的政策。农民分到土地后，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各乡政府又采取有效措施，从而使农业生产连年获得好收成。农民把增产的大批粮食送给红军，支援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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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永定歧岭牛牯扑的毛泽东旧居———华兴楼（现为纪念馆）

3.毛泽东指导永定地方党组织注重党建思想建设，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为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案》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在经历了红四军党内“七大”之争后来到永定，在这里他对南昌起义以来到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到转战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斗争进行了系统的回顾，特别就红四军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经验进行了认真思考，努力寻求解决党内纷争的措施。由于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到了永定后，他发现当时永定由于受到游击战争频繁影响，也存在着“缺乏宣传品”“巡视不周到”“应付政治环境太迟钝”“对土地问题不注意”“不完全执行决议”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向县委提出要“发展组织、健全组织，创造干部人材，加强训练”的党建工作方针。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永定县委首先健全了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和会议决议，加强团结，搞五湖四海。其次，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党员进行教育，以提高党员的素质。如开办各种类型的党训班，由县委负责人讲课或作报告。同时出版《红报》等报刊行宣传等。此外，要求党员加强党性锻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由于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至1930年6月底，全县已达12个区委111个支部，党员1425人。此后，永定党组织尽管受到李立三、王明左倾错误政策的影响，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和许多党员受到迫害和打击，但是党组织始终能够在革命斗争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

毛泽东结合在闽西地方三个多月的调查实践，在当时的居住地———饶丰书房，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初稿。毛泽东在后来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时作批语说：“此文是在1929年写的……先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 ”可以说，毛泽东撰写《古田会议决议案》，在永定期间应该有所酝酿与思考。后来经过新泉整训等，对文章不断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了倾世力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作者单位系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摘自《红色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