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依法治国，是如何使国家变得强大的？

慕容延钊和李处耘忙着在荆湖攻城略地，开封城里的赵匡胤与赵普也没闲着。自从李处耘离开后，赵匡胤就一直关注着湖南的动态——不仅因为那里正进行着一场兼并战争，更因为那里即将掀起一场酝酿已久的政治改革。

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更换了十个异姓帝王，兵革不息，生灵涂炭，这到底是为什么？欲平息兵乱，为国家寻求长治久安之计，又该如何做？

这个问题，唐明宗李嗣源想过，可惜他没想明白，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周太祖郭威与周世宗郭荣也想过，可惜他们来不及解决问题，就含恨而终。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但也有人越变越穷，越变越堵，越变越短命……

赵匡胤举棋不定，如履薄冰。中原王朝犹如一间破旧的草屋，到处是洞。几十年间，历任帝王将相就像一个个裱糊匠，到处打补丁，勉强将草屋翻修一新，得过且过。然而，一旦有个风吹草动，那看上去结实的草屋就会瞬间崩塌。要想在这间屋子里安心居住，非得重打地基、搭梁添瓦，盖起一座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砖房不可。这就需要一份蓝图，一份详细标明房屋样式、施工顺序、建筑材料等项目的工程计划书。

古代的依法治国，是如何使国家变得强大的？// //

赵匡胤

因此，赵匡胤必须统筹全局，为即将开启的改革定下基调，围绕总纲，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消除唐末以来的祸根，重建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完成数代君臣治平天下的大愿。一句话，赵匡胤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

对于这个问题，赵普的答案是：“原因无他，不过是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现在要对其治理，也别无他巧，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 ”藩镇权重，对国家而言，意味着国土分裂，社稷颠覆；对老百姓而言，意味着滥杀重刑，苛捐杂税。藩镇不削，国家无宁日，百姓不安心。

赵匡胤茅塞顿开，不待他说完便接道：“卿不要再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

这三大纲领，看似并列而举，实则循序渐进。剥夺行政权与司法权，是对藩镇统治基础的削弱；收缴财政权，是断了藩镇扩军养兵、收买人心的财路；只有行政权、司法权、财政权都收归朝廷，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对比才会发生明显变化，那时才能谈剥夺节度使兵权的问题。毕竟这几十年间，还没有“削夺其权”“制其钱谷”就急于“收其精兵”的努力太多了，而这种简单粗暴的集权几乎每次都导致藩镇叛乱，甚至颠覆朝廷。

古代的依法治国，是如何使国家变得强大的？// //

赵普

改革要环环相扣，先易后难。前一项改革尚未取得一定成果，相关的后一项改革绝不能开启。走错一步，就可能万劫不复，更不要说眉毛胡子一把抓。激进而看似彻底的改革，自古有之。两汉之交有王莽改制，有宋一代有熙宁新政，晚清之季有戊戌变法，过程轰轰烈烈，效果却惨不忍睹。

治大国若烹小鲜。执政改革，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在改革的问题上，赵匡胤并不打算一劳永逸。按照赵普的纲领，第一步是对藩镇“削夺其权” 。好，改革就从司法权突破。

唐末五代，军阀混战，法制混乱，极不统一。且不说不同割据政权有各自不同的法律，就算是中原王朝，也因藩镇各自为政，造成各地法律不一。由于军人侵政，原本由地方行政长官监理的刑事、民事、司法事务，也转入藩镇手中的军事法庭——诸州马步院，其负责人马步判官往往由节度使的亲信牙将担任，这些人好专杀，而且对国家的法律条文也不甚了解，冤假错案简直数不胜数。尽管朝廷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然而由于中央政府羸弱，根本无力加以解决。

当时的法治还存在另一个严重问题——刑罚过重。包括五代第一明君郭荣统治下的后周在内，整个五代时期，法网繁密、刑罚苛严的积弊始终没有好转。

按理说，乱世当用重典，这是维护治安、重建秩序的途径之一。然而，由于绝大多数武夫没有文治理念，由武夫主导的朝廷，将峻法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当对待一般老百姓的小过错也要用重典时，重典就成为苛政，必然不得民心。一千年前，秦朝就用自己的灭亡警示后人，如果严刑峻法逼得人民不得不铤而走险，维持秩序的法律就成为最有力的秩序破坏者。

司法关系到千万人民的性命，关系到社会的秩序，关系到王朝的命运，是国家治理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相对于行政、财政、军事而言，司法对节度使的重要性反而最弱。因此，早在建隆元年（960年）十月，借着平定二李的军威，赵匡胤便以整顿司法为突破口，强行收回了马步判官的任免权，其职亦改由文人担任。一方面，文人往往精通律法，能更好地运用法律；另一方面，这等于剥夺了节度使对地方法官的任免权，为朝廷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铺平了道路。

建隆三年（962年）三月，赵匡胤再对地方司法权动刀，下令诸州的死刑案件必须上报朝廷，由刑部复审，以此来杜绝藩镇枉法滥杀的恶习。在颁布这项措施前，赵匡胤语重心长地对范质等宰臣说道：“五代诸侯飞扬跋扈，经常枉法杀人，朝廷竟然置而不问，刑部的职能几乎废止。况且人命至重，朝廷要如此姑息藩镇吗！”人命至重，这是赵匡胤执政与改革的重要理念，也为日后大宋三百余年的政治文明划出了准线。

同年十二月，赵匡胤听从赵普建议，每县设立县尉，负责当地治安，由朝廷任免，而节度使任命的镇将的权力范围仅限于驻城内，藩镇的司法权再度被削弱，地方滥施重刑的现象也进一步得到扭转。

不过，这些措施最初还只是一纸诏书，如何让它们深入到各级地方政权，让它们行之有效。这是“顶层设计”之后，改革者必须面对的“基层设计” 。

古代的依法治国，是如何使国家变得强大的？// //

李嗣源

当时金州有个布衣叫马从，他的儿子马汉惠是个无赖，曾经害过自己的从弟，还喜欢抢劫，乡亲们对他是又恨又怕。最后，马从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与妻子以及次子商议，杀死了马汉惠，为乡里除一公害。

这在现代法治社会当属故意杀人

但在德法并重的古代却是大义灭亲，罪不至死。然而，金州防御使仇超与判官左扶却将马从夫妇和他们的次子一并诛杀了。

这事发生在建隆二年五月，地方司法改革刚刚起步。

赵匡胤闻讯勃然大怒。他认为马从杀人事出有因，罪不当死。仇超和左扶非但没有体会朝廷“宽刑”的用意，也不按法律条文办事，反而故意将他一家三口判成死罪，这是对法治的公然践踏，对臣民的司法暴力。赵匡胤责令有关部门弹劾二人，将他们罢官除名，先施杖刑，然后流放海岛。

百姓的死在一般官员眼里根本不算什么，没想到皇帝竟然大发雷霆。法之为法，最要紧的是不让人犯法，而不是滥杀。这件“小事”一举成为震惊朝野的大事，自此官民知道要遵守朝廷大法了，更知道了皇帝改革司法的决心。

赵匡胤的法制改革是交叉立体式的，在实行以重塑集权、宽刑减刑为目的的地方司法改革的同时，他在朝廷又开启了以重建秩序为宗旨的立法活动。

当时，不仅司法与执法混乱，法律本身也很混乱。宋朝建国之初，法律以二三百年前的唐律为基础，兼用唐朝中后期及后唐、后晋、后周的相关法律。法令繁多混乱，使得司法者与执法者没有统一的法律可依。虽然周世宗时编撰了《周刑统》，但是条文仍然繁多，也不够严谨全面，使用起来依旧不便。

因此，建隆四年（963年）二月，赵匡胤命工部尚书、判大理寺事窦仪等人，再度修订法律，于当年十二月编成《重详定刑统》（即《宋刑统》）三十卷，作为固定的律典；同时，又将自《周刑统》编成后，皇帝针对特定人和事发布的敕条编成《编敕》四卷，作为《重详定刑统》的补充，颁行天下。这次立法，不仅改变了无法可依的混乱局面，更本着轻刑罚的原则，一改五代时期苛法无度的状况。

古代的依法治国，是如何使国家变得强大的？// //

宋刑统

赵匡胤从法制入手，推行新政，一举达成了削弱藩镇和初建秩序的目的，国家与老百姓都从中获得了实惠，改革首战告捷。但接下来针对地方行政权的改革，就多少让人望而却步了。对藩镇的行政权下手，犹如在他们身上割肉。不要幻想掌控道德制高点，既得利益者就能够任人宰割。改革是一场谈判，是对各方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如果要让既得利益者妥协，改革者必须掌握足够的资本。

赵匡胤虽然暂时镇住了藩镇，但还没有足以让他们妥协的资本，所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绕开他们的地盘，在一片没有藩镇的新土地上，推行行政改革。

于是，建隆四年的荆湖地区，万众瞩目，成为帝国政改最大的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