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治的弊病与变法的迫切性

经过近乎百年的蕃养生息，从都市的兴起、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的富乐上看，似乎真的是太平盛世。繁荣的表面之下，却潜伏着极多的隐忧，范仲淹就在《奏上实务书》里边痛切的指出“积弱”“积贫”“三冗”等问题。以下分别简要述论之。

“积弱”指的就是军事上的弱，边防上的弱，甚至是国家全体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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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景区——双公祠里的范仲淹和滕子京塑像

就以中央与地方上军权的轻重来看，有宋朝廷重中央而轻地方，中央的军权表面上交给文人，实权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宋代在中央制度上，尽收中央之权于君主，宰相处理庶政须事事以札子请旨，得旨再拟具办法，复送君主审查。宰相没有主政权，没有考课及用人的权利，更没有过问兵事之权，宰相只成为办理文书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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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

另外，朝廷又设副相数位，以分割相权，如此责无专属，则事难有成。其下的六部也是权位不符，不能发挥设置官职的作用。另外，为了矫正唐代藩镇之害，在地方行政上采取三项措施，

一是使文臣出守列郡；

二是将地方政府权力完全收归中央；

三是使地方官吏尽量发生互相牵制的作用，这些措施造成了宋代的内重。

原来制国之道，最重“大小相维，轻重相制” ，以收中央与地方平衡发展的效果。现在宋代中央权力压倒地方，地方不能作事，国家之积弱随之。以上说明了国家体制上本身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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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人

再说北宋边防上的积弱。宋太祖登基后，知道契丹是大敌，燕云重镇一时难下，于是定下了“先南后北”的军事谋略。南方各国不是偏居一隅，就是内部不合，他有各个击破的能力。恰巧这时候（建隆三年962），湖南的朗州与衡州互相攻击，朗州的周保权遣使求救，宋军假道南平前往援助，就此一举平定湖南、湖北之地。后蜀阴欲与北汉勾连，宋军借此理由出师灭了后蜀，时为干德三年（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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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云之地

南汉君主残暴，民众离心，宋军远征，势如破竹，开宝四年（971）灭南汉。开宝九年（975），又灭了南唐。可以说是武功赫赫。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又自动归降，次年，遂大举攻灭北汉，中原大体统一。此时自以为必定能击走契丹，收复燕云之地，未料却在高梁河大败，仅以身免。

经此一战，精锐折伤，宋军士气大挫。雍熙三年，再度北伐，不料岐沟关之战，宋军大溃，从此宋朝政府不但无力北伐，还不得不与契丹谈和，采取守势。在此同时，西北的党项又脱离宋朝的约束，蠢动起来。北方的契丹以及西北的党项，成为宋太宗临终前最引以为憾的“一身二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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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像

真宗践祚未久，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来犯，宰相寇准力主真宗亲征，虽然未及交兵而谈和，宋朝表面上赢得称兄的面子，实际上却得岁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予契丹。宋仁宗大庆三年（1038），李元昊立国称西夏，经过五年互相征战，庆历三年（1043），双方谈和，宋政府岁纳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叶三万斤与西夏。如此换取了数十年的安定，其实是相当屈辱的。边防的虚弱和军事的无力，既是皇帝的心腹之患，也是爱国臣民的隐忧。这是战争杀伤的因素造成国防的积弱。

另一方面则是军队素质的问题。 “重文轻武”、“强干弱枝”是宋太祖、太宗立下的祖宗家法，本来是为了中央集权的目的设下的妙计，却使武人地位从此低落。最先，要大将解除兵权，让文人带兵，这样下来则将不习兵，兵不晓将，可以避免骁将擅权。其次，则是将各地的精兵调至京师，既有防卫的作用，又可以就近看管，以免在地方上作乱，似乎用意甚佳。然而留在各地的老弱残兵，连缉盗都没有能力，更不用谈作战了。欧阳修在其＜论江淮官吏札子＞中就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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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指出地方的官吏不敢剿贼，这是为什么？

自然是因为不习兵事，再深入推想，那必然是士卒老弱，久未训练，不堪驱使。地方如此，中央如何？戍守中央的禁卫军本是各地的精兵，处于富庶的京城，安于享乐生活，复以将领是文人，不知如何练兵，日久，则禁军们疏于武艺，早柔化为常人了。且士兵多为募集而来，甚至召募荒年的饥民，或小有犯纪则在脸上刺字，十足地轻视武人。以这种孱弱素质的军队作战，怎能打赢胜仗。以上是积弱的又一面。

如何是“积贫”？

宋朝自建国以来，兵员人数迅速增加，所耗费的军粮军饷尤其可惊：由开初的二十二万兵员，至开宝年间天下大致底定，扩充为三十七万余人。二十年后，至道年间，已达六十六万人；真宗天禧年间，已有九十多万；仁宗在位时，兵力多达百二十六万人，其中禁军即有八十二万之众。要养活如此庞大的兵员，军费、粮饷之浩繁，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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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举

复次，就是“冗官”所造成的积贫。宋代初年科举每年一次，但取士较严，数量不多。宋太宗之后，或隔年，或三年一试。在唐朝时进士及第通过者，常常不过二、三十位，而宋朝录取进士常常是一次二、三百位，有时一次多达五、六百位。其余诸科有多达七、八百人的。唐朝进士及第后需要再经吏部考试合格才授以低职官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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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员的人数逐渐扩大起来，为了礼遇读书人，不一定依照国家需要，却也广设了各种名目，如以恩科、恩荫补官取士任官。既然任官人数大增，于是广设“官”、“职” ，以安置冗员。只有“‘差遣’是宋代官员获得实际职务的主要途径。 ”历经真宗到仁宗朝，奉养官员的薪给已经成为朝廷财政上极大的负担。

“积贫”的问题和上述“纳币帛给辽、夏”、“各地多养老弱残兵”、“冗兵过多”、“冗员过剩”、“冗费浩繁”起着绝对的关系。蔡襄曾做一个统计，每年为了养活禁兵、厢兵的开支，约占朝廷每年税收的六分之五。若再加上上述的“冗官”所需的薪给，至仁宗朝时，朝廷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三百万缗，整个国家就是不折不扣的“积贫”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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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北宋宋仁宗永昭陵建筑

“积贫”、“积弱”、“冗兵”、“冗官”、“冗费” ，各方面的弊病已经使这个表面上安乐富庶的社会，变得脆弱不堪。在安于享乐的冗官眼中是见不到的，要不然就是视若无睹，但是在真正关心国事、有理想抱负的读书人的眼中，却是看作迫切的危机。范仲淹的改革虽然失败，就在这同时期，年轻的王安石怀着积极改革、富国强国的理想，极为了解变法的迫切性，无论在地方或中央任职，已经逐步地在建构他的新法。

参考文献：

《中国政治制度史》

《欧阳修全集》

《宋代法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