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北洋海军夫妻合葬墓

夫死殉节的女人们

曾记得李保田主演的电视剧《神医喜来乐》中有这么一个镜头，北洋海军提督殉国后其夫人得讯后也随之自缢自尽，喜来乐（李保田饰演）闻讯后毅然出诊将她救活并坚决不取分文，并表示“以后给提督夫人看病随叫随到” ，以示对殉国的海军提督敬仰之情。

以上当然出自“艺术加工” ，但是“北洋海军提督夫人”为夫自尽可是确有其事的。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之妻魏氏，湖北安陆府钟祥县太学生魏湘清三女，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九日。出身书香门第，聪颖贤惠，嫁与丁汝昌时年方十五岁，虽为继配（丁汝昌原配钱氏卒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三日，葬安徽无为州小鸡山梅花地，终年三十四岁），但婚后深得丁汝昌喜爱，两人年纪差别虽大（丁汝昌大魏氏十四岁），可夫妻感情却也深厚，因此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灵柩运回原籍后于甲午年十一月三十日吞金殉夫身亡，时年四十五岁，身亡后和丁汝昌一起合葬在合葬于安徽无为小鸡山。 1959年的困难时期，丁汝昌墓被当地人掘开，丁汝昌和魏夫人的遗体被移出棺材点火烧毁后草草掩埋，随葬品被变卖给当地人民银行，卖得钱款买得自行车一辆，而丁汝昌和魏夫人的棺材被拆开，以其木料打造了八条长条凳。一对深情的伉俪，即便是焚尸烧骨最终还是同葬一处，生既不弃死亦不离。本人每每想到这点，唏嘘之余不由得有一种不是滋味的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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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汪郎中村

在这种不是滋味的难受中，本人想起了2008年的安徽巢湖之行，在好友、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先生处了解到丁汝昌的族裔昌字辈丁昌仁目前住在巢湖高林镇汪郎中村的消息后，趁着丁汝昌殉国113周年之际，利用过年的假期，本人带上了自印的丁汝昌大幅照片、只身一人从上海到了合肥，随后转乘长途汽车到达巢湖，巢湖没有直达汪郎中村的客车，若乘坐客车只能送到高林镇再想办法去汪郎中村，因此本人为图省事直接在巢湖汽车站包下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先前从合肥到巢湖一路在长途车上总共颠簸了两个小时左右，从平坦宽阔的省道逐渐变窄为有些坑洼的乡镇级公路，从巢湖出发往高林镇路更是越发难走，由于司机对高林镇也不甚熟悉，抵达高林镇地界后基本一路走走停停，边走边问路，在问到汪郎中村的具体位置后车子拐进了一段路况极差的土路，七荤八素得剧烈颠簸了进一刻钟终于抵达了汪郎中村村口。万分遗憾的是——当本人历经种种波折到达汪郎中村的时候，村民告之本人：丁昌仁已去肥东的子女家过年了。见本人失望的表情似乎也不想让本人白跑这一趟，热心的村民为本人指出了汪郎中村中的北洋海军墓地的方位。经过一段难行的羊肠小路，本人有幸目睹了在这片远离大海之地的海军墓地，这里埋葬着甲午海战中殉国的汪郎中村藉的北洋海军下级官兵，总数大约十多座。墓地杂草丛生，荒草已经将下半块的墓碑埋没，所有的墓地都是夫妻合葬墓，丈夫们都死在同一天：1894年9月17日，而且是“血战而亡” ，妻子们则死于同年10月。这些墓碑讲述着一个辛酸的故事：1894年10月，当汪郎中村迎回在大东沟海战中殉国的本村男儿们的灵柩后，他们的妻子做出了丁汝昌妻魏氏相同的选择——自杀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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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已经埋入土中的合葬墓墓碑

汪郎中村村民介绍：丁昌仁老人一直在替村委会看大门，并不知道自己是丁汝昌的后代，只知道自己的先祖是清朝的大官，同日本人打过仗。老人家就这么默默的几十年如一日与曾经跟随着他的先祖浴血奋战过的北洋海军军人之墓为伴，没有刻意的动机，没有高尚的理由，这里就是他的家，墓里埋着的都是他的亲人，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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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昌仁老人

同样的记忆还留在著名的作家冰心的脑海中，她差一点就没有机会降生在这个世上。甲午战争后海军军官的大量伤亡导致有“中国近代海军军官摇篮”之称的福州几乎每家都成了烈属，整个福州城内披麻戴孝者比比皆是、哭声震天，而冰心的母亲一直随身备着鸦片，一旦得到其夫——时任北洋海军装甲巡洋舰“来远”号大副的谢葆璋阵亡的消息就立刻自尽（冰心生于1900年，甲午战争时尚未有她）。幸亏谢葆璋历经大东沟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都侥幸生还（大东沟海战中躲过了“来远”舰中弹后引发的大火，威海卫保卫战中躲过了“来远”舰中鱼雷倾覆的灭顶之灾），否则原名谢婉莹的冰心女士的人生轨迹可能就此改写了（若谢葆璋阵亡，谢夫人殉夫，谢婉莹就将永无出生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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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葆璋和谢婉莹（冰心）父女

此时此刻，任何人内心里没有半点对“夫死殉节”的蔑视，只要他还有良心。

如何看待这些妻子们为丈夫“殉节”的行为

也许还会有人不理解，都什么时代了，毕竟夫死殉节是封建社会的糟粕，是要被打到再踏上一万脚的。如果对夫死殉节表示敬重，岂不是要逆潮流而动，开历史的倒车？

但是本人对此的态度是坚决的，绝非开历史倒车。因为本人敬仰的绝不是夫死殉节行为的本身，而是这种行为背后的动机。

即便是在封建社会枷锁的束缚下，夫死殉节在民间也不是强制要求的行为，一般百姓人家死了丈夫，做妻子的随夫殉节而去的例子比起为了赡养年迈的婆婆、抚养年幼的儿女而宁愿守寡的例子来可谓是九牛一毛。事实上，除了有“诰命夫人”头衔的女子有不可改嫁的强制外，对一般百姓并没有“从一而终”的硬性规定。即使在程朱理学大行其道的宋代，最多也就提倡女子要守贞守节，从来没有强制要求普通人家的女子从一而终。很明显，将夫死殉节的行为硬说成是在“封建礼教”的落后表现显然有点牵强了。

不过在族权以及舆论的压力下，死了丈夫的寡妇改嫁的例子却也不是很多，更多的寡妇的选择是继续侍奉公婆、抚养子女，把对家庭和自身后半辈子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因此，即便在当时的“封建礼教”环境下，这些女人们也大可不必夫死殉节，因为她们还有公婆，还有孩子，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她们去做，可是是什么促使她们义无反顾的丢掉人世间的一切，几乎在同一时刻集体追随夫君于地下呢？

但凡是自尽者，除了对尘世完全绝望之外，还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非如此才会死得如此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她们的勇气的来源在哪里呢？本人大胆试着揣测一二。

在封建时代，成年男子无疑是家里的顶梁柱，是经济来源和精神支柱，虽然在“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大背景下军人的地位并不高，参军并非一件光荣的事情，但是作为工资待遇相对较高的海军，家里有一人参加海军，即便是普通水兵的工资（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水兵按照等级不同月薪从十两到二十两不等，一年可以得到一、二百两，在许多普通家庭看来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也足够一家人吃穿不愁、岁岁小康仍有富余，当真是惹人羡慕。因此，海军家属平素里的生活标准和品质远远高于周围的农民邻居，一村之中，族权大于一切，族长要求族中富户接济贫户是很合理的事。再说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即便从人之常情的角度来看，小康富余的海军家属平日里接济穷乡亲们也是完全可以想象和理解的。因此这些女人即使上有公婆下有子女，在宗族的关照下也自会有人代为赡养抚育，没有了这个牵挂，也就没了后顾之忧， “走”得也就安心。

另外要注意的是，这些女人的男人们并非正常死亡，而是战死殉国。自古以来丈夫阵亡其妻自尽者倒是屡见不鲜。亡夫是为国尽忠，视为光荣之举，为了不让亡夫在黄泉路上走得寂寞而以身相陪，本人认为用“殉情”形容更加贴切些，虽然那个时代没有什么自由恋爱的意识和习惯，但是也讲究夫唱妇随、珠联璧合之说。更何况，十九世纪人的平均寿命远没有今天这般高，生命远比现在脆弱许多，遇到时疫甚至一场大病就可能让一个健康之人在很短的时间里撒手人寰，所以当时人看待自己的生命也远没有现在人看得如此重要。因此，不能用如今人们对生命的态度去衡量这些女人对自己性命的处置是对是错。

什么才是这些女人们结束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先前本人说过，自尽只要不是被胁迫的，都是需要极大的决心的，另外就出自绝望了，夫妻伉俪情深而殉情可以算作“决心” ，那么是否还有“绝望”在里面呢？那要看她们的丈夫在世人眼中的地位几何便可知晓。

北洋海军覆灭之后，阵亡官兵被日方给予很高的礼遇，伊东佑亨特地将解除武装的“康济”舰交还给中国方面用以载运阵亡官兵的灵柩。可是，作为丁汝昌以及北洋兵将们的祖国对他们的态度却足以令人心寒不已，清流文人把持的舆论对他们鞭挞不断，以至于长期以来对他们的评价都趋于负面。失败的愤怒需要宣泄，因此需要有一个泄愤的对象。战败的北洋海军正好符合这一“标准” 。讽刺的是：世人虽然可以无视北洋海军困守刘公岛而无援的绝境，但是决然不能接受北洋海军投降的事实， “朝廷可以无限的对不起你，而你绝不可以对不起朝廷分毫” ，这就是他们心中的“正义” 。

所以，一连串的打击降临到了这些为国家拼力死战的人们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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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汝昌夫妇的空坟

当丁汝昌的灵柩抵达烟台，驻烟台各国领事纷纷前去吊唁并给予充分同情和惋惜的同时，远在北京的吏科掌印给事中余联沅就上奏称丁汝昌“死情可疑” ，朝廷遂着山东巡抚李秉衡就近调查，可是与丁汝昌本来就不睦的李秉衡在没有抵达烟台见一眼丁汝昌灵柩的情况下就上奏朝廷，做出了两个建议：因为丁汝昌罪孽深重，如果丁汝昌真的死了，就不要给他抚恤（惟丁汝昌以旅顺失事，奉旨革职，拿交刑部，其历次罪案已在圣明洞鉴之中。战败死绥，仅足相抵。倘日后有以请恤之说进者，朝廷必力斥其非，无俟臣下鳃鳃过虑）；如果丁汝昌未死而叛逃日本了，那就别强求日方归还了，也没有办法加罪与他（至降倭之说，臣愚以为事即不虚，而敌方构兵，既难责以归还，即无从加之以罪）。所以当丁汝昌的确切死讯传到北京后，朝廷并未给予分毫的抚恤，在许多对北洋海军不满的人眼中，不罚已然是莫大的宽容了，难道还要奢望什么抚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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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汝昌生前没少拆台死后又往他身上狠狠踩了一脚的山东巡抚李秉衡

上谕：“已革海军提督丁汝昌，总统海军始终偾事，前经降旨拿问，获咎甚重，虽此次战败死绥，仍著毋庸议恤” 。同时，丁汝昌之前所获得“罪名”却一样也没有撤销。

可以想象当魏夫人在悲痛之余看到与自己相濡以沫三十年的恩爱夫君蒙受如此不白之冤，昭雪之日遥遥无期心中的绝望可想而知，那么她在接回丁汝昌灵柩后毅然决然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已是完全可以预见和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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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汝昌的悲剧是那个年代实心做事者的集体悲剧的缩影

丁汝昌的遭遇是北洋海军已经死去和活着的人命运的缩影，在整个北洋海军都处在舆论鞭挞对象这种大背景下，除了个别由皇帝钦定的英雄人物（如邓世昌）外，还会有多少北洋海军的个体能逃脱在负面评价之外？在1895年，外界对北洋海军几乎是举国斥责（即便在国外也是如此，洋员马吉芬在回到美国后四处演讲为北洋海军申辩却被当做疯子送进了医院，并在两年后承受不了压力自杀身亡），对于汪郎中村的那些新丧夫君的新寡妇们而言，即便是对北洋海军的负面舆论没有怎么影响到村里人的看法，可是又怎能抵挡住闲言碎语的侵蚀？要知道大规模的对北洋海军遗孤进行照顾并招入海军的行为要等到民国北京政府海军部成立、原北洋海军“靖远”舰大副刘冠雄出任北京政府海军总长之后了。前前后后差了将近二十年，这二十年的屈辱和绝望又岂是寻常人能忍受的？七尺男儿尚且无法忍受，更何况是失去精神支柱的弱女子。所以，本人愿意相信，促使这些军人的妻子结束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举国对北洋海军官兵的汹汹舆论让她们感到绝望、丧失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剥夺了她们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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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尽忠的人，不该在死后还被种种非议，这事关个人的良知操守。

安息吧，水手和水手之妻

本人面对着散落在杂草和荆棘丛中的十多座墓碑，不发一言，虽然本人心中有好多话想要对他们说，许久才离开了这片海军墓地，一直在村口等着本人的出租车司机早已等得不耐烦，满面焦急之色。本人报以歉意的招呼后踏上了回程之路，那片墓地在本人的脑海中定格，突然想到了美国二战驱逐舰队名将、战功卓著的原第二十三“小海狸”驱逐舰中队队长、官至海军上将的阿利-伯克（Arleigh A Burke)及其妻子罗伯塔-伯克（Roberta G Burke）的墓志铭。只有两个词的墓志铭分别是“水手”（Sailor）和“水手之妻”（Sailor’s Wife），猛然间想到了应该对他们说的而不知怎么说出口的“好多话”原来只需要短短的一句就能概括了：“安息吧，水手和水手之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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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夫妇“水手和水手之妻”的合葬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