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美国为何要对华发动经济战？

（文/郑永年）

美国社会很多精英提倡通过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的方式来拖慢甚至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不难理解，今天中美两国尽管进行着“贸易战” ，但“贸易战”仅仅是一个名义而已，实际层面两国之间所进行的早已经大大超越了贸易范畴，包括商贸、投资、知识产权、技术等方面，可说是已经拉开了要进行全面经济战的架势。

美国要对中国进行经济战，这使人想起了中国近代一些精英人物提倡要和西方列强进行“商战”的主张。其中，以清末的郑观应（1842—1921）最具典型和影响力。郑观应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与洋务派关系密切。

郑永年：美国为何要对华发动经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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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和郑观应编著的《盛世危言》（图源：网络）

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是造成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他们因而主张不但讲求武备，加强国防，以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战” ，而且必须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 。而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主要体现在他1893年出版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中）则更进一步，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在他看来，学习西方，仅依靠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去发展商务。为进行“商战” ，中国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传统成见。

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 ，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段更为隐蔽，更为严重，更为危险。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 。他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 ，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 “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

郑观应所说的“商战”类似于重商主义，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光绪皇帝，而且影响了日后的几代政治和知识精英，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赶超经济学”实际上也具有郑观应的影子。不管怎么说，学习、赶上和超越西方一直是这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列强任意欺负中国。

今天是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战

现在中国和西方的情况则倒了过来，是美国要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美国要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的原因，自然和近代中国要和西方列强进行商战全然不同。今天的美国尽管经历着相对的衰落，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几乎在所有领域领先其他所有国家，同时美国更没有如近代中国那样面临强大的敌人。

美国的问题是内部的，内部问题解决不了就外化成为国际问题，贸易战只是其中一种“外化”行为。很显然，美国不仅在和中国打贸易战，而且也在和其他很多国家，包括墨西哥和印度打贸易战。美国希望通过外部经济（贸易）战来解决内部问题，尽管没有人相信美国这样做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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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副总统彭斯与墨西哥总统涅托举行会谈（图源： IC photo）

当然，对美国来说，经济战并不是新鲜事情。美国在立国后不久就和当时先进国家的英国进行了一场“经济战” ，即实行重商主义，发展和保护民族工业。美国只有在内部强大之后才进行开放政策，进入世界的。美国18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后在一战期间开始全面介入世界事务，二战之后成为整个西方的领导，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成为唯一的霸权。

不过，在这个期间，美国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战，或者经济战。整个冷战期间，美苏冷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战。美苏冷战尽管表面上看军事竞赛，但背后则是经济竞争。所以，也不难理解，苏联解体的原因并非外部和美国的军事竞赛，而是内部的滞涨和老百姓的不满。柏林墙是从内部倒塌的，而不是从外部推倒的。

一旦当美国感觉到某一领域被（或者要被）其他国家所超越时，就会毫不留情地通过贸易战来精准打击和解决问题，甚至包括对自己的盟友例如德国、法国和日本。今天美国打压华为公司的手段和美国从前打压德国、法国和日本公司的手段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因为这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还可以在美国内部找到自己的朋友（例如美国国务院和军方），而今天的中国因为被美国视为“对手” ，因此找不到内部同情者或者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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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广场协议》的五国财长（图源：网络）

贸易战是西方的概念，也是西方国家借以用来解决国与国之间贸易问题的传统手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类似的概念或者使用类似的方法。历史地看，在近代西方崛起之前，中国曾经是最发达的国家，为全世界各国输出了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中国的四大发明流传到西方和世界各个角落，也从来没有今天那样的“知识产权”一说。

这些年来，人们津津乐道地把传统的“朝贡体系” ，视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安排。但这是西方故意的曲解，因为用今天的话语来说，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中国对其他较小国家实行的“单边开放政策” ，外国使节通过“磕头”仪式“朝贡”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就许可该国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但中国皇帝并不要求该国也向中国开放。

因此，当中国皇帝的“礼物”“入不敷出”的时候，就要求减少外国“朝贡”的次数或者延长“朝贡周期” 。这种封建性的贸易安排或许就是中国尽管曾经是贸易大国，但并没有发展出具有国际性的贸易规则的原因，也或许就是中国落后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国家对中国贸易战也并非第一次。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典型的贸易战。当英国在和中国的贸易中没有竞争力而产生大量贸易逆差的时候，英国就毫无羞耻地在中国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在中国被打败之后，各国列强更是展开了瓜分中国的竞争。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就是从这种耻辱中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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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图源：网络）

现在轮到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了。从目前的状况看，美国的意图极其明确，就是要拖延和遏制中国的发展。未来的局势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回应。今天的中国并非吴下阿蒙，并非郑观应时代了，未来的历史并非美国一家说了算的，中国也是这个舞台上的一个主角。

中国需要回应，也必须回应，但回应的方法必须得当。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如果说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那么当时的中国已经失去了走往日西方列强现代化道路的机会。西方列强无一不是通过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的方法来辅助内部现代化的。比较而言，中国走的是一条通过内部资本积累的内发型现代化道路。直到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之后，中国才改变了这种情况。

应当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打开自己的国门，欢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尽管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主要还是外国资本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外国资本的收益极其丰厚，中国通过资本积累和西方技术扩散等方式也得到了发展，但所付出的各方面的代价（尤其是环保方面的）也是沉重的。中国的资本“走出去”只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事情。但没有多少年，就迎来了今天的贸易战。

本文原载于2019年6月18日《联合早报》，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