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走出的开国中将，和吴克华联手指挥的塔山阻击战载入史册，南宁首任市长

百色起义走出的开国中将，和吴克华联手指挥的塔山阻击战载入史册，南宁首任市长// //

文/何立波

开国中将莫文骅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曾任“抗大”政治部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四纵政委、四野第四十一军政委、第十四和第十三兵团政委、广西省军区副政委、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和院长、福州军区副政委、军委装甲兵政委等职，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有重大建树和突出贡献，是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莫文骅先后两次办学十余年，思想敏锐，博学多才，兼资文武，被誉为军中一代儒将。

“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曾“借书”给毛泽东

1910年1月7日，莫文骅生于广西南宁市亭子村。在中学时期，他积极参加了南宁青年反帝爱国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的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学生军。 1926年，莫文骅加入共青团。 1929年7月，经组织介绍，莫文骅考入黄埔军校南宁分校。 1929年12月，莫文骅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 1930年1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历任红七军参谋、连政治指导员等职，参加了保卫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军北征作战。 1931年7月，莫文骅随红七军抵达中央苏区，此后历任军直属队政治处主任、上犹、崇义游击队临时总指挥、湘赣军区宣传部长、红一方面军总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红五军团宣传部长、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二、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刚从火线上下来的莫文骅接到红军总政治部的一封特急电报，命令他两天内赶到驻古龙岗镇的红八军团报到，担任该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电报末尾特地加了一句：“如迟到了，就跟不上队伍！”此时的莫文骅知道，中央红军已无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主力可能要突围离开中央苏区，如不按时赶到红八军团驻地，就跟不上主力转移。古龙岗远在100公里外，情况紧急，莫文骅来不及和师里的领导同志告别，留下张便条，就连夜启程。两天后他赶到古龙岗，匆忙投入到红军长征的行列中。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在瓦窑堡成立新的红军学校（后改为西北红军大学），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5月，党中央决定以红军学校为基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由毛泽东兼任政委，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党总支部书记。莫文骅一生酷爱读书，即使在作战的间隙，他也挤时间看书写日记，从未间断。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这样描写道：“太阳升起来了。莫文骅环顾四周，到处都是书籍和文件——时事手册、地图、兵法书，关于土地问题、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马列主义读物，各种小册子以及英、法、德文书籍。红军的挑夫一路摇摇晃晃挑来的图书全部在这里了。 ”

1937年4月， “红大”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不久，政治处升格为政治部，傅钟任主任，莫文骅任副主任（七七事变后莫文骅接任主任）。一天，林彪给莫文骅带来了毛泽东亲笔写下的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交给莫文骅。莫文骅立即让政治部的同志用红布把这八个字放大剪出来，贴在校门口。从此，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成为著名的“抗大”作风。七七事变后，中央调罗瑞卿到“抗大”任教育长， “抗大”日常工作主要由罗瑞卿和莫文骅负责。 “抗大”是在我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时期创办的。受中央委托，李富春来“抗大”组织编写红军政治工作经验，一方面是为“抗大”教学之用，另一方面也提供给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队参考。李富春、莫文骅、刘亚楼等人参加了这一工作，亲自撰文编写，李富春写总论，莫文骅写战时政治工作，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战时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任务与内容和战时对人民的政治工作、战时对敌军的政治工作。对红军战时政治工作的根本经验和基本做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对加强我军政治建设，发展军队政治工作，确是不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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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莫文骅（前排左一）与红军大学第一期一科留延安同学合影。

当时， “抗大”开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课程。莫文骅负责辛亥革命一章，在写出初稿的基础上，他又去听张闻天给学员的讲课，再对自己的讲课提纲进行修改加工，这样现学现卖当起了这门课的教员。由于莫文骅肯下功夫，加之有一定斗争经验，课讲得很生动，很受学员欢迎。 “抗大”的工作经历，为莫文骅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1938年，毛泽东组织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研究会，莫文骅、萧劲光等七八个人参加，每周讨论两次，地点就在毛泽东家里。毛泽东一节一节地给大家讲课，然后让大家逐个发言和提问题。莫文骅回忆，毛泽东当时曾说：“打仗就像吃馒头一样，要一口一口地吃，集中力量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在战争研究会结束后写出来的，他写完后还拿给莫文骅先看并在信中写到：“现送一本《论持久战》原稿给你看，请你提意见” 。

毛泽东非常爱书，很注意收集各种书刊来阅读。当时，后方群众送来的慰问品中有一些书刊，毛泽东总要工作人员挑选一些送到他那，还经常推荐一些书给大家看。毛泽东见到莫文骅总要问：“你在读什么书啊？有什么好书吗？”一次，莫文骅读到了一本日本人写的《外线作战》觉得不错，推荐给毛泽东说：“报告主席，我看到了一本好书，叫《外线作战》。 ”毛泽东高兴地说：“快！快借给我。 ”莫文骅走后，毛泽东立即给郭化若写信说：“莫文骅有一本《外线作战》，你去向他借。 ”第二天，莫文骅就把这本书带给正在考虑如何将内线作战变为外线作战的毛泽东。

毛泽东让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进行自我批评

1938年2月初，莫文骅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 1939年秋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八路军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凝结了战斗友谊，关系是很密切的。但在抗战初期，边区的困难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军政军民之间也难免产生一些矛盾。军队也出现了不尊重政府和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残余思想有所抬头。毛泽东对这种情况非常重视，亲自做工作协调军政军民关系。

1939年冬，莫文骅到驻在永坪的警备四团检查工作。团长陈先瑞汇报说，战士去借老百姓的锅，有的老乡不肯借，把锅沉到池塘里；炊事班到老乡家去做饭，老乡把烟筒堵了起来。莫文骅为此给边区副主席高自立发电报，反映有关情况。萧劲光把这封电报同时呈送给了中央领导同志。朱德看了电报后批评了边区政府。西北局书记高岗不服，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莫文骅回延安后不久，毛泽东叫他去。莫文骅进门一看，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李富春、萧劲光、林伯渠、高自立、高岗都在。毛泽东见莫文骅进去就批评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不检讨自己，还向中央告状。埋怨政府。 ”莫文骅知道是电报出了问题，赶忙做检讨，并说明是给私人的电报，中央如何知道我不清楚，没有告状。莫文骅讲完后，边区一位领导同志又讲了一些部队不遵守群众纪律的事。毛泽东说：“莫文骅检讨了，你们也要检讨检讨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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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右）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中）385旅参谋长耿飙（左）。

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八路军留守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会的有萧劲光、莫文骅、耿飚等十余人。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今天请各路诸侯来谈谈军民关系问题。 ”有的同志发言时带有怨气，埋怨群众态度不好，说有的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着部队同志找毛主席评理。毛泽东听了以后，耐心地开导大家说：“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跑。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了民管军，这该多好啊！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的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绩。军队有广大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做军队工作的才不会犯大错误，才能打胜仗。边区才有希望。 ”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怨气一扫而光。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1943年春节前后，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热烈的“拥军优抗”、“拥政爱民”活动。这一活动的效果很突出，不仅当时增强了军民团结，加强了边区力量，同时对军队建设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1944年，党中央将这一做法向全军推广，形成新的革命制度和光荣传统。

作为“父母官” ，莫文骅为广西巩固新政权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从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到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莫文骅在陕北工作了整整十年时间，成为他戎马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1945年10月，莫文骅调任南满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8年 5月，莫文骅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 1948年秋，在辽沈战役中最激烈的一仗塔山阻击战中，莫文骅、吴克华指挥四纵以其顽强的防御作战和坚强的政治工作，血战六天六夜，抵抗住了国民党军十一个师的疯狂进攻，赢得了塔山作战的辉煌胜利，创造了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例，保证了我军主力攻克锦州和辽沈决战的胜利。在战斗中莫文骅向大家讲道：“我们这回是死守，要不惜一切代价，一步不退！敌人打到营部，营部就是第一线；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打到纵队部，纵队部就是第一线！就是天塌下来，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一步不能退！”莫文骅的“敌人打到哪里，哪里就是第一线，死守不退”的誓言，让四纵老同志仍记忆犹新。作为纵队政委的莫文骅，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不负众望，以坚强的党性和出色的才干，带领全纵队团结一心，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胜利，也赢得了赞誉。人们对他出色的政治工作才干尤为称道。主攻锦州的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曾称赞说：“莫文骅政委对部队政治工作很有经验，他支持和帮助军事指挥员下决心，是一位能带领部队打胜仗的好政委。 ”

1948年11月1日，莫文骅同吴克华率四纵奉命先遣入关作战。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莫文骅升任四野十四兵团政治委员，刘亚楼为兵团司令员，率部南下， 6月到达汉口。不久，十四兵团部奉命回京，组建空军，莫文骅调任十三兵团政委。

1949年12月11日广西解放，张云逸任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莫文骅任省委副书记、省军区第一副政委、南宁市军管会主任、南宁市委书记兼市长。在广西解放初期协助张云逸负责省委和军区日常工作，莫文骅为建立和巩固新生政权，剿匪反特，安定秩序，恢复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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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南下途中，十三兵团主要领导人合影。右起：参谋长曾国华、政委莫文骅、司令员程子华、副政委吴法宪、副司令员黄永胜。

入桂初期，剿匪成为莫文骅倾注精力很大的一项工作。广西山多、民穷、枪多、匪多，有“无山不有洞，无洞不有匪”之说。公开活动的土匪武装有9万人，为中南六省之最。这些土匪不仅受滞留香港的桂系军阀头目所遥控，而且得到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支持。镇压暴乱，肃清匪患，是广西解放初期的头等大事。到1950年1月底，全省收降改编残敌正规武装20股，计1.4万多人。然而此时，土匪暴乱的逆流却在暗中涌动。 1月25日，在恭城县，以原国民党退役中将军长钟祖培为首的“恭城人民反共救国军”胁迫群众4000多人举行暴乱，将我驻各乡小部队及政府工作人员全部杀害。次日上午，匪徒攻入县城。恭城暴乱，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手段之残忍，震动了省内外。接着，玉林、梧州、平乐等地也发生了严重的土匪暴乱，被杀害的干部群众达3000多人。

面对武装匪徒的猖狂暴乱，广西军区迅速派出部队镇压匪乱，处决了钟祖培等一批匪首骨干。同时召开会议，重新认识匪情，调整剿匪部署和对策。经过3个月的重点进剿，基本上摧毁了大容山区、六万大山区、圣堂山区等地股匪，歼灭武装匪徒3万余人。 4月20日，莫文骅写了《广西四个月剿匪初步总结》，肯定各剿匪部队的功绩、经验，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教训，号召“全体党、政、军、民，更大地提高剿匪积极性，通力合作，为完成剿匪任务，安定社会而斗争” 。

但总体而言， 1950年上半年的剿匪斗争进展不快。 11月14日，毛泽东电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等，批评广西剿匪工作落后，要叶剑英前往广西帮助剿匪工作。 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华南分局及广东军区、广西省委及广西军区，要求检查剿匪落后的原因，并提议“广西军区从12月起仿照西南办法每月发一次剿匪通报” 。毛泽东电报让广西省委和军区领导同志大为震惊。 11月16日晚9时，莫文骅以省委名义草拟了一份电文，经张云逸、陈漫远、李天佑同意签发，报告毛主席，表示接受批评和坚决改正。次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贯彻毛泽东指示，研究和制定措施，加快剿匪步伐。 11月20日，又以张云逸、陈漫远、莫文骅、李天佑的名义发电给毛泽东，认真检查在领导剿匪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 ，详细汇报了冬季进剿情况及下步计划。当天，毛泽东给张云逸、陈漫远、莫文骅和李天佑回电，表示同意他们“对广西工作的检讨及方针计划，望本此做法，取得成绩，以利主动地应付时局” 。经过努力，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3月，广西取得了桂南、傜山剿匪的胜利，全省共歼匪18万多人，收缴枪支22万支。全省除桂西30多个县外，基本消灭了股匪，从根本上扭转了剿匪的被动局面。毛泽东于1951年1月2日和1月23日，先后致电广西省委、军区领导及中南军区党委，表扬广西“过去几个月剿匪工作有很大成绩” 。到1951年5月底，基本肃清了全省股匪。 5月16日，毛泽东怀着喜悦的心情，致电广西军区并告中南军区，对广西剿匪取得的成绩表示“甚慰” ， “望鼓励剿匪部队继续进剿，歼灭一切残匪” 。广西剿匪工作于1952年以全胜而宣告结束。

南宁是广西新省会，市政基础差。为推动南宁基础设施建设，莫文骅按照轻重缓急，有计划地搞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市政建设，如拆旧城墙，筑马路，建担水码头，疏通阴沟，兴建礼堂和人民公园等。开始，莫文骅提议把望仙坡上的古炮台与白龙塘一带规划为人民公园时，有人认为那里很荒凉，四周树木稀疏，且离市中心较远，持不同意见。莫文骅在市政会议上说：“我们共产党人应有长远发展的眼光，不能把眼睛只盯在今天南宁巴掌大的地方，要看到几年、几十年后南宁的发展。 ”在莫文骅的领导下，南宁各族人民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使南宁城市复苏了，充满着春天的气息。 1958年，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亲自选定人民公园为接见广西各族人民代表的地点。韦国清陪毛泽东登上公园的古炮台，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个公园是莫文骅当南宁市长时兴建的。 ”毛泽东听后满意地点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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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在南宁市镇宁炮台上视察。（左一）张云逸、（中）叶剑英、（右）莫文骅。

1951年5月，中央军委来电报，调莫文骅到东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至此，莫文骅不再担任南宁市市长。莫文骅在南宁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多。但在这一年里，南宁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以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在学院干一辈子，死了就埋在八宝山”

为了在新形势下保持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做好政治工作，培养大批具有一定政治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知识，适应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的政治工作干部，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1954年初给中央军委报告建议创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很快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在罗荣桓的领导下，政治学院的筹办工作展开了。为了选配一名专职副院长来主持日常教学和行政工作，罗荣桓挑选了莫文骅。罗荣桓同莫文骅曾在保安“红大”一起学习，同窗半载，以后莫文骅留在“红大”和“抗大”工作，具有丰富的办学经验。

1954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萧华兼任第一副院长，莫文骅任第二副院长兼教育长，主持学院工作（1961年底，莫文骅任院长）。从此，莫文骅在他戎马生涯中开始了第二次办学，而且一办就是13年。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3 月16日，政治学院举行首届开学典礼暨国防部授予政治学院大军区级的军旗仪式。在庄严的气氛中，谭政大将代表中央军委授旗，莫文骅代表政治学院接旗。从1954年调来办政治学院到“文革”前两年的这一段时间，莫文骅有幸在罗帅直接领导下工作。莫文骅带领大家响应罗帅的号召，怀着一颗“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之心，以“在学院干一辈子，死了就埋在八宝山”的忘我精神，刻苦攻读，勤奋工作。全院上下政治热情高，学习气氛浓，成为政治学院最红火的时期。莫文骅同大家一道，夜以继日地工作学习。

当时政治运动不断，在运动中人们头脑容易发热。莫文骅注意保持清醒头脑，既顺应客观形势，又不随波逐流赶浪头，处理问题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情况，掌握政策。在政治学院整风反右斗争中，各基层单位报上来二三十名“右派”分子，要求审批。莫文骅主持召开党委会，坚持实事求是地分析，划清思想认识问题与政治立场问题的界限，不凭只言片语，不搞无限上纲。经过研究分析，莫文骅认为，报上来的绝大多数人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结果全院最后只划了两个右派分子。

1965年3 月，由于林彪的干预，莫文骅被撤去政治学院院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莫文骅当即表示：“决定与事实不符，我保留个人意见。 ”1967年9月18日，莫文骅被关押起来，之后又被投入农场劳改，遭受了长达八年的迫害。 1969年10月，毛泽东批示：“莫文骅似乎不是坏人，由于工作方式不好，得罪了不少人，至于他的历史，我不清楚，此事还是由军委处理。 ”毛泽东的批示，使莫文骅的问题出现了转机。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莫文骅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不堪回首的八年迫害终于结束了。

装甲兵政委莫文骅，带头深入基层搞调研

1975年8月，莫文骅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被任命为军委装甲兵政治委员。装甲兵在“文革”中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的重灾区，原兵种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迫害致死，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一批长期在装甲兵工作的教员、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被遣散，院校、科研机构被撤销，部队军政素质下降，兵种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装甲兵党委排除干扰，顶住压力，着手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消除派性，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解放干部。装甲兵党委成立了莫文骅为组长的整顿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装甲兵机关和所属单位的专案复查、调整领导班子和安排超编干部等工作。莫文骅把为许光达同志恢复名誉作为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组成专案组经过深入的调查核实，推倒了加在许光达同志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装甲兵党委于1975年8月14日向军委上报了《关于为许光达同志恢复名誉的报告》，经邓小平等军委领导同志审批后，总政1975年11月21日批复：“经中央军委批准，给许光达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对许光达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并将批复和装甲兵的报告转发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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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兵装备复杂，技术性强，对莫文骅来说还是一个新领域。为尽快熟悉和了解装甲兵，莫文骅除了参加兵种业务工作会议，听汇报掌握情况，翻阅有关资料，学习兵种知识外，还抽出时间下部队，到院校工厂去调研。 1975年9月，莫文骅在安徽三界参加装甲兵战术训练现场会时了解到，坦克部队的训练是很苦的。隆冬季节，车内像一座冰窖，乘员手、脚、脸都冻肿，不少人得关节炎；盛夏，车内高温达40度，驾驶员拉操纵杆需要很大的拉力，乘员体力消耗很大。当时坦克连队伙食标准低，乘员体力跟不上。莫文骅即把调查情况向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建议适当调整坦克乘员的伙食标准，被军委采纳了。

1982年9月，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将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改为总参谋部业务部的命令” ，撤销了装甲兵领导机关，莫文骅也卸去了装甲兵政委职务。 1988年，莫文骅荣获一级红星荣誉勋章，同年离休。 1993年，莫文骅被推选为黄埔同学会副会长，为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努力。 2000年5月31日，莫文骅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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