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戊戌变法的失败，真是因为慈禧吗？

在过去的叙述当中，有很多关于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的结论，将她定义为“保守派”的代表，但变法初期，慈禧似乎还表现出了热情，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她后期态度上的逆转？戊戌变法真是因慈禧而失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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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在讨论近代早期工业化的问题，受到蒋廷黻和费正清的启发，蒋廷黻对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这本书中有一段讨论，他说，如果慈禧太后是一个保守派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中国工业化启动的最初半个世纪。 1860年，中国的工业化开始启动，半个世纪后就到了1910年。慈禧太后是1860年，咸丰皇帝去世后，开始和恭亲王联合执政的。从1860年到1908年慈禧去世，这48年是中国工业化启动最迅猛的时候。费正清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慈禧太后看成守旧的人，就没有办法理解中国工业化早期的进步。

从现代化史的角度讲，在19世纪晚期的半个世纪，中国的工业化从零起步，到19世纪晚期结束时，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速度和质量都相当不错。当时的史料可以表明，东方人和西方人都在赞美两位“大女主”：东方中华帝国的慈禧太后、西方英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但是到后来，孙中山把这种赞美颠覆了，骂女主执政不好，牝鸡司晨，是中国政治的不正当。

后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重新讨论历史原初的样子。我比较倾向于，虽然慈禧太后有很多缺点，很多问题，认识不深刻，有偏见，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工业化发生的早期，慈禧太后作为拥有最终否决权的人，她并没有很多地行使否决。因此从1860年到1894年的史料中，慈禧太后基本上没有负面消息。负面消息一是从甲午时代，一是从戊戌政变发生后，这两件事情使慈禧太后的名声受到很大影响，因为这时就形成了之前没有的、强烈的反对派。 1894年之前只有一大批清议，有前清流、后清流，但是没有康有为这种异己和孙中山这种政治反对派。

因此，慈禧太后在那时的史料中呈现的形象，就是一个伟大的“女主” 。只有在同治皇帝去世，光绪皇帝接班时，有个别御史反对她执政，但不是反对慈禧太后这个人。慈禧太后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她大致了解世界大事，是一个开明的，愿意中国往这方面走的人，因为她是这个家的大家长，和《红楼梦》里的贾母一样，哪有家长希望这个家破败的？用现在的话讲，她是主要责任人，是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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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发生的事情很简单，就因为洋务运动几十年，没有触及到中国社会的再造，国家的再造，体制的调整，那时还不存在推翻清帝国，推翻皇帝的问题，就是随着经济增长，体制本身有一个调整改造。像日本明治维新，它的伟大不是推翻了皇帝，而是在皇帝的领导下，调整了国家体制。比如国内统一市场的建构，军政官员体制的重新调整，市民社会的改造，现代国家改造，教育的发生……这些事情中国都没做。中国在之前30年的洋务运动中，就是单打一地畸形发展，魏源称之为“坚船利炮” ，在“道”和“本”上没下功夫。

等到《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面临着直接性的失败，那时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到清廷高官，没有一个人反对中国去调整，所有官僚都认为，之前确实是畸形的发展。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一星期后，清廷就开始发布命令，让内外大臣都思考一下，中国应该怎么改，在这个过程中，慈禧太后的思想观念，和其他大臣应该是一致的，中国应该在原来增长的基础上，接受被日本打败的教训，这就是维新时代的开始，要释放社会，各地开始有活力了。像湖南、直隶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发展，上海更不用说，社会开始改造，媒体开始释放。为什么梁启超、严复的成功不可能在1895年之前发生？因为那时候清政府虽然没有禁止，但肯定不希望出现这种一篇文章可以震动天下、引导全国舆论的媒体人。

1895年开始，资产阶级准政党政府出现，对后边的政治变革影响非常大。社会改造、政治调整，新教育也逐步提上日程，办日本式的教育，办西方一样的中小学和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慈禧太后至少是不反对的，因为她不是执政者，她只有最高否决权，但她没有反对。从1895年到1897年，中国的发展很平稳。

但是为什么后来会出现这种变革？这就要观察1897年底的胶州湾事件，德国在这个过程中要求进入胶州湾，但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国家，谁敢把土地给外人？中国近代史上，除了1842年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后的半个世纪，再没有敢割让土地，也没有敢把土地租出去。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土地是我的，烂在那个地方也不能给你。因此这个时候，外国人没地方做生意，没地方发展自己，找不到土地的利用，这其实是很畸形的状态。

这种状况一直僵持到《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给这些国家留了一个机会，就是日本强行要求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但是辽东半岛是满洲人的发祥地，史料中记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有一个想法，如果打不赢，日本非要土地的话，台湾孤悬海外，可以把台湾给他们，但辽东不能给，因为还有些祖先葬在辽东。清廷大臣把这种想法作为重大事情去考虑。马关谈判时，你可以感受到在李鸿章的脑海里，真正想的不是不能割让台湾，不是赔款问题，而是不能割让辽东，因为这是政权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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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关条约》签订当天，出现了“三国干涉还辽” 。三国就是俄国、德国和法国。虽然我们今天看不到当时外交交涉中留下的档案，但能猜测出，德国和中国一定有一个交易，那就是德国帮助中国把辽东半岛要回来，中国给德国一个港口作为交换。因为1871年德国正式成立时，就派了水利工程师到中国沿海考察，最近清史委员会出版了两大册考察日记，你可以看到，德国作为一个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产能过剩，金融过剩的问题，需要向东方转移，在这种状态下，德国向中国要求一块土地，一个港口，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在这里的勾兑和解决中可以看到，三国和清政府应该都有这种交涉。

1897年，发生了一个大问题。三年过去了，中国政府没有兑现德国、俄国和法国的要求，中国的外交官就告诉德国人，跟中国政府打交道，要先斩后奏，这样我们才看到历史书里讲的德国抢占胶州湾事件。占驻之后，中德两国谈判，谈到1898年3月，谈出把胶州租给德国100年的结果。紧接着一星期后，把广州湾租给了法国，再过了一星期，把大连湾旅顺口租给了俄国，紧接着，英国要求扩大香港的租界，要求租借日本人占领的威海。这种状态直接导致了空前的政治危机。

我想，清政府在谈判当中，从外国人强制性地要，最后谈判成“租” ，应该说是一种重大进步，终于从《南京条约》中的强制性割让退回来了。毕竟出租的土地主权在中国，租期一到可以还回来。但是也有个大问题，清政府的政治不透明，清政府的用意以及和外国人谈判的外交交涉，大家都不知道。因此1897年到1898年的谈判过程中，南方、特别是北方，严复的《国闻报》一直在批判这件事，煽动德国人很坏，清政府很软弱，这不就把民族主义激活了吗？我个人认为， 1898年春天，清政府签订的这三份协议是中国开放的巨大进步，解决了土地的合理利用，解决了外国对中国投资的担心，应该说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知识分子就不同意了，谭嗣同、严复、梁启超、康有为都认为这是一件亡国的事情。梁启超讲，要做好亡后之作，谭嗣同讲，中国都亡了，我们怎么办。因此， 1898年春天才开始推动了政治变革，在整个变革过程中，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还很得沉住气，因为他们不在第一线主持，在第一线主持的是恭亲王。从1860年开始，恭亲王就断断续续地主持朝政， 1884年中法战争后休息了十年，但是总体来讲，在甲午战争后，恭亲王对清政府稳定性的掌控力度是不必怀疑的。因此，恭亲王在的时候，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情绪化并没有掀起风浪，但是历史的巧合发生了，在这个关节点上，恭亲王死了，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很不一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