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的政治哲学思想：“无为而治”与“以寡治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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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

王弼，字辅嗣，生于魏文帝黄初七年年，卒于魏废帝齐王芳嘉平元年年，年仅二十四岁。对于他的生平史书记载不多，《三国志》并未对其作传，只是在《钟会传》中提到一句：“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 。其它有关王弼的事迹可见于《世说新语》的《文学》、《赏誉》两篇。

王弼的无本论内在的分为“以无为本”和“以无为用”两个层面，其“以无为用”实质上正是对曹魏面临的两个问题的回应，即以何为治国之道以及如何建立理想的君臣关系问题，具体地讲就是王弼的“以无为用”的政治方略。作为本体的“无”自然是具有抽象的意义，但“无”要运用起来，要用于指导政治和人生就不得不与具体相结合。

虽然这种具体在王弼那里仍是原则性的、方略性的，而非具体的政治措施。那么，王弼是如何建立他的原则性的政治方略的呢？从王弼本体论的两个走向来看，他是以“以无为用”来解决施政的原则和君臣关系的问题的。那么， “无”究竟如何来用，如何将抽象的、本体义的“无”贯彻在政治和人生之中？王弼结合了儒、法、道三家的思想，对黄老的无为思想做了改造，提出了他自己的无为而治和以寡治众说，来解决魏晋时代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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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髦(魏废帝)

一、无为而治

兴于秦汉之时的黄老学说强调无为而治，讲无为而无不为，以天道的自然无为来要求人道的无为。而王弼则是以道家的无为之治为基础，吸收了法家刑名之治以及儒家的德治，提出了玄学意义上的无为而治。具体地看，王弼的无为而治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崇本息末

王弼的“崇本息末” ，从哲学的层面看就是他的方法论，这种方法既是认识本体之“无”的方法，同时也是“以无为用”的方法，更是人道所应顺应的方法。他说：“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竞。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

这里，王弼将两种方法“守母以存其子”和“舍母以用其子”作了对比，认为本体之“无”是无形、无名的，角之于万物则万物自生，天地万物自然和谐，这即是天道，是本体之“无”运用的体现。而人只要依天道而为就行了，只要崇母即可存子，抓住了本体，即可体全而大用。但如果舍母而用子，以仁义为用，则不仅不能达到用仁义的目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这样，王弼将本体意义上的“无”与人事之以何为用相结合，以崇本举末——以本无为用来作为指导政治人生的原则。在《老子指略》中，王弼对法、名、儒、墨、杂五家一一作了评价：“而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儒者尚乎全爱，而誉以进之。墨者尚乎俭音，而矫以立之。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夫刑以检物，巧伪必生名以定物，理怒必失誉以进物，争尚必起矫以立物，乖违必作杂以行物，秽乱必兴。 ”

在王弼看来法、名、儒、墨、杂五家之学其错就在于用“子”而弃“母”夕，其结果是“巧伪”、“失理恕”、“争尚”、“乖违”、“秽乱”丛生，事实上这也正是汉末以来曹魏施政方略所造成的现实结果。曹操重名法，其死时纷乱层起曹操尚节俭，而曹叡则大兴土木，奢靡成性；曹丕、曹叡以德治来弥补刑名之治的不足，却又不免使得尚虚名之风盛行。在王弼看来，这些显然都不是可行的治国方略。那么他的治国方略又是如何的呢？他说：“故其大归也，论太始之原以名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迷罔之谜。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未有；无责於人，必求诸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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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

这固然是王弼对《老子》一文的评价，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治世方略的提出。在王弼看来，道家之学的长处就在于其以天道应用于人事，以崇本来实现息末的目秽而，以守母来实现存子。王弼所指的、墨、杂五家之学来治国所引起的“末”即是“贱夫巧术” ，也就是以法、名、“巧伪”、“失理恕”、“争尚”、“乖违”、“”的恶果，这些“末”是靠五家之学本身所不能消灭的，是其必然的后果。而要息之，则必须以“天道无为”为用，即其所谓得“崇本”、“守母” ，以崇无之本来达到息末的目的。

（2）主静无为

在《老子注》中，王弼确立了主静、以静制动的原则，认为天下万物虽有变化运动， “物有往来” ，但这种运动始于静，又复归于静，这种静是本体之无的体现，所以能制万动。他指出：“言致虚，物之极笃守静，物之真正也。动作成长，以虚静观其反复。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 ”

现实中的具体的万物纷繁复杂，变动不居，但其动都起于静又复归于静，所以只有静才是万物真正的本性的体现，是万物的最终本体——“无”的体现和要求。因此，只有清静才可以作为万物万事的可依从的正道，才可以使万物的各自之性得以保全，从而囊括天下之动。所以，在施政的原则上也要主静、无为，以静来制动，以无为而无不为。那么，如何来以静制动，以无为而无不为呢？

王弼的无为是顺应老子和黄老的无为原则，主张去智、去欲、去刑，因物而有为。他这样说道“治国无以智，尤弃智也。能无以智乎？则民不辟而国治之也。 ”在王弼看来， “智”是有意、有目的的强为，是不合本体之“无”的要求的，所以治理国家就要“无以智” ，要“弃智”而不强为。圣人为政的原则就是顺应天道的自然无为， “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以至于“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 。而这种无为之治是顺应本体之“无”的要求的，亦是保全万物自性，因而不为，顺而不施的。只有依着这样的原则才能使“民不辟而国治” ，才能“卒至于大治” 。

接着，王弼提出了以静止乱，与民休息的原则。他说：“处屯之初，动则难生。不可以进，故‘磐桓’也。处此时也，其利安在不唯居贞、建侯乎！夫息乱以静，守静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谦。屯难之世，阴求于阳，弱求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初处其首，而又下焉，爻备斯义，宜其得民也。 ”

在王弼看来，治乱世也要主无为、清静，不可以冒进、强为，这显然不同于曹操的“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的主张。在王弼看来，人主在初建功业之时亦应主静，以侯时、势具备，要甘于处在贱位，以谦逊的态度对待臣下，以求与臣子合心合德，以正道——天道之无为对待百姓，使民安居乐业。

对于适时、适势的原则的解释，王弼揉合了儒家的“中正”、“中行”的原则，并

对其进行了改造。王弼的“中正”、“中行”已不再仅仅具有儒家“过犹不及”的意义，而是在道家主柔、守静的原则下，加入了因物、因时、因势而为的要求，这种为是基于阴阳的变化，纠合了刚柔动静的，所以能顺应一切变化的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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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老子出关图》

（3）名教出于自然

王弼以名教出于自然来确立二者的本末关系。他认为：“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大制者，以天下之心为心，故无割也。 ”

与老子相同的是，王弼也认为名教、礼仪是大道散后所立。但不同的是,在老子看来，社会是处在退步的过程中，圣人制名分、定长序是不合于自然之道的，此所谓“大道废，有仁义” ， “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而王弼则对礼仪、名教给于了一定的肯定，认为“朴散”而导致了“百行出，殊类生” ，所以圣人不得不“立官长” 。而只要是圣人为政，坚持“以柔为师” ，则一定会“使复归于一也” ，重新回到“真”未散，与道合一的状态。

事实上，在王弼看来，名教不仅仅出于自然，而且也是自然的体现，是社会的基础。 “故家人之道，尚威严也。家道可终，唯信与威。 ”这种以血缘之爱为基础，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的家族制度，既是家庭和睦的保证，也是天下安定的基础。而这种家族制度就是儒家的名教。所不同的是，儒家的名教是实现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仁、义、礼、智、信的方法和途径，是以名教为用的。

而在王弼看来，真正的名教的本质是以“无”为本、自然而然的结果，是本体之“无”的要求和体现，是不可违背的， “妇制其夫，臣制其君，虽贞近危”；同时也有着其不可替代的治世之作用，即“若不系民诗，则无以观风。风乖俗异，则礼无所立。礼若不设，则乐无所乐，乐非礼，则功无所济”

王弼所理想社会又是怎样的呢？他以为“故苟得其为功之母，则万物作焉而不辞也，万物存焉而不劳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义可， ,礼敬可彰也。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 ”

这里，王弼对他所向往的理想政治局面作了描述。这种政治局面是以圣人为政，施无为之法，使万事万民各尽其性，而圣人以诚相待，无欲无求，这样百姓则“各任其贞，事用其诚” ，自然会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而真正的，符合道之本义的仁、德、义、礼也都可以自然而然的得以实现。这样的社会同时会呈现出一个百姓各尽所能、整个社会自然和谐的局面，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叛乱和纷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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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出关

二、以寡治众

王弼理想的君主实质上是应用了崇本息末、主静无为的施政原则的君主，这样的君主与天道自然合一，亦是圣人，自然能够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实现天下大治。在王弼这里，其理想的君主和其无为而治的方略是结合在一起的。

（1）君主的合理性

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在哲学层面要求“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这样的“无”是万有的抽象，是万物的最终本体。将这样的一个本体论的原则贯彻到政治人生方面即是王弼的以寡治众、执一统众说，同时也依此而确立了圣人即君主的宗极地位。他指出：“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

这固然是以寡与众、一与多来确立本体之“无”的绝对性和必要性。正是有了本体之“无”这一至寡之“一”的作用，万物才会“繁而不乱，众而不惑” 。所以，对应到事象人生，对应到现实政治层面，要出理纷繁复杂的政事，则必须“举一以明” ， “立主以定” 。这种以寡来治众，执一来统众即是要求有宗主来作为主宰，以其来统御万民。这是作为本体论的解释，如归于事象人生，则意味着百姓不能自己治理自己，能治理万民的只有至寡之人，即君主。对于百姓自身来说，也需要有一个最高的权威来治理万事，而只有在这种以至寡之君主来治理至众之万民的情况下，社会才不至于混乱，人民才会有序。

在王弼看来，君主集权制就是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亦是民心之所向。这样的治理模式有利于统一人的思想，安定社会的秩序，也是以无为用的体现，即“屯难之世，阴求于阳，弱求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 ”而国家的安定与否，则是直接与君主相关的，即“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乱，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从上也。 ”

由以上可见，王弼一方面以至寡治众、执一统众，即从本体论的高度上确立了君主的合理性以及君主集权制必要性，同时也对君主的权力作了限制，把国家兴亡的主要责任归于君主，以民风的变迁作为君主判断自己行为的标准。这实质上也是儒家重民思想的一种延续，这不能说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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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

（2）理想之君主

王弼理想的君主形象显然是以无为用，施无为之法的君主。这样的君主，一方面是与道合一的圣人，另一方面也是治理万民，使国家安定，百姓安居而各尽其能的贤君明主。他指出：“ 为天下浑心焉，意无所适莫也。无所察焉，百姓何避无所求焉，百姓何应。无避无应，则莫不用其情矣。人无为舍其所能，而为其所不能舍其所长，而为其所短”

这样的君主以无心为治，不以智察民，所以百姓不以巧伪来规避无求、无欲于百姓，所以百姓也不会穷心尽智的来应对君主的欲求。而正是因为百姓不规避、不应付，所以都能各尽其责, ，各尽所长，这样自然会出现一幅天下大治，万物和谐的局面。无为、无心、无欲、无求是理想的君主的施政原则。

那么，在现实的施政过程中，如何应对时事的变迁呢？王弼同样的描述了一个依靠主静无为的原则，依时、依势而为，可以灵活机动的处理好一切变化事件的明君贤主的形象。他说“致物之功，不在于暴，故曰徐也。困而后乃徐，徐则有说矣，故曰：困于赤拔，乃徐有说，也。祭祀，所以受福也。履夫尊位，困而能改，不遂其迷，以斯祭祀，必得福焉，故曰：利用祭祀也。 ”

联系到曹魏的现实，王弼正是以这种方式来影射曹魏的，并规劝统治者来施以无为之治，以作一个贤君明主，使国定民安，上下齐心。在曹魏的名法之治的统治之下，臣民与君主之间离心离德而使政权陷入困境的情形正和因卦九五之情形相同。而在王弼看来，这种情况并不是不可逆转的，只要君主能认识到导致困境的根本原因，依照无为而治的原则来施政， “困而后乃徐” ，不施以极政、暴政，自然会君臣得安， “必得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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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

（3）为臣之道

在王弼理想的君臣关系中，君为主、臣为辅，所谓“民从上也” 。只要为君的依道而为，施无为之治，自然会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君主和臣子之间亦可以实现和谐的局面。这是王弼基于其无本论而作出的构想。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往往会有君主不能实施自己的权力，而受到臣子的胁迫的局面出现。对于此，王弼作了精致解释，同时对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作了区别，构建了一种理想的君臣关系。他说“以刚居中，而应于五，在师而得其中者也。承上之宠，为师之主，任大役重，无功则凶，故吉乃无咎也。行师得吉，莫善怀邦，邦怀众服，锡莫重焉，故乃得成命。 ”

这里所刻画的显然是一个贤臣能将的形象。师卦九二作为臣子，以刚健居于中位，上乘君主九五的宠爱，被任命为军队的统帅，而委以重任，而要尽到作为臣子的责任，就必须取得战争的胜利。而只有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才能使国家得以安定，从而即可得到下属的钦佩，又可得到君主的奖赏。

而如果臣子不以臣子之道来施为，则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灾祸。他说“以阴处阳，以柔乘刚，进则无应，退无所守，以此用师，宜获舆尸之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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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贵论

在《周易注·随卦》中，王弼进一步表明他所主张的为臣之道：“处说之初，下据二阴，三求系己，不距则获，故曰：随有获也。居于臣地，履非其位，以擅其民，失于臣道，违正者也，故曰：贞凶......虽违常义，志在济物，心存公诚，著信在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

表面上看似乎亦有取代九五之位而为君主的可能。但实质上仍是为臣者， “居于臣位” ，如果不能实行为臣者的本分，以君主之道为为臣之道，试图据百姓为自己的臣民，则一定会给自己带来灾难，虽可能会有一时的风光，但最终会以“凶”为结果。而如果安于臣道，以刚为政，尽其臣子的本分，虽有可能带来非议，但只要“志在济物，心存公诚，著信在道” ，则无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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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

对于王弼思想的评价，历来是褒贬不一。东晋儒者认为王弼“罪过桀纣” ，并把西晋亡国的主要原应归罪于王衍的“清谈误国” ，以为其根子在王弼的贵无之说。王弼的哲学是为正始改制服务的学说，改制的失败意味着王弼未能取得成功的社会效应。将西晋亡国的原因归罪于王弼的贵无学说显然是不合适的。事实上， “以无为用”、“无为而治” ，在东晋王导、谢安等人的运用下却取得了较好的效应。虽然没有实现全国的统一，但却能使东晋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内忧外患之后，能苟延残喘一百余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参考文献：《曹操集》、《三国志》、《太玄集》、《群书治要》、《全晋文》、《老子校释》、《王弼集校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