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仓皇辞庙日：李煜是否在为祖父还债以及国号南唐真有后遗症吗

之前谈古论金发布的《南唐后主李煜毒杀一代勇将自坏长城，真是因为赵匡胤的反间计吗？》提到『作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是人们对李煜的刻板印象，实际上李煜很可能是被低估了，赵匡胤随手所施的针对南唐名将林仁肇的反间计如此拙劣低级，李煜不可能因此中计而自坏长城，总之，直白一点说的话，事情没这么简单，李煜也没这么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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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李煜是被低估的小国英主。

南唐旧臣入宋，冠冕堂皇又献媚新朝的说法是指责李煜愚昧懦弱，宋真宗赵恒曾就这个问题问过也是南唐旧臣的潘慎修，潘慎修不假思索的回答道：

李煜如果真的这样不明事理，怎么能够统治国家十余年？（煜懵理若此，何以享国十余年？）

这足以让后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深思。

说起来，认为李煜不应该单独为南唐的覆灭承担责任的说法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观点，就是断言南唐后主李煜亡国之时哀叹说，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而这个悲剧追根溯源，在他的祖父李昪放弃扬州而迁都南京，失去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比较优势而建立一个伪托大义名分的官僚政权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观点认为，当杨行密及其后继者的政权（杨吴、也称南吴、弘农或淮南）征服了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与常州（今江苏常州市）以及江西各州之后，它就获得了江南、江西大量丰产的农业土地（膏腴之地），代表这一利益集团的人物很自然地要求以这些膏腴之地作为立国之本，迁都南京，以建康这个曾经的六朝南朝首都作为割据政权根本重地，建立一个如同东晋与宋齐梁陈这样的政权，以便于与建都汴梁的中原王朝平起平坐，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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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行密于江淮遏止朱温南进步伐，成功避免全国更大范围动乱。

在这个构想中，定都南京之后，这个政权既有了招揽天下豪杰的物质基础（金钱财帛），又有了号召天下人心的合法旗帜（大义名分），对抗汴梁的同时，大可以顺便收拾了吴越、闽国、南汉、南楚、荆湖这些地方割据小政权，囊括曾经的东晋与南朝疆土，这样一来，比起定都扬州看上去只是像一个残唐节度使，自然要有面子与高大上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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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处平安时代的日本主要以杨吴与吴越作为交涉对象。

前述的这个思路认为，南唐按照这个构想建国，很自然就使得淮南只能充当军事上的缓冲区域，只能为南北战争提供军事上的缓冲作用而丧失了其商业与外贸上的传统地位，使得扬州只能不可挽回地毁掉——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取代扬州变成最大的贸易港口，大量原属于江淮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吴越国之手。另一方面，杨吴政权本身是吴越、闽国等的屏障，而南唐政权本身从降生的时候就注定要吞并整个江南，与吴越、闽国等的关系也就迅速恶化。

与此同时，鉴于南唐从理论上是唐朝的继承者，代表的是唐朝的法统，那么定都汴梁的中原政权的法统源于非法的篡权者，南北关系也就变成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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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与杨吴是前后继承的关系，但是杨吴的国都在扬州，南唐的国都为何却在金陵（南京），这里面大有文章。

这一观点的结论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实际上是在替他的祖父李昪还债，在他当皇帝的时候，局势本身已经无法挽回了；换句话说，国名南唐所象征的法统构建与战略定位转移一开始就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使得中主（元宗）李璟与后主李煜有心治国却无力回天。

论证得貌似很自洽，然而真的是这样一个层层递进、似乎顺理成章的情况吗？！

谈古论金窃以为并非如此，原因有二。

首先，将都城从扬州迁到南京并不等同于放弃对外贸易国策与海量财富，一来扬州在之前已经衰落不再是唐代的国际贸易大都会，二来在迁都南京后扬州作为商业城市的地位并没有马上被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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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扬州确实是全国最大的经济都会，也是最发达的国际贸易港口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有『扬一益二』、『天下之盛扬为首』、『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的称誉。唐诗对此也有反映，『市桥灯火连霄汉，水郭帆樯近半牛』是对当时的扬州地区商贾云集、贸易繁盛景象的写照，『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更是扬州在全国首屈一指城市地位的写照。

扬州之所以能够这么牛掰霸气，第一是因为其正处于长江、运河一横一纵两大水系交汇处；第二是因为直至唐代，扬州以南的长江河道仍是一片较为开阔的水面，有感潮区（tidal region受潮水位影响的河段范围）与感潮环境的存在，长江潮水可沿运河上溯至扬州城北，在涨潮时刻，吨位较大的国际贸易船舶能借助深水从容往来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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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扬州附近的海岸线与长江水文的变迁。

唐末，随着长江口进一步东迁，扬州的长江河道的感潮环境有所减弱，潮水无法上溯至扬州城，此外，此处长江北岸线向南推移了25里，从而使扬州与长江相距45里，这不仅影响了扬州的国际贸易大港的地位，大运河也随之出现淤浅难行的尴尬情形——唐代诗人李绅《入扬州郭》诗前小引说：潮水旧通扬州郭内，大历以后，潮信不通。至少公元779年以后上述水文环境的恶化已经开始发端，这还是在杨行密（852—905）出生的70多年前，是徐温（862—927）出生的80多年前，更是李昪（徐知诰， 889—943）出生的11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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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认为：广陵潮消失是在唐大历年间，即公元766年到779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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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年，以杨行密再入扬州作为标志性事件，杨吴政权基本确立。

另一方面，唐末五代扬州遭受了严重的战乱破坏，这一点史书中有明确记载：

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毕）师铎、秦彦之后，孙儒、（杨）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旧唐书·秦彦传》

扬州雄富冠天下，自（毕）师铎、（杨）行密、（孙）儒迭攻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饥相仍，其地遂空。 ——《新唐书·高骈传》

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

《容斋随笔》则说：

..........自毕师铎、孙儒之乱，荡为丘墟。杨行密复葺之，稍成壮藩，又毁于显德。

很明显，扬州在唐末五代初的战乱中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不复有唐代时候那么领袖群伦的城市地位，李昪（徐知诰）打算迁都南京的时候，扬州只是『稍成壮藩』，作为都城已经不太合适，而放弃扬州后，扬州也并没有完全丧失财富来源的作用，只是等到了后周显德年间受到中原王朝军队的进攻才被比较彻底地摧毁。

这就引申到我们要说的第二点，也就是，扬州乃至整个淮南作为军事缓冲区的地位不是因为李昪迁都南京才出现的。

如果我们从军事地理角度着眼，吴国与后来的南唐隔着淮河与中原王朝对峙，扬州位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本身具有致命的地理劣势，我们很容易设想，一旦中原军队突然淮河防线，扬州就直接暴露在敌军兵锋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扬州不是都城也是这样，是都城也是如此，如果南唐未尝迁都南京，那么在遇到后周这样的劲敌时，国都都被敌人攻克了，立国延祚实在是无从谈起，试想，如果李昪定都于扬州，南唐有极大可能早就灭亡了，历史上，南唐丢掉长江以北所有土地，但是依然可以凭长江天险固守了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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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8年，南唐长江以北的所有疆土都落入后周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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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宋灭南唐之役前后也历时一年有余，远谈不上轻松。

至于定国号南唐以示自己是唐朝的继承者，这是构建合法性与凝聚号召人心的需要，虽然很难说这个做法在实际中一定起到多大的效果，但是我们同样不能认为，仅仅因为南唐叫南唐，它与吴越、闽国、南楚的关系就注定会恶化，与中原王朝就必然会因为合法性问题形成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关系。其实，叫南吴也好，叫齐（937年徐知诰受禅称帝，最初的国号就是齐）也好，叫南唐也好，与周边的割据政权与中原王朝之间，彼此都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关系，并不存在叫吴或齐就是不讲究大义名分只求保境安民的地方势力，叫了南唐就是第二个唐朝所以『唐贼不两立』一定要北伐中原的正统朝廷这样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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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末年，契丹灭晋，中原大乱，韩熙载曾经请求中主李璟趁此难得良机，扫荡淮北、直取中原。

从这个意义上，始建于937年的南唐也许在契丹灭晋、中原大乱的时候有过北伐的机会，也许终其一朝因为综合国力与其他因素没有翻盘的可能，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因为李昪放弃扬州建都南京的原因，与建国号为南唐更没有什么关系，换言之，李煜并不是在为祖父还债，建国号为南唐也谈不上有什么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