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改革，宋仁宗为何先支持后抛弃？和赵匡胤的祖训有关

宋朝，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但宋朝也是积贫积弱的朝代，重文抑武的国策造成文官系统人员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官民矛盾日益加重、外来侵略不断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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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家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大宋进行了两次著名的改革：一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二是王安石的变法。不过，可惜的是这两次变革最终都失败了。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一大原因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顽固反对。而范仲淹改革的失败，最大原因则是原先支持变革的皇帝宋仁宗最后对范仲淹起了猜忌。

宋仁宗，是宋朝乃至中国著名的皇帝。仁宗执政时，原来的藩属党项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建立西夏国，自立为皇帝。宋仁宗闻之大怒，随即下诏削去李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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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大宋与西夏的战争全面爆发，一打就是三年多。战争久战不胜，最后只能靠花钱买和平，宋朝的国力财力越来越紧张。

为了解决面临的危机，庆历三年（1043）四月，宋仁宗火速调任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不久又任副宰相，对朝政进行改革。

范仲淹出任副宰相之后，立即根据自己多年的基层经验和对朝政的思考，向宋仁宗上书《条陈十事》。范仲淹指出：宋朝从宋太祖赵匡胤立国到了宋仁宗，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积弊很多，官僚机构臃肿，国家财力薄弱、百姓生活困苦，外敌虎视眈眈，国家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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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以提高财税收入、刷新吏治、提升效能、增强军备力量等为目的，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项新政纲领。

一、废除文官三年升一次官、武官五年升一次官的“论资排辈”旧例。只有做出了“大功大善”的官员，才能得到升迁。

二、减少官二代、官三代靠着“恩荫制度” ，不必参加任何选拔历练就可以直接做官的比例。

三、科举考试要公正、要加大选拔难度。

四、建立一套完备、公正的从中央到地方的针对官僚系统的监察、举荐制度。

五、整顿官员名下的“职田”（用作俸禄之用，离职时交回朝廷），多的吐出来，少的补上去。

六、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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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恢复府兵制，加强国防力量。

八、合并行政区域、减少官吏的总量，进而减轻民众负担。

九、严格考察官僚对朝廷恩泽（赦书中及民之事）的执行情况。

十、严格考察官僚系统对命令（宣敕条贯）的执行情况。

范仲淹提出的这十项改革措施，除了第七条关于军队建设的建议之外，其余全部得到了宋仁宗的认同。仁宗于是颁布诏书，将这些举措在全国推行，改革全面铺开，史称“庆历新政” 。

但是，宋仁宗对范仲淹改革的支持，只维持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宋仁宗发现，在整顿官僚的过程中，范仲淹等以“君子”自居，公开肯定“朋党” ，抱成了一团，这却触碰到了皇帝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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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在立国之后的第三年，以唐朝的牛、李党争造成很多后患为鉴，对朋党非常警惕，下诏书说：“但凡是及第的举人，一律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 ”北宋的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大臣之间互相结成派系或是朋党，从而发展成对皇权有威胁的存在。

所以自宋太祖之后，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对朋党都表现出高度的戒备态度。在皇帝眼里，君子结党比坏人结党更可怕。坏人结党是为了腐败怠政，言行上往往迎合皇权的喜好。而君子结党为了所谓的清高的政治理想，常常会要求制约皇权。

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因损害了官僚们的利益而被指责搞“朋党”时，宋仁宗就问范仲淹：“小人多会结成朋党，那么君子有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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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说：“我在边境带军队的时候，好战者会结党，怯战者也会结党。朝廷中也是一样，好人会结党，坏人也会结党。陛下只要用心观察，自然可分辨忠奸。如果结党是为了做好事，那么对国家又有什么害处呢？”

对于范仲淹的回答，宋仁宗很不满意，也渐渐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更让仁宗皇帝恼火的是，支持范仲淹改革的欧阳修直接写了一篇名为《朋党论》的政论呈交给了仁宗，并在官员之中互相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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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朋党论》中，欧阳修对党派的问题丝毫不加掩饰，认为“朋党”是个很正常的东西。只不过小人是以利益为目的结交在一起的伪朋，而君子则是以共同理想结交在一起的真朋。皇帝应该做的，不是禁止“朋党” ，而是“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

《朋党论》一文，成为了“庆历新政”的决定性转折点。对宋仁宗来说，朋党是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堂上反对改革的声音与日俱增，最终宋仁宗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将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相继贬出朝廷中央，各项改革随即废止， “庆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