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君：唐朝与东亚构成了大唐时代的半部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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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小说或者电视剧里，我们总能看到足以令人自傲的盛唐景象：在文化高度繁荣、国际交流异常活跃的大唐，特别是在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长安城里，有着回鹘人、突厥人等，更有许多来自东方世界的新罗人、高丽人、渤海人、倭人等。但在真实的历史之中，唐朝与整个东亚地区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与今天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在当时的古代社会，又会通过怎样的方式进行交流？对于大唐来说，它又如何与东亚世界发生联系？

与亚洲一样，东亚是一种来自于外部建构的概念。现代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广义上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以及经济活力稍显边缘化的蒙古和朝鲜；狭义上只包括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也就是韩国学界流行的“东北亚”概念。而对于这一区域，古代中国人使用最为广泛的独有词语是“海东” ，意为辽海之东、鲸海之东。所谓海东三国，指的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

东亚古代国际关系以册封体系为基础，各国以汉字、儒教、律令、汉传佛教为基本要素，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强烈影响，中国、朝鲜、日本、越南构成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区域和历史世界——“东亚世界” 。作为一个历史性世界，东亚世界具有自我完整性的文化圈，是一个由独特的政治构成形成的有机关联的区域，是自古以来贯穿于整个前近代时期且具有历史依据的区域性世界。

大唐作为一个巨型政治体，幅员辽阔的版图及其与周边世界内容丰富的文化交流和多元复杂的政治关系构成那个时代的半部全球史。从这一角度而言，东亚只是唐朝产生联系的一个面向（唐朝还有内亚边疆、西域诸国、吐蕃天竺、南诏南海等其他面向），但反过来，东亚处于极东位置，背靠地球上面积最大的海洋，因此东亚诸国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面向就是唐朝，这是唐朝与东亚关系的基本面，而且围绕唐帝国的东亚史必将迈向东部欧亚史。

近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鸿宾，《唐朝与东亚》作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东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冯立君，在北京SKP四层的RENDEZ-VOUS书店，就唐朝与整个东亚地区，包括今天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论述。与此同时，在冯立君的新近出版的《唐朝与东亚》一书中，他也就唐代东亚贸易关系、汉字文化圈、唐代辽东地区统辖制度、中古东亚史学术史新问题等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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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左），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鸿宾（中）与《唐朝与东亚》作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东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冯立君（右）就唐朝与东亚这一主题展开对谈。

朝鲜半岛是汉字文明的交流中继站

王小甫对隋唐五代史、隋唐时期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等都有着大量的研究和著述，他曾经参与了北京大学文科重点项目“盛唐工程” ，承担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这一课题，并在2003年出版了《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在这本书中，他通过介绍隋唐伐高句丽、唐·罗灭百济、渤海之立国等引起地区形势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廓清了许多因对中国传统文化误解而造成的学术迷雾。在他看来，学术正是社会发展的反映，因此他很高兴可以看到能够有人再次关注这个角度，因为东亚或者东北亚，正是通常所说的“近邻” 。

王小甫从经济谈起，他非常认同冯立君在《唐朝与东亚》一书中从朝贡贸易到官商贸易的提法，而在这其中，曾经流亡大唐，加入过大唐军队的新罗海王张保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冯立君将9世纪东亚贸易看作是整个前近代东亚三国贸易的缩影：前期是唐王朝与朝鲜半岛政权、日本政权之间主要盛行的朝贡-回赐贸易，后期则活跃地开展着由新罗和唐朝商人先后主导的海运贸易，也就是说， 9世纪东亚世界由朝贡贸易时代向商人贸易时代过渡是最大的特点。冯立君强调，唐、新罗、日本三国政府在东亚贸易中占比很大，因此将非朝贡贸易的商人贸易称为“民间贸易”并不准确，他特别提出了官商贸易这一说法，以凸显唐末东亚贸易的官方色彩。

王小甫说，过去对东北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政治、政局等方面，因此冯立君对东北亚或者说东北亚三国历史上经济问题的研究就非常有意义。而在文化传播之中，由西嶋定生提出的东亚汉字文化圈理论，是与其“东亚世界”理论密切相关的重要理论，但他注意到冯立君并非照搬这一理论，相反，冯立君进行了自己的研究，还原了这一历史现象，对今天也很有启发。王小甫谈道，一个众所周知的概念是，日本现在所谓的大陆文化，是（经由大陆移民）从朝鲜半岛传过去的。

对此，冯立君认为，东亚汉字文化圈是以古代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文化系统，对于今日世界的合作发展也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在《唐朝与东亚》一书中，冯立君说，西嶋定生以降东亚史的总体趋势有两个特征值得警惕，一是日本学者有意无意构建的日本中心视角，二是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中国（文化）中心意识。

由此，对居于东亚地理区位中央位置的朝鲜半岛之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迫切性亟待引起重视。朝鲜半岛如同犍陀罗作为印中文化交流中继站一样，使得原生文化羼入本土因子并再次向外传播，接受者获取的汉字文化带有半岛的突变基因。以往学者们也在对比东亚具体文化现象时与之类似地强调过日本和朝鲜等域外民族在吸收汉字文明时有保留本民族传统的一面，但这些都被浓烈的中国文化辐射说掩盖了。冯立君认为，东亚汉字文化圈“异”而非“同”的一面或许值得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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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与东亚》，冯立君著，九色鹿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版

东亚各国普遍具有自尊意识和民族史观

王小甫注意到东北有一个地方叫渤海镇（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这曾经令他感到奇怪，因为渤海位于天津，远离这个深处内陆的地方。事实上，历史上的渤海国就与这里有关， “渤海国是中国历史上东北地区的一个政权，对我们的文化发展传播起到很大的作用。 ”

在活动现场，冯立君补充说明，不研究唐史的人可能不太知道渤海国这个政权。因为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只有一处提到过渤海国王子来到长安，多年以后返回故都，温庭筠写了一首送别诗《送渤海王子归本国》。冯立君说，其中最为经典的一句是“车书本一家” ，指的正是长安和渤海国， “渤海国是汉化非常重的一个域外国家，但毕竟不是唐朝本身，而是唐朝的册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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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马镫，延边博物馆藏。

冯立君介绍，渤海国最初由靺鞨人所创，按照主流学术观点来说，可能是女真的前身，肃慎的后裔，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靺鞨人受高句丽文明的影响开始建国，原本应该被称为靺鞨国，但因为历史的误会，唐朝认为他们是渤海郡的后裔，所以将他们的首领册封为渤海郡王。受唐朝文明影响很大的靺鞨人首领以此为荣，就专门将国号改为渤海国。

那么，渤海国与新罗的关系是什么呢？王小甫现场提出了这个问题。与国内的主流观点不同，朝鲜和韩国都将渤海与新罗纳入“南北国” ，认为都是他们民族建立的国家。

冯立君表示，渤海国与新罗的关系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观点分歧也相当严重。在唐朝看来，渤海国和新罗都属于其藩臣，唐代“押新罗渤海两藩史”设置初衷便是管理渤海与新罗“两藩”事务。渤海国与新罗的关系经历了从册封关系、和平交往关系到外交竞争甚至兵戎相见的战争关系的演变和反复交叉，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和多面性，并非始终处于对峙状态的单面性。而朝鲜、韩国将渤海与新罗纳入“南北国”的历史认知体系，是一个长期累积、因袭的结果。源自李朝时代对北方土地的现实考虑与历史想象，以及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历史书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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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冯立君提道，东亚各国近代以来受西方入侵，在民族独立以后，普遍都具有一种自尊意识和民族史观的浓厚倾向。渤海国被纳入朝韩古代历史体系的历程，反映出一种企图超越朝鲜半岛地域局限的意识，这种意识随着不断被写入教科书而成为广大民众的历史认识。正因为这个原因，冯立君在《唐朝与东亚》一书中说，在韩国，剧情离奇曲折、大部分为虚构的历史剧，如《大祚荣》、《太王四神图》、《善德女王》等都创下良好的收视率，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并不严谨的历史观的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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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祚荣》剧照。

回归到唐朝与东亚的关系，王小甫以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做比，提出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是最为明显的双主体，因为得病的是患者，看病的是医生。而唐朝和韩半岛（即朝鲜半岛）乃至东亚的关系，也是双主体， “唐朝有唐朝的想法，半岛有半岛的想法。对于唐朝来说，这是一个边疆问题；对于半岛来说，这是一个统一问题。 ”

朝贡体系是理解东亚世界的基本范式

李鸿宾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中古民族关系史（含长城学）等领域的研究。他认为王小甫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研究东北亚关系中比较理性、比较好的水准，即便时隔多年，他的作品也可以说是时代的回音。除此以外，日本学者堀敏一也曾经出版过《隋唐帝国与东亚》，这些作品都相当有话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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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帝国与东亚》，（日）堀敏一著，韩升、刘建英编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

对于冯立君所作的《唐朝与东亚》一书，李鸿宾认为，如果从现代的场域去理解一般会产生误读，因为冯立君所勾勒出的是公元七世纪至十世纪，也就是唐朝（618年到907年）这个特殊的时代，特有的地区， “一千多年前的今天，他们所需要处理的关系，和我们今天完全不同，因此，如果先要精准地了解那个时代，这个场域一定要清晰。 ”

“我们今天了解那个时代，用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李鸿宾说，这种思维方式，正是民族国家的范式，这种范式并不属于中国现代汉语自身，而是来自西方，也就是英文世界。李鸿宾提道，今天的民族国家是由确定的疆域和周边外围精确勾勒出来的，这种国家主权为对方所认可，是国际法规范的，主权不能够被侵犯，疆界也是固定的。在国家之中，所有的人都叫公民，国家赋予公民生存权利、语言权利、宗教信奉权利和受教育权利、摆脱贫困的权利等，国家的目的是为公民服务。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能称之为现代国家。

“古代社会也是这样吗？不是。 ”李鸿宾说，古代社会是一个非民族性国家，也就是王朝国家。王朝国家和今天的民族国家完全不一样，它的统治疆域具有不均衡性，有所谓的核心区和外围地区。在王朝的统治者眼中，内地的重要性远远大于边疆，在现代国家中，土地被视为人类的重要资源，而在王朝国家，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李鸿宾说，唐朝人口高峰时期也不到6000万，即便加上其他没有在籍人口，学者估计这个数字大约在8000万。也就是说，唐朝的人口只相当于今天稍微大一点的一个省份的人口，所以它的资源土地和人口匹配，今天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 “当一个地方没有种植粮食，或者没有给政府带来财政税收的时候，那个地区是没有更大的吸引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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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踊墓壁画中的鸟羽冠人物，吉林集安，耿铁华摄。

那么，我们怎么从那个时代去理解唐朝与东亚之间的社会关联性呢？李鸿宾说，唐朝和它周边的世界形成了一种基本格局，也就是封贡，或者说朝贡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思路是中华帝国是亚洲东部地带的核心，这既是地理层面的，也是国家层面的，而且国家层面远远大于地理所承载的层面。这样一个国家，成为亚洲东部世界的主流，代表亚洲东部世界文明的核心。李鸿宾强调，唐朝和周边地区的关系是非君制的，但地位并不相同，是宗主和藩属的关系，正是这种差距型格局，甚至金字塔型的国家关系，构成了东亚社会关系的主流，而这正是我们理解王朝时代社会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基本特质。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文献当中，有着充分和连续性的记载，而现代学术界就根据这些材料总结出封贡或者朝贡体系，从而成为理解东亚世界的基本范式。

没有历史上东亚的关系，

就不会有今天东亚的关系

谈到东亚地区性的问题，中国、日本跟朝鲜乃至东南亚半岛（尤其是越南），为什么会出现很多矛盾和问题？李鸿宾指出，历史学家或者历史研究者有一套自己的观察。为什么现代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出现很多纠结？最为致命的一点，就是历史情怀， “没有历史上东亚的关系，就不会有今天东亚的关系。今天的东亚关系，既是历史的继承，也是现代社会的改造。 ”

李鸿宾进一步阐释，过去我们的国家一向以老大和宗主国自居，将韩国乃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等都看作是边缘。但这种来自于古代的尊卑贵贱、上下有别的观念，在今天的主流国际关系中，还能否延续，是一个命题——从学理角度来看，这跟我们今天人人平等的理念存在冲突，而这正是一个悖论。所以，现在国家之中，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关系该怎么解决？欧洲共同体和欧盟之间的关联性给世界各个地方提供了一种新的样板，就是国家主权大小一律平等以后，可以再连接成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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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管七国六瓣银盒，西安博物院藏。

冯立君注意到，目前的东亚史学界往往过于强调中国的文化中心辐射，但这会让人们误以为半岛或者日本等民族是全盘汉化，但实际上，汉化只是一个面向，另外一个面向是他们大量保存了本民族文化，并对汉唐文明进行了改造。

冯立君说，日本学者的建构，包括东亚世界论，为我们的现在的东亚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启迪和推动作用，但这种理论本身是焦虑的产物，这根源于日本战后想要摆脱自己与亚洲大陆文明联系的缺少这一局面，希望构建日本与大陆文明始终在一起的历史写法。在此种背景之下，创建了东亚世界理论，这种理论当然有许多合理性，但与唐朝这样一个欧亚大陆型帝国不同，日本在古代是海东一隅之地。

从这个角度出发，冯立君认为，应该加强一些对半岛的研究，因为即便是中国古代历史，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我们在阅读以中原士大夫为主体写成的汉文历史书籍时，很容易受到他们史观的影响，如果以北方草原的突厥人去书写，角度可能不太一样。这里边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

采访人员丨何安安

编辑 | 李永博

校对 |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