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地主阶级性质的转变，与东汉时期的“田庄”

自战国时代的变法大潮掀起，封建制度逐步形成，新兴的地主阶级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经过时代的发展，东汉时期的地主阶级，对比西汉时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汉时的地主，大多是因其爵位世袭而获得田地，这是身份性的；到了东汉，靠土地买卖而跻身地主阶级的，占了一大部分。东汉的地主，往往还兼有商人、官僚的角色，是社会的上层阶级，我们今天就试着来说说这段时间的地主有哪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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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地主的田庄画像（局部）西汉时期的地主与商人

秦统一后，政府确定了地主阶级统治的主导地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

——《史记·商君列传》

按照地位等级尊卑，来决定其所拥有土地的数量。这种带有身份性质的地主，是地主阶级刚诞生时的模样。汉承秦制，西汉建立时，地主阶级的组成并没有发生什么巨大的改变，汉高祖刘邦“以有功劳行田宅” ，这些人就成为了军功地主；再加上大封的同姓诸侯王，一部分人因为血缘关系而成为了地主阶级，这两种便是西汉初期地主阶级的主要成分。此时的地主，主要是靠皇帝的封赏来占有大量土地的。

西汉成立之时，还是按照秦朝“重农抑商”的政策施行于天下的。按《史记·平淮书》记载， “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此为刘邦对待商人的态度。而随着无为的政策修养民生，西汉国力慢慢恢复，工商业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崛起，所以在孝惠、高后时“复弛商贾之律” ，开始放宽对商人的管制；到后来文景之治开创，商人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从晁错给汉文帝的上疏中可以就可以发现：“（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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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影视形象

商业的崛起，触动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结构。在封建社会中，土地便象征着一个人的经济与势力，而大商人们凭借其财富甚至可以插手国家政治，他们自然要挤进地主这个阶级，与平民们划分开来。

而且，异姓诸侯王遭受到了刘邦的屠戮，汉武帝时期又大力的削藩，受分封而成为地主的那群人势力减弱；且匈奴被击退后，西汉再无需面对大的战役，军功地主们也没有了发展的前程。所以，原有的地主阶级的地位早就出现了动摇，这也给了商人一个晋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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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阶级的内部趋向空虚，且此时商业慢慢兴起并希望取得更多话语权，故而地主阶级的组成便发生了变化。

商业，一直都被视为末业， “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纵观整个西汉，抑制商人确为不变的国策，但因时代不同，个中松紧自有所变化。前文所说的商业之崛起，是商人势力的增加与否的问题，这并不代表国家对抑商政策的放宽。相反，为了打击势力日渐增大的商人，国家还会出台更严厉的抑商措施，这在汉武帝时达到了顶峰。

汉武帝时不许商人参与盐、铁、酒产业，这三个产业乃是商业活动的主要内容，政府的目的是为打击大的商人。在汉武帝后，对商人的抑制到是减轻了很多。大名鼎鼎的霍光，其子霍禹便是商人；汉成帝时，丞相张禹更是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体，他通过“买”的手段成为了地主豪强。

（张禹）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

——《汉书》东汉时期的地主与田庄

前文说了西汉时地主阶级变化的微妙趋势，现在便来看东汉时期的地主阶级到底是什么样子。

东汉时期对商人的态度，一改以往的抑商政策，改为放任商人自身发展。事出必有因，其实早在西汉末期，土地便有了商品化的趋势。此时的商人开始兼并土地，扩大势力。而东汉，本就是在地主豪强的支持下建立的，光武帝的舅父樊宏，本身也是商人地主。故东汉时，商人比以往拥有更多的自由，他们往往扮演着地主豪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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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画像

东汉地主的手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土地模式，那就是田庄。

田庄是一种耕林渔牧等等合一进行劳动生产的模式。据后汉书记载，樊宏名下的田庄是这样的：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在田庄上进行生产的种类是多样化的，农作物有麦、豆、小米、芝麻、稻等等，还伴有蔬菜、植物、果树之类，田庄还养有鱼、马、牛等动物，可以说是种类繁多。这种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可以更多的利用空闲耕地，提高生产力；而且万一某种农作物遇到了灾年，田庄不至于没有收成，可以用其他种类来补救。

某些田庄里还设有学校以育人，《四月民令》说：“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未备，勿读书传。研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 ”这里的成童指十五以上，幼童指十岁到十四岁之间。

除了上述这些，田庄甚至还拥有着私人武装。这些武装是维持秩序、镇压农民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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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庄内有着一套等级分明的尊卑制度，田庄是以宗族的形式来聚集的，其最高长官即是身为族长的地主。地主根据与自己的血缘关系来确定不同的劳作阶级，当然，依附于地主的自耕农、奴婢、宾客还是劳动的主力。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出，田庄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它可以自给自足的发展经济，人们甚至不用离开田庄便可以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

东汉时田庄的数量急剧扩大，其背后的原因，乃是自耕农无法生存而破产以及地主豪强大肆的兼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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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土地模式，分为三种。其一，自耕农土地；其二，国有土地；其三，田庄。这三种模式中，田庄生产的经济占比重愈渐增大，东汉中后期时，家资数百上千万的地主比比皆是，更有甚者上亿。《后汉书》所载，南阳的张堪“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洛阳的种暠 “有财三千万”......这样的例子举不胜数。

结语：东汉地主的田庄经济与国家政治是成反比的。东汉后期的政治愈加腐败，破产的自耕农愈多，田庄所兼并的土地、人员也就越多，这是一个死循环。而田庄这种土地模式虽说有压迫农民的行为，但其也为受压迫的生存不下去的自耕农提供了生存下去的可能。

参考文献：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四月民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