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包拯：圆滑与严酷的另一面，后世将他奉为神明的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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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戏曲、影视中，经常能看到各种“包公” 。

他们扮相不同，但有着相同的特点：不畏权贵、清廉自守、铁面无私，以及最重要的断案如神。

抛开演义，真实的包拯，究竟是何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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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中的另一个包拯

有学者统计，各种正史、笔记里，与包拯有关的轶事共44则。其中，包拯参与审理的案件共计9个。

在这些案件中，包拯既有智慧和刚直的一面，也有圆滑和严酷的另一面。

比如，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中，记有一件包拯徇私的事。说是北宋名臣章惇年轻时，和一个族中长辈的小妾私通，被人发觉后，他赶紧往墙上爬，下来时不慎踩中墙外的一个老妇。老妇把章惇告上开封府，要求赔偿。时任开封知府的包拯，探明案情后，决定“不复深究，赎铜而已” ，即不再细问缘由，让章惇赔钱了事。

按照宋代法律，与未出“五服”的长辈家小妾通奸，要判刑三年；即使不在“五服” ，和他人小妾通奸，也要获刑两年。

包拯在审理时“不复深究” ，将判决局限在“老妇告章惇案”上，不将章惇所犯通奸罪牵扯进来，显然是一种相当圆滑的做法——既保全了士大夫家族的面子，又给了受伤老妇公道，也没有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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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刑统》中有关通奸的部分规定

这种圆滑，在对待普通民众的时候，是没有的。

《独醒杂志》记载，某次，开封街道失火，包拯带人前去灭火。有一群“无赖子”趁机起哄戏弄包拯，问他“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听到后，命人立刻斩杀了这些无赖， “由是人益畏服” ，从此开封民众更加畏惧服从包拯。

仅仅因为“取水于甜水巷耶，于苦水巷耶？”这样一句玩笑话，包拯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杀人，显然逾越了法律——即便“无赖子”们的这几句话真的干扰到了救火，也罪不至死。

此外，包拯还是一个“讲政治胜过讲法律”的典型官僚。

据《默记》记载，宋仁宗皇佑二年，民间有一个叫做冷清的人，自称皇子，说自己的母亲王氏“母王氏本宫人，因禁中火，出外，已尝得幸有娠” ，后嫁给一名叫冷绪之人，生下冷清。冷清跑到开封府，说自己是皇子，还拿出皇帝“与其母绣抱肚为验” 。

此案真相如今已不可知。可知的是，当时直接负责处理此案的开封知府钱明选，对冷清的处置颇为保守， “以狂人置不问，止送汝州编管”；宋仁宗的立场也犹疑不定，他孜孜于求子，确实临幸了很多宫女，大约也不太确定冷清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儿子。所以才有推官韩绛上奏，说把冷清安置监管在汝州不好， “宜按正其罪，以绝群疑” ，应该将其杀掉；翰林学士赵槩也上奏说， “青（清）果然，岂宜出外？若其妄言，则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当诛” ，如果冷清真是皇子，怎么可以放逐在外？如果是假的，那就是妄想篡夺天子之位，应当诛杀。

宋仁宗命赵槩与包拯处理此案。宋人张田所编《包拯集》中，收录有包拯给宋仁宗的两封奏章。奏章里，包拯极力劝说宋仁宗，不可“引用常法，迁延不断” ，而应“早行显戮” ，即希望皇帝不要再细细查证，赶快下旨将冷清杀死。理由是， “若不速行诛戮，以戒未来，则启奸邪之心，为国生事” ， “免奸邪之类别起衅端，浸成大患” 。

这种做法，是典型的讲政治不讲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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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集》中劝皇帝速速杀掉冷清的两封奏章

在宋人眼里，包拯审案也并非总是明察秋毫。

沈括《梦溪笔谈》中记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犯人贿赂了开封府的小吏。小吏对犯人说：“一会儿知府审案，肯定会让我写具结书，那时你就大声为自己辩解。你要挨杖责，我有办法替你分担杖责。 ”包拯升堂后，果然命小吏写具结书。犯人按照之前的约定，大声鸣冤，辩解不停。这时小吏假装生气，斥责犯人：“你挨完打，赶紧滚出去，用不着这么多废话！”包拯听后勃然大怒，认为小吏在堂上发号施令，乃是越权之举。

结果，正如小吏所料，包拯为了压制府中胥吏的势力，下令对小吏杖责十七下，同时减轻对犯人的惩罚。包拯在不知不觉间，就上了小吏的当。

沈括在这个故事的开头，说包拯“号为明察” ，在结尾则说“小人为奸，固难防也” ，意思是说：包拯虽然以明辨是非闻名，但是小人的奸诈，还是让他防不胜防。其实，这个故事也可以有另一种解读：相比严格按照律法判决犯人，包拯更看重官员那不可亵渎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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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藏宋人所绘包拯像，头上没有疤痕，也并非黑脸

升任三司使后，包拯也曾包庇过手下的吏员。

嘉佑四年，三司吏员扣押应拨给泾州士兵的钱粮85天之久，险些导致士兵哗变。负责监察三司工作的胡宿，要求逮捕与此事有关的三司吏员。包拯拒绝交人，胡宿只好上书宋仁宗，弹劾包拯。

据《宋史.胡宿传》记载，胡宿在奏章中说， “泾州士兵阴谋作乱，罪无可赦，而此次事件的起因，是三司吏员扣押钱粮，那三司难道没有责任吗？现在包拯非但不知自省，竟还公然抗命，让朝廷法纪有如虚设。 ”遭到弹劾后，包拯才交出涉事吏员。

就上述事例而言，说包拯“峭直”“刚严” ，也不能算错。但他执法严酷，让官员、百姓都很惧怕，很多时候并不明察，也是事实。为了维护某些目的，比如章惇案中的士大夫名节、冷清案中的皇权稳定、失火事件与恶吏事件中的官员权威，包拯也常常无视律法，对当事人施以特别的宽赦或过度的惩罚。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在许多时候， “智慧与刚直”的同义词，正是“圆滑与严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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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被推上“青天”的神坛？

包拯虽然有上述缺点，但按古代标准来看，他确实算是一位难得的好官。问题是，这样的好官，古代有很多，为什么只有包拯，一个在断案决狱方面，并无多少传奇事例的人，成了鼎鼎大名的“青天”呢？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包拯地位高、人脉广、节操好，死后不久即有很大名气。

学者杨国谊校注《包拯集》时发现，在包拯现存的187篇文章中，批评了宰相宋庠等61名当朝人物，其中不包括他的任何一名高官同年。事实上，包拯和比他地位更高的同年，如文彦博、韩琦、吴奎等，关系极为紧密。在这些同年的帮助下，包拯26年间升官25次，官至三司使、枢密副使，离宰相之位只差半步。

换言之，包拯是一个“会做官”的人。

“会做官”的包拯，在个人操守上也很能得到时人的认可。吴奎撰写的墓志铭中，称包拯为“劲正之臣” ，说他“峻节高志” ，刚正不阿。司马光也说，包拯“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南宋人刘克庄称赞包拯是当代的汲黯， “世但仰其大节” ，即世人都仰慕他的节操。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只有那些个人节操无懈可击、且又颇具盛名之人，才有成为“青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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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墓，位于合肥

其次，成熟的公案小说在宋代出现，包拯适逢其时，成了创作者首选的塑造对象。

以官员破案为核心的公案小说，在宋代正式成为一种文学类型。宋人选取人物原型，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同代以刚直闻名朝野的名臣包拯。

比如，南宋话本《三现身包龙图断案》说：

“那包爷自小聪明正直，做知县时，便能剖人间暧昧之情，断天下狐疑之狱。 ”

其实，南宋人是见不到包拯“做知县”决狱断案的资料的，话本里的故事全部出自虚构。

元杂剧中，包拯断案的故事更多，留存下来的有十几个。这些杂剧情节，几乎全部出自虚构，而且已将包拯神话为“日断阳夜断阴”的非凡人。如《包待制治赚生金阁》说：

“千难万难得见南衙包待制，你本是上天一座杀人星。除了日间剖断阳间事，到得晚间还要断阴灵。 ”

如前文所述，史料中的包拯为官严酷，剧中“杀人星”三个字，倒也不算冤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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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有关包拯的部分元杂剧（摘自曹一凡《明清公案小说中的包公形象研究》）

第三，包拯成为尽人皆知的“明星清官” ，是明清公案小说勃兴的结果。

胡适认为，包拯是历史上“三个有福之人”之一（另两个是黄帝和周公）。他说， “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 ，最后都“堆在一两个人身上” ，于是有了我们今日所见的“包龙图” ，一个所谓“箭垛式人物” 。

各种破案故事，被集体一股脑堆积给包拯，是明代发生的事情。

其中，仅《百家公案》与《龙图公案》两书，就收录了包拯审理的100多个虚构的案件。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包拯不再像宋元话本、杂剧中那样动辄杀人，其文学形象，也与历史形象逐渐脱离，变得温情起来。

这一时期，包拯开始被全方位神化。

比如，小说《包待制出身源流》中，包拯出生时，就很不平凡， “面生三角” 。入京赶考时，他成了城隍口中的“上界文曲星来东京求官”（历史上的包拯并不擅长诗文，算不上“文曲星”）；在宋仁宗的梦里，他是未来的国家栋梁，然后果然高中状元（历史上的包拯只是中了进士，并非状元）；当官后，他常常依赖“神力”处理案件，包括冤魂经常托梦提示线索、亲赴“阴间”调查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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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中的包拯形象，其黑脸为小说虚构

到了清代，因文字狱兴盛，包拯这种“绝对正确”、“绝对安全”的历史人物，遂再次成了民间演义小说创作者争相附会的对象。

在《万花楼演义》《三侠五义》等小说中， “包龙图”变得更加神通广大，不但出生时把他父亲吓了个半死（他父亲梦见包拯“头生双角，青面红发，巨口撩牙，左手拿一银锭，右手执一朱笔，跳舞着奔落前来”）做官后还相继得到了阴阳镜、古今盆、游仙枕三件法宝。

在这些小说中，包拯不再是地方官，不再整日忙于为民破案，他成了深度参与国事、对抗奸臣的朝中重臣。

至此，包拯终于摆脱了史料的束缚，走入民间，成为了中国的超级英雄——“包青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