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血饮料”到“跑步机”刑罚，谈谈欧洲监狱改革之路

题记 | 《企鹅欧洲史》中记载了1858年德国汉诺威的一次斩首行刑，让人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药》。著名的“人血馒头” ，在欧洲变成了“人血饮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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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断头台

当时的一位解剖学家，挤到了人山人海的行刑台下，观看了整个过程，他描述说：

几个行刑助手用一个皮兜子兜住犯人的下巴，一人拽住皮兜子，使劲把犯人的头往后拉。刽子手从披风里抽出一把刀刃锋利、装饰讲究的执法大刀……双臂挥刀向犯人的头上砍去，转瞬间犯人身首异处。刽子手刀法干净利索，一刀砍断了脖子……几个癫痫病患者等在断头台的一侧……行刑手用杯子盛上犯人流出的冒着血泡的血，递给患者，患者接过杯子一饮而尽。

19世纪的欧洲，公开处刑，把人血当成治病的良药，这么愚昧无知吗？

对的，一直到19世纪末，这一类的公开处刑依然很多，而且人们也乐于去围观。和当年处决女巫的盛况差不多，一旦有处决犯人的消息传出来，附近的居民总会蜂拥而来。大部分人是看热闹的，中间还掺杂着兜售食品饮料的小贩、表演杂耍的艺人、行窃的小偷，以及等着“人血饮料”的各种病人——这位记录行刑过程的解剖学家，也不是去看热闹的，他十有八九是想带走犯人尸体供解剖使用。

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是多么的混乱。

欧洲的公开处刑，不管是斩首、火刑还是绞刑，都是皇室以及教会的统治手段，通过血腥残酷的场面，震慑民众，维护自己的权威。

但是，资产阶级崛起了，如何处置罪犯也成了他们同皇室及教会抗争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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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绞刑非常普遍

国王不能随意处决犯人，教会也不能随意迫害“异教徒” ，建立一个完善的司法体制，成了19世纪中后期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抗争的热点。公开处刑罪犯，在欧洲慢慢的减少了。

在文章一开始描述的这次行刑之后，欧洲各国纷纷改成了在监狱内处决犯人。最早进行这场改革的是俄国， 1826年爆发的针对沙皇统治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尼古拉一世公开处决了被捕的5人。结果，在绞刑过程中绳子断开了。按照传统，这是上帝的旨意，犯人可以免死。但是尼古拉一世不愿意赦免这些人，换了新绳子继续进行绞刑，引发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欧洲各国都意识到了普通群众的强烈“敌意” ，废除公开处刑大势所趋。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再接再厉，开始尽量减少死刑犯的数量——按照以往的法律，很多并不是很重的罪行，都可以判死刑。

而现在，国王手握生杀大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仅如此，被资产阶级掌握的议会，进一步开始了对监狱的改革。

问一个问题，监狱的作用是什么？

一般人可能会回答“关押罪犯” 。是的，但只回答对了一半。不管是古代中国还是欧洲， “肉刑”都是最重要的刑罚手段。砍头、鞭打、杖刑、黥面、割鼻……对待犯人，直到19世纪中期，最流行的还是肉体的折磨。

监狱的最大作用，仅仅是在审判阶段，临时关押犯人。当然，监狱还是最重要的审讯场所，各种残忍刑具布满了每一个角落，让犯人们生不如死，只好认罪招供。

欧洲监狱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减少死刑，减少“肉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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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刑

减少肉刑是个缓慢而阻力重重的事情，比如在欧洲流行上千年的鞭刑，已经成了最为传统的惩罚犯人方式。犹太人、罗马人、波斯人、埃及人，以及穆斯林们，都使用过鞭刑。在医疗手段不发达的时代，鞭刑所造成的伤口，极有可能因为感染夺取犯人的生命。

众所周知，目前新加坡依然保留鞭刑，而这种制度就来自曾经的英国刑法。

在19世纪末，肉刑逐渐被欧洲各国废除。如何惩罚罪犯，成了各国最头疼的问题。

俄国人的办法最为直接，由于国土面积广大，尤其是西伯利亚地区异常寒冷，荒无人烟。所以把犯人流放到那里，几乎连看守人员都可以不要。所以，整个19世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俄国人大约有86.5万。很多的犯人，就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渡过了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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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曾是英国罪犯流放地

而对于欧洲人来说，把放人流放到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则是最好的选择。毕竟，监狱里人满为患，成本越来越高——把这些人送到殖民地，可以极大的补充劳动力，犯人们自然也愿意。

比如英国，从18世纪开始，就把犯人流放到北美。但是到了1776年，北美的抗争让英国再也无法流放罪犯了。于是，他们又把目光转向了遥远的澳大利亚。此后数十年时间，源源不断的罪犯来到这片不毛之地，努力生存下去。

可以说，澳大利亚为英国本土的监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人也开始反对，觉得自己不能永远接纳英国罪犯。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 1867年，英国的流放制度彻底结束了。

当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无法流放罪犯，他们必须开始正视监狱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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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是重要的审讯场所

19世纪之前的欧洲监狱，往往是以惩罚为主。罪犯会遭到非人的虐待，被打死或者病死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到了19世纪末，改革派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监狱改革思想：改造罪犯。

从“惩罚”到“改造” ，近代监狱改革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带动欧洲近代监狱改革的，正是英国的罪犯流放地：美国。

1790年，美国费城建造了一所新型监狱，意图通过劳动改造犯人的性格，让他们变成对社会有用的人。这种思想被英国人大加赞赏，为了解决国内越来越多的犯罪问题， 1842年伦敦建造了英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型监狱。

在这里，犯人们都有自己的编号，他们要读《圣经》、做礼拜，虔诚的进行内心的忏悔。会有专门的神父负责这些囚犯，帮助他们“一心向善” 。当然，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必要的惩罚还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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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跑步机

1818年，英国工程师William Cubitt爵士受到了磨坊水车的启发，发明了专门监狱使用的“跑步机” 。这是一种巨大的设施，一群犯人双手抓住横梁，两脚不停的踩动轮子，产生的动力还可以碾碎谷物或者抽水，一举两得。

对于囚犯们来说，虽然跑步机比鞭刑要轻松很多，但是按照规定一次要踩两个小时（每天要踩六个小时以上），单调无聊又费力气。一旦停下来就会被轮子卷住，严重受伤，也是很痛苦的惩罚。

关键是，这种跑步机进入监狱的时候，犯人们的生存环境依然非常糟糕。长期缺乏营养，缺乏睡眠，卫生和医疗条件恶劣，意味着一旦在跑步机上受伤，轻则残废，重则死亡。

19世纪末，又一轮改革的浪潮袭来时，监狱跑步机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欧洲监狱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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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人满为患

由于没有过多的财力投入到监狱的管理，犯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于此同时，政府却难以补充更多的看守。

于是，在监狱内把犯人用铁链锁在一起，用皮鞭和棍子暴打犯人，减少一日三餐的供应都很普遍。一直到20世纪初，欧洲监狱中的种种问题，导致犯人们根本得不到“改造” 。他们出狱之后，反而变得更暴力，这让改革家更加头疼。

当时有人提出，罪犯是会遗传的，有必要的话，应该给“遗传性犯罪者”做绝育手术。改革家们没有意识到，罪犯的不断增加，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个时代欧洲各国都极端混乱。

工业革命席卷而来，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进入城市成为工厂工人。而当时的资本家非常恐怖，他们不仅想尽办法增加工作量和延长工作时间，而且只给工人们少得可怜的工资。

所以，大城市里充满了酒鬼、小偷、强盗和杀人犯。比如19世纪末的英国伦敦，贫民窟分布在城市各处，警察却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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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膛手杰克之案

1888年著名的“开膛手杰克” ，就是出现在当时著名的贫民区白教堂附近。而这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犯罪目标基本都是穷困的娼妓——而在当时的伦敦东区，每晚至少有上万名娼妓徘徊在街头。

再加上遍布欧洲的穷困移民、黑帮、革命者，整个社会极度混乱，罪犯抓也抓不完，监狱里都被塞得满满的。

这样一种几乎无解的局面，迎来了随之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打乱了一切，整个欧洲战火纷飞，大量人口死亡，不管是平民还是罪犯，都无法置身事外。战后，在一片废墟之上重新生活，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随着战后各国对于警察力量的不断加强，社会稳定带来的福利提高，犯罪率也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监狱改造”才越来越有成效。

回顾欧洲监狱改革历史，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监狱永远不是打击罪犯的最前线。完善的法律制度，稳定的社会生活，以及维护治安的警察力量，才是预防犯罪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