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方位中的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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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实方位中的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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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长河国际问题学者

连日来，上海对垃圾分类“较真”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无独有偶，英国《经济学人》日前发布了一个经济预估模型称，按当前中美经济规模与发展速度，中国将于2025年至2029年之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这两者之间貌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在笔者看来，其内在的逻辑非常清晰：当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富裕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环境卫生与文明发展状态的要求必然会上升到新的阶段。垃圾分类作为其中的一个具体领域，已经成为中国发展进程中一个历史性选择，迟早要迈出这一步。这从国外发达国家的垃圾分类的缘起与发展可窥一斑。

垃圾分类是环保意识逐渐加强的产物，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在农业社会，垃圾量不大且大都属于有机质，自然降解可做肥料，垃圾处理压根就不是大问题。在欧洲中世纪，人们的环保与卫生意识比较落后，甚至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洗澡不利于健康，居住在肮脏的地方才不会得传染病，导致许多王宫贵族常年不洗澡、盛装打扮的贵妇满身虱子的奇葩情形。工业革命是以燃煤驱动蒸汽机起身，煤炭开采与燃烧产生大量污染，伦敦成为“雾都” ，莱茵河恶臭不堪。人类环保意识的突飞猛进是二战之后。

垃圾分类作为环保事业发展的高端阶段，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某种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在欧洲独占鳌头的德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逐步建立垃圾分类与回收体系，前后经历了几十年才完善起来。初始阶段，垃圾分类回收在德国是自发性和区域性的，属于“星星之火” 。上世纪60年代初，联邦德国政府建立垃圾回收利用业协会加以引导。转折点是70年代到80年代欧洲爆发的“酸雨”事件——工业污染导致的酸雨造成欧洲森林大面积死亡，莽莽林海成片枯死的恐怖电视画面震撼了德国社会，让环保意识在德国民众中深深扎下了根，并催生了欧洲独一无二的环保主义政党绿党，至今在德国政坛举足轻重。为保护树木德国民众开始有意识地回收纸张，进而拓展到其他品种门类，在上世纪80年代逐步成规模地自发分类回收垃圾。 1991年，重新统一不久的德国颁布了《包装条例》，正式启动了德国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德国1996年颁布了《循环经济法》，明晰了企业和个人在垃圾分类回收过程中的权责。

相比之下，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对垃圾分类的推广要远远落后于德国及一些北欧国家。法国、比利时都是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大规模铺开，到新世纪之初笔者到那儿工作之时，发现已成体系，尽管细分与精细程度与德国相比还有差距。意大利是众所周知的南穷北富，垃圾分类也能体现这种社会经济发展差异——2017年的统计数字发现，其北部城市总体情况比南部好很多，这也与笔者的直观感受相印证。

在东亚，战后日本的经济起飞远早于韩国，垃圾分类也一样。上世纪50年代，日本迎来了高速增长期，垃圾也大量增加，日本出台《清扫法》开始对家庭垃圾实行分类处理。从1970年出台《废弃物处理法》，到90年代出台《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再到2000年出台《循环性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日本对垃圾分类与处理日益精细化。相比之下，韩国的垃圾分类只有20多年的历史，细分方面没有日本那么复杂。

纵观世界，各国垃圾分类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各国都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各有侧重，总体是由粗放式向精细化发展，惩戒与奖励相结合，核心是培养市民的自觉参与意识，让人们从“嫌麻烦”向“我愿意”转变。

循序渐进是常态，贴近现实才可行。拿日本来说，早期只是分为可燃和不可燃两大类回收，而今有的城市分类高达50余种。当然，细分与民族性格也有关系，一味效仿效果不一定好。对一些国家民众来说，越简单的规则就意味着越强的可操作性。比如，墨西哥只是将垃圾简单地归为“有机废物”和“无机废物” ，倒是符合其国情，从效果看还不错，塑料瓶回收等指标超过美国和欧盟。韩国实行的垃圾计量收费制度也让人深受启发——每个家庭按垃圾投放量的多少收取处理费，通过经济杠杆督促人们养成垃圾分类习惯。

对违规者惩戒是通行规则。在德国，违法弃置垃圾的罚款额度因恶劣程度不同在10欧元到5000欧元不等，且垃圾清运工有权力不清运不按规定分类的垃圾。最严的恐怕是日本，严重违法者不仅会被罚款，而且可能“坐牢”——处以五年以下刑罚。

再就是，垃圾分类不是一分了之，分类后垃圾的运输与最终分类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笔者生活过的柏林，对于不同种类垃圾，承责企业会通过不同车队进行分类收集、专项运输送往不同种类的处理厂处理，处理厂将有生产价值的原材料提取出来，向各产业针对性销售。德国垃圾回收行业每年营业额达500亿欧元，约占全国经济产出的1.5% 。

总之，从海外经验看，垃圾分类早开始，早受益；动真格，真受益。

漫画/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