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币的币制特点与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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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画像

一、王莽改币的币制特点

汉武帝整肃钱制以来，西汉的地方铸币权利被一律收归朝廷。从此以后，市面通行的五铢钱由上林三官统一负责，而且流通货币也回归金钱二元体系。铸权国有、钱重五铢、一金万钱，这是王莽改币前西汉政府的基本货币政策。王莽摄政之后，不仅币种改换、铸权扩张、甚至连二元币制本身都被颠覆，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新莽货币子母相权的币值设计，为化小为大的官私改铸留下巨大的获利空间。就版式设计、铸造质量而言，王莽时期的各种新币无疑是东汉以前质量最优的，最精良的货币却遭到最强烈的抵制，这实在是一种讽刺。然而在深入分析王莽改制的币政特点，进而挖掘相关政策所植根的意图之后，一切又都理所当然。

（1）铸造质量

新莽铸币工艺对后世影响很大，其时广泛采用的卧式叠铸法由于不断改进工艺，日趋完善，到第四次币改时铸币已经较为成熟，由铜母范翻陶子范后铸造钱币的手法用得十分熟练，这不但为提高铸币的质量和数量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证，也为后世铸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新莽后，从淮阳王铸造更始五铢起，直到南北朝时期，都在沿用新莽的叠铸工艺技术，除了南朝梁稍作改动，将范的两面都利用上外，其余均一成不变地沿袭使用着新莽的工艺技术。同时工艺外的一些做法如在范上铭文的习惯也被传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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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莽：一刀平五千

还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新莽铸币钱文采用悬针篆，纤细而长，第二次币改的大黄布千，第四次币改的货布货泉币文中的笔画最长达到三厘米，但宽度不超过0.3毫米，这就要求所制钱范有一定的精密度以达到文字笔画细而实的要求。正是新莽时期铸币工匠解决了钱范精密性的问题，才为后世积累了经验，没有新莽时期的悬针篆作基础，就不会有南朝宋的薤叶篆的完美。

新莽时期铸钱工艺因地区差异而参差不一，政权统治中心及辅助地区陕西河南一带基本采用先进的陶范叠铸工艺，边远地区如甘肃、四川、宁夏等则依然以铜、铁、石范铸币为主。但是由于当时私铸严重，零星出土的一些形制工艺落后的范并不能代表新莽时期的铸币水平。铸币工艺的提高，不但保证了新币制造的产量，也将流通币种的质量和艺术水平大大推进。

（2）制币机构的变化

据《汉书?百官公卿列表》，水衡都尉掌上林，其下属官有钟官、技巧、辩铜，这就是西汉专职铸钱的上林三官。汉武之后至于哀平此制虽略有调整但大体相沿不改，其时“御羞、上林、衡官及铸钱皆属少府” ，铸币权利收归国有。查《汉书地理志》，汉代已探明铜矿集中分布在丹扬郡、越嶲郡邛都县、益州来唯县和吴地、粤地的部分地区。

到了王莽时期，官方掌控的铸币机构下设到郡县一级。据《食货志》五均六筦令， “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 ，说明长安、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几个五均府同时承担了征集铸币物资的职能；而至于具体的制钱机构，据《王莽传》，始建国元年“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 ，恐怕当时已覆盖到天下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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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莽：契刀五百

汉代已探明的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而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则是天下四方的几个传统区域地理中心。从铜矿、五均府位置分布相脱离的产业布局来看，有理由相信当时铸币成本不会太低，尤其在铸钱机构下设之后、边远郡县例如上文所举的居延地区，其制钱成本更是应该远远超出西汉的五铢时代。分散各地导致铸币成本陡增，新政府君臣对此不可能没有察觉，探求王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原因，恐怕就只能从新莽货币的兑换关系入手了。

（3）兑换问题

历代币制的失败，多有别的原因，而不是制度本身的缺点。只有王莽的宝货制的失败，完全是制度的失败。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实物重量数据，同是青铜货币，王莽新币的重量与面值很不相称，这种不相称导致了极不合理的换算关系。

以居摄二年的大钱五十为例，它在重量上等于最小单位货币五铢的2.4倍，但在面值上却等于后者的50倍。这意味着用2.4个五铢就能铸得相当于50个五铢的币值，虽然熔旧铸新是需要一些成本的，但是和这种超额回报相比，完全微不足道。忽略铸造成本，如果这种重铸的主导者是新政府官方、新币全部都是大钱五十，那么在流通货币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便可以获得20倍的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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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莽：大布黄千

事实上，在居摄二年的币改中，契刀、错刀的回报率更是远超于此，达到77倍、110倍之多。我们姑且不相信这是王莽的主观故意，但从往后三次的数据对比来看，这种制度设计的漏洞都是一直存在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二、三次币改中，最小额的币种只有一铢重，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这就迫使人们必须要持有一定数量的大面值货币。而一旦参与以小易大的兑换活动，不管是何种面值比例的兑换，都要接受67%以上的财富掠夺。

即使这种重铸兑换不是新朝的主观故意，法理上讲，当时的铸币权力也是被官方垄断的，所以最大的获益者还是权力机关。这正是王莽如此热衷、如此坚决、如此频繁地推行新币的根源所在。另外，这种开放的设计漏洞对参与铸造的任何人而言都是有利何图的。所以也为民间盗铸留下了巨大的获利空间，因为只要铸造出来的钱币和官方出品是相似的而且也不被纠劾，任何人都可以赚钱。这也是新莽时期货币盗铸星火燎原一样屡禁不止的制度原因。

二、王莽币政的实施效果

（1）货币贬值

正史资料对王莽颁布新币的贬值情况记录非常有限，遍索两汉书，只能在前书《食货志》第四次币改的背景史料里看到这样一条记载——“后五岁，天凤元年，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 。金银龟贝货币既然需要“复申下” ，说明流通效果极差，而且即便如此，也“颇增减其贾直” ，面值被大打折扣。这表示至少第三次币改的非青铜货币贬值严重。而对于青铜货币，实际情况也不会更好。整理居延地区同级官吏两汉与新莽时期相关数据，略举数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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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莽：壮布七百

边关基层官吏的月俸变化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三点重要信息：第一、诸如大黄布千这样轻质巨额的货币在当时广泛流通了；第二、以隧长、士吏两个层级官吏为例，可以发现新莽时期的名义月俸“大黄布十三枚”折算基准货币小泉数13000钱，而其余时期只有汉五铢1000钱不到，二者名义上相差十几倍。据《史记》、《汉书》记载，西汉时期百石以下官吏的收入普涨只有宣帝时一次，这也得到河西汉简的文献支撑，但当时也仅上涨百分之五十。

所以相信短时间内他们月俸实质性的飞涨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根据前文提供的币重信息， “大黄布十三枚”只相当于62.4枚旧式五铢。所以其月俸等于是名升实降了。第三、居延都尉是以上官吏中最高级别的官员，但他的月俸是以“泉”为计价单位的。暂时不清楚这到底是以哪次币改以后的基本币种计量的，如果是“大泉五十” ，都尉官俸钱的“一月奉泉万二千”折算旧式五铢将近三万、这似乎有点离谱，因为我们知道西汉丞相、大司马大将军月钱六万,御史大夫四万，真二千石二万，百石六百。居延都尉在比二千石序列，不会比真二千石也高；如是“小泉直一” ，其名义俸钱低于下层、折算2400五铢也似过低；如是“货泉” ，等价12000西汉五铢，则比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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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莽：金匮直万

所以在这里居延都尉的月俸可能是第四次币改以后的基本币种。不管怎样，可以确定的是在王莽时期像居延都尉这样级别的官员，虽然他的月俸金额很高，但并不使用大额币种支付。其原因只能用大额币种在这个时期贬值厉害来解释。

（2）平民破产

从王莽新币的兑换关系分析来看，官方是相当有利可图的。正是这种暴利空间的存在，才导致新朝政府以八年四次这样的高频度来推动币改。而对于平民百姓，如此超值的回报也势必驱使他们铤而走险、广泛盗铸。不管官民双方是不是主观故意，每次币制改革之后市场上的名义货币总额都会暴增，但社会财富本身不会长进、甚至反跌不增。所以商品市场的各类价格就会陷入轮番疯涨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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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莽：一刀平五千（金）

对那些奉公守法、没有参与盗铸的平民而言，他们持有的货币价值马上被严重稀释，与此同时，市场上成倍甚至指数级暴涨的商品价格很快就会洗劫他们存量无多的货币财产。当然，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吃穿用度的很多物资都可以自产自销，但像被官方垄断盐铁之类的物资，还是必须用货币买入。另外，在这种疯狂涨价的进程中，因为生产者最为广泛，农产品很难占到价格优势。所以可以预见几次币改的强制推行中，一定伴随平民百姓大面积的破产失业。这样的记录在史料中实际也比比皆是：据《食货志》“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 ” ，比如在第三次币改之后：“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 ”

《王莽传》又载：“魏成大尹李焉与卜者王况谋，况谓焉曰：“新室即位以来，民田奴婢不得卖买，数改钱货，征发烦数，军旅骚动，四夷并侵，百姓怨恨，盗贼并起，汉家当复兴。君姓李，李音征，征火也，当为汉辅。 ”

由此可见，两汉之际的农民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币政混乱激发的。

（3）盗铸风行

新莽铸币地点的空间分布，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广泛，因为仅官方机构就遍布全国。据《王莽传》“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 。除了派出铸币专员之外，这一时期还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地设置隶属五均官的钱府丞，因地置宜采矿铸币。另外，《王莽传》记载“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 。由此可知当时的官方铸币地点，有的甚至已经分布到县级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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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莽：金匮直万（金）

如前所述，频繁改易的流通币种让百姓民不聊生，国民财富被大量洗劫。如果不能在这一过程中设法应对，普通家庭很快就会破产失业。而可供他们应对洗劫的策略无非是以下两种：⑴抵制新币或大额币种；⑵参与盗铸。前者显然不现实，因为新政府的币政推行每一次都伴随明显的强权政治。比如前文引用的禁令“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

第三次币改之后，为强行推动新币流通，较大面值的新币甚至成了一种辅助身份凭证， “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宫殿门，欲以重而行之。 ”再者，抵制行为需要全民广泛参与，如果市场定价遵循的是新颁货币，个人努力就难起作用。所以抵制运动在底层社会几乎无法推动。强权币改下的普罗大众走投无路，最终被迫走向有违法风险但又有暴利可图的盗铸之路。今查相关史料，可以发现每一次重颁新币之后，都会引发广泛的民间盗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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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泉五十铜母范

例如第一次以后“民多盗铸者”；第二次以后“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携铜炭”；第三次以后“盗铸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第四次之后“敢盗铸钱及偏行货布，伍人知不发举，皆没入为官奴婢” 。

甚至连王侯公卿也参与其中，这在西汉垄断铸币权利以来绝无仅有。对不参与盗铸的平民而言，奉公守法便意味破家失业；而对于参与盗铸的公侯百姓，铤而走险就意味时刻都可能身罹法网、充边作奴。两条路都走不通，便只能揭竿而起，所以新莽政权最终被刘姓宗氏和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联合绞杀，完全都在情理之中。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后汉书》、《东汉会要》》、《廿二史札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