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历史上的农民军团与汉匈之争

大西北文化苦旅

2.河西：历史上的农民军团与汉匈之争

在汉代，甘肃地区的绝大部分属于凉州。凉州除河西四郡、北地郡和陇西郡外，还有安定郡（原北地郡南部地区）、天水郡（原陇西郡东北部地区）、金城郡（郡治在今永靖县西北）等。汉代凉州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由于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以乌鞘岭为界形成东西两大地区。东部的天水、陇西等地田野肥沃，山地间普遍生长着茂密的树林，居民都用木板建造房屋，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加上重视施肥和灌溉，谷物收成很好，畜牧业也比较发达。西部的河西四郡，土地辽阔，人口稀少，水草丰美，最适于发展畜牧业，所以牛马和羊群铺满了草地，堵塞了道路，是全国家畜最多的地方。凉州人由于身居边境地区，经常备战和参加战斗，所以非常勇敢，青壮年都善于骑射。朝廷选拔武士，常到凉州来招募。河西之民忠厚老实，民风淳朴，邻里相处融洽和睦，社会治安状况比内地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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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不到四小时，武威这座历史名城便出现在我们眼前了。面对扑面而来的现代商业气息，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它在汉唐甚或更早一些时候的模样了。透过史书中那些亘古不变的文字，我们剥去历史的尘埃，努力去进行一番别开生面的追寻。渐渐地，我们仿佛抓住了武威从远古走来时飘动在时空中的一角衣袖，我们听到了它在两千多年前的心跳。这里送走过张骞西行的身影，也留下过霍去病征战的足迹；但我们更愿意透过那身影和足迹，去追寻汉民族在此拓展的痕迹。

河西归西汉管辖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21年设置武威、酒泉二郡。公元前111年，又分两郡部分土地，设置张掖郡和敦煌郡。武威郡治在现在的民勤县东北，酒泉郡治在现在的酒泉市，张掖郡治在今张掖市西北，敦煌郡治在今敦煌县西。河西四郡共辖35县。此后，汉朝便开始向河西移民。这些移民实际上都是被武装起来的农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民军团。

司马迁《汉书·武帝纪》载：“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从河套到甘肃西北部一带的屯田士卒有六十万之众，这也正式揭开了中国西部屯田史的序幕。

汉代徙民屯田，政府给予各种政策优惠， “徙民屯田，皆予犁牛” 。没有收获之前，还“予冬夏衣廪食” 。这些措施，在当时是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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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河西移民来自全国各地。霍去病远征匈奴后， “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武帝时， “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 ……乃徙贫民于关以西” ，与贫民同徙者还有一部分罪徒或戍卒家属及自愿移入者。专家估算，终西汉一代，河套徙民估计约百万。而与河套同步开发的河西地区也原有居民28万人之多。这样，一百多万人共同开发了河西地区。

移民到河西后按照军事编制进行管理。按其职责有田卒、守谷卒、河渠卒等。汉政府还设置了一系列的官职，如农都尉、护田校尉、候农令、守农令、劝农椽、仓长、仓佐等，以便于屯田管理。农民军团拿枪又种地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农民一边劳作，一边又时时惦记着别在腰间的刀或插于地上的矛。这些被武装起来的农民，在帝国疆域的最前沿，已于浑然不觉中担负起了开发河西、保家卫国和接纳外来文化的使命。汉代也因此而牢牢巩固了边疆，创造了盛极一时的文化。

在武威，让人联想得更多的是秦汉时活跃于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史记·匈奴传》是这样描述匈奴人的历史的：“自淳维（匈奴的祖先）以至头曼（匈奴人的单于），千岁有余，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士能弯弓，尽为甲骑，其时宽则随畜射猪禽为生业，急时则人习战攻以侵伐。 ”从中也不难看出，移民河西的数十万农民军团，已很接近匈奴的习惯了——平时，耕作自给自足；战时，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匈奴对汉朝的进攻，河西移民往往首当其冲。农民军团需要时时防范来自汉帝国外的匈奴的进攻。

汉初对匈奴的战争屡屡失败。汉高祖时，为解白登山之围，首采和亲之策。于是，刘汉宗室的娇美公主，以和亲之名不得不西行远嫁。汉文帝时，匈奴赶走了生活在河西一带的大月氏，占据了武威和整个河西走廊，空前强大起来。但到了汉武帝时，这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再也不愿将帝国的和平希望寄托在女人的胸脯上了。于是，战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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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记载，仅在河西地区，汉武帝向匈奴发动的战争就有十余次之多。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霍去病于公元前121年指挥的河西战役，这一战给匈奴以沉重打击，汉朝收复了河西地区。

当年的河西之役，使匈奴远离了河西走廊。但游牧民族的离去，并不意味着游牧业在此的消失。决定性的因素不是某一类人，地理条件决定了游牧生活的产生与存在。《汉书·地理志（第八下）》中说：“地广民稀，水草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这就是说，汉朝的农民军团在武威并不是完全从事农耕生产，而且还从事畜牧生产。否则，就不会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记载了。直至今天，在武威的一些山区，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人过着半定居的游牧生活。

表面上来看，这仅仅是一个农耕与游牧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所蕴含的是有着不同生活习惯的两个民族之间的一种文化的交融：数十万农民军团不仅学会了放牧，而且还将中原的农耕文明带到了河西。一手拿枪，一手握锄，既是这片土地的开拓者、经营者，又是这片土地的管理者、保卫者。他们的存在巩固了西汉中央王朝对河西的有效政治管理，也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创造了条件。这也正如著名学者余秋雨所说，一切军事角逐不过是文化冲突的表象罢了。

一路上，我们还能看到当年汉朝为防范匈奴而修筑的长城。一个多世纪以前，瑞典地理学家、知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经古老的丝绸之路，自新疆横穿甘肃全境，到达西安。他不无感慨地说，丝绸之路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主要的纽带。旅途中，斯文·赫定看到了长城，并对其作了其极为精彩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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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像一条找不到头尾的灰黄色长蛇，伸展在大漠之中，它已经完成了保卫中原帝国抵御北方蛮夷入侵的历史使命。我们看到路边矗起的无数烽火台，它们是已逝去的辉煌时代的默然无声却又是雄辩有力的见证。烽火台一座接着一座，心跳一般有规律地隐现在道路的尘土和冬天的寒雾之中，似乎铁了心要和事物消亡的法则抗拒下去，尽管经历了多少世纪的沧桑，却依然挺立在那里。

斯文·赫定眼中的长城，是深刻而让人感动的；他对长城的描述，也是深情而睿智的。

作为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长城两侧发生过的战斗难以数计。很多人将长城仅仅看成是一道军事防线，认为它的存在阻碍了城内汉族与城外各少数民族的交往，甚至将它视为汉族保守封闭性的象征。

今天，当人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些斗争时，就不难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一种碰撞、冲突与交流，进而形成两种文化传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